楚兴襄阳六百年

宜城楚皇城城址（资料图片）

□王先福

楚国是周代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在周成王封熊绎子男之田后立国，随后迅速壮大，发展为“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的东周泱泱大国，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襄阳是楚国的发祥地，楚国以这片土地为中心在两周的舞台上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就让我们以最新的出土文献结合考古资料来梳理一下楚族、楚国的发展历程与襄阳的关系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出土于国内流散到境外的战国竹简，其中的《楚居》篇第一次以出土文献的方式详细记录了历代楚君的世系及建都之地，这也是目前最新、最完整的研究楚王世系及都城的实物资料。该篇从传说中楚的先祖季连开始，一直到战国中期的楚悼王（前401年—前381年），包括23位先公先王及其建都地点、迁徙原因，基本与《史记·楚世家》等传世历史文献和相关传世、出土青铜器铭文记录相符。

据《楚居》记载，楚人的先祖季连“初降于騩山”，娶盘庚之孙妣隹，生郢伯、远仲，居京宗。“騩山”即今河南新郑西南的“大騩山”，因季连为部落首领，居地又名京宗，其妻子为商王盘庚之孙，处商代中后期。记述中将季连作为楚之先祖也进一步说明了楚族来源于中原。

到穴熊后期时，他率领部落迁徙，居地仍称京宗。穴熊即《史记·楚世家》等历史文献记录之鬻熊，是楚国历史上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被楚人尊称为始祖，曾为“（周）文王师”，但未见其参与周武王伐纣的记载，证实其时已不在人世，则鬻熊的时代在商末。“穴熊娶妻妣疠”，“疠”即厉，是位于今随州厉山一带的诸侯国，其妻为厉国女子。此时，鬻熊居地虽仍称“京宗”，但已非季连时期的“京宗”了。再结合后世熊绎居地和楚、周的关系来看，该“京宗”大致位于今陕东南、豫西南的丹水流域。

“（妣疠）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疠宾于天，巫咸该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丽季即《史记·楚世家》中的熊丽，因剖腹生产，致使其母妣疠死亡，人们用“楚”（即荆条）捆扎其身体，该部落因此得名为“楚”。熊丽生熊狂，仍居京宗。此“京宗”之意或许为“荆山之首”。

《楚居》篇并未提到丹阳，这与传统文献之楚早期都城名“丹阳”有较大差别，可能正因其处丹水之阳才为后世指称“丹阳”，公元前312年著名的秦楚丹阳之战就发生在此地。

至熊绎时，周成王（前1043年—前1021年）封以子男之田时，让鄀人占卜迁到“夷屯”，并修建祭祀祖先的“楩室”（相当于后世的宗庙），建成后又偷窃鄀人的小牛祭祀。可见当时的楚国国力较弱，国境离鄀较近，该“鄀”应为下鄀，处陕西商密附近，正在丹水流域。熊绎时条件艰苦，“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也正是由于其时楚离周都较近，周楚关系尚好，才有成王时“周公奔楚”避难的故事发生。

其后只至熊渠时期，《楚居》记尽居“夷屯”，此“夷屯”或有所迁徙。据《左传》《竹书纪年》等文献和《令簋》《过伯簋》《墙盘》等传世青铜器铭文记载，周成王之孙昭王（前995年—前977年）分别于十六（前980年）、十九年（前977年）涉汉伐楚，第一次取得了胜利，第二次则“丧六师于汉”，昭王死于汉上，证实昭王征伐之楚国已处汉水之南。1977年陕西凤雏建筑基址内发掘的卜甲中有3片与楚有关，分别为“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即截获的意思）”、“楚伯乞今秋来，即于王，其贼”、“其惩楚”。前2片的内容均记载楚国内部发生夺位之争后，楚嗣子或国君请求周王调停，但占卜结果是周王要囚禁嗣子或杀掉国君，可能由此导致周、楚反目，周王伐楚；第3片的卜辞意思比较明确，就是要惩罚楚国，楚人或许因此迁徙到了汉水以南。据考古地层关系判断，出土上述3片甲骨文的灰坑时代下限为周昭王末期，再结合《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周昭王十六年（前980年）涉汉伐楚的情况看，楚国迁徙于汉水以南的时间很可能在周昭王元年（前995年）至十六年（前980年）之间，其时或许熊绎已死，楚君为熊绎之子或孙。而河南新蔡葛陵楚墓竹简中直接提到“昔我先出自颛顼，宅兹沮漳，以徙迁处……”，也说明西周早期的楚国居于沮水、漳水流域。我国历史地理学家石泉先生认为古沮、漳水即今蛮河，在南北朝以前称夷水，“夷屯”很可能就处夷水旁。由此分析，至迟在周昭王后期，楚人已到了今蛮河上游的南漳东北部荆山一带。早期由于条件的限制，楚人在荆山艰苦创业，物资匮乏，仅有苞茅进贡周王朝用以缩酒。

