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31年12月27日起到1836年10月2日,达尔文在“贝格尔号”(小猎犬号)上经历了将近5年的航行。对达尔文来说,这次航行经历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其决定性的影响在他一生中占有突出地位。
贝格尔号为适应考察的使命而由武装双桅船改装成三桅科学考察舰。这艘船非常破旧,本来需要彻底重建,船上的膳宿设备极差,达尔文的航行旅程远称不上“舒适”二字。贝格尔号环行了整个地球,并曾在佛得角群岛、南美洲、加拉帕戈斯群岛、塔西提岛、新西兰、澳大利亚、毛里求斯和南部非洲等地停泊。当贝格尔号沿着南美海岸向南航行时,达尔文注意到生物变种是怎样随着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变化的,在南美洲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考察对达尔文尤为重要。这个群岛可以看作是活的进化实验室。在那里,尽管生活环境条件基本相同,但变种和生殖隔离却在各个岛上产生了各自特殊的新物种。航行结束后,达尔文根据他的日记和笔记中的材料,写出了几卷关于地质学及其他方面的著作,其中《在贝格尔舰上的航行》一书一经出版便成为热销图书。
达尔文常常把这次航行称为是对心灵进行的“第一次真正的训练或教育”。贝格尔号航行不仅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提供了深厚积淀,也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
17岁的开普勒在蒂宾根大学学习期间遇到秘密宣传哥白尼学说的天文学教授麦斯特林(Michael Maestlin,1555.09.30-1631.10.20)。在他的影响下,开普勒很快成为哥白尼学说的忠实维护者。29岁时他来到布拉格成为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1546.12.17-1601.10.24)的助手,继承了第谷平生积累的观测资料,成为第谷事业的继承人。
开普勒用很长时间对第谷遗留的观测资料进行分析。开始他认为行星作匀速圆周运动,经反复推算发现,对火星来说,不能算出同第谷的观测数据相一致的结果。虽然轨道直径误差最大也只有8′,但他坚信观测结果,认为火星可能沿椭圆轨道绕太阳运行,