西周晚期，熊渠向东拓展到了蛮河上游偏中游一带。熊渠积累了一定的力量后开始对外扩张。《史记·楚世家》载：“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时，暴戾，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庸为当时的诸侯国，在今湖北竹山县一带，杨粤多认为即今江陵、天门间的古阳水流域的越人，句亶在今江陵一带。从近年在湖北随州安居、河南南阳夏晌铺分别发现西周早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鄂国高级贵族墓地分析，西周早中期的鄂国在随州安居为中心的地域，向西或可到达汉水东岸，周夷王时，因率领东淮夷、南淮夷叛周被灭，其后遗族就迁移到了河南南阳，即后来的西鄂。熊渠趁鄂地空虚攻伐占据其地，并封中子红为鄂王，该鄂王城或许就是今襄州、枣阳交界处的黄龙镇楚王城。到周厉王时，熊渠去掉几个“王”的封号，并退回到了蛮河上游的楚国本土。

熊渠之后，楚国公族内部的矛盾较多，经常出现相互倾轧的事件，导致楚国作为不大，国境范围也没有实质性突破，到若敖、蚡冒时仍是“土不过同”的小国。其地理位置基本处今宜城南、钟祥西北、荆门东北区域。蚡冒“始启濮”，即开始进攻汉水南岸山区的少数民族，以扩展疆域。楚国在这一较长历史时期的创业，培养了武王的雄心壮志。

至武王熊通，其地在今宜城平原上，因居地人口增长，“围疆浧之波”拓展水域面积用于居住，经改造的住地称“郢”，其后楚都便以郢都称呼。武王以后楚王世系与文献记载一致，所居的都城也不断迁徙，有的甚至来回重复多次居住，但其地主要在以宜城平原为中心的地域范围内。直至《楚居》记载结束的楚悼王（前401年—前381年）后期，楚都才迁到了江汉平原。

正是依托宜城平原上的根据地，熊通开始东扩征服随国，并要随国代向周天子尊楚爵号未果后，于其在位第三十七年（前704年）自尊王号，开诸侯称王之先河。他先后灭掉了汉水以南的众多小诸侯国如权、罗、卢等，逐步统一了汉水中游，并最早设县治理国家。楚文王继承其父遗志，开始渡过汉江北上，先后灭掉了汉水以北的申、息、邓等诸侯国，将南阳盆地纳入了自己的版图。之后楚成王先击中原、后攻淮域，与当时先后称霸的“春秋五霸”之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晋文公公开叫板，其功绩不在当时的“霸主”之下。楚庄王更是观兵周郊，问鼎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最后一霸，使楚国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春秋晚期，吴楚大战，楚郢都陷落，楚国几近灭亡，在秦、随的帮助下，楚昭王得以复国。到战国早期，楚国的发展方向仍是淮河流域与中原，这期间，楚国灭掉了上述地区的多个小诸侯国，版图进一步扩大。战国中期，楚国郢都南迁后，其部分精力已开始放在向南的扩张上了，加上三晋和秦的渐次强盛，楚国逐步走向衰落，直至被秦所灭。

楚国在西周早期立国后不久到战国早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先后以今南漳荆山东北部、蛮河上中游到蛮河下游的宜城平原为根据地，其地域均在今襄阳地区，如果从周昭王在位（前995年—前977年）中期算起，到楚悼王在位（前401年—前381年）中期结束，前后长达600年，这也是襄阳作为楚国发祥地和壮大地而逐步兴盛的600年。

公元前279年，秦国军队从关中过武关，经汉水上游到达南阳盆地占领楚邓县（今高新区邓城城址），越过汉水占领曾经的楚都鄢郢（今宜城楚皇城城址），进而南下在公元前278年占领楚郢都（今江陵纪南城城址），迫使楚迁都陈（今河南淮阳陈城遗址）。在此过程中，襄阳实际上又成为秦攻楚的跳板。可以说，襄阳地区在楚国的发源、壮大和衰落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作者系襄阳市博物馆馆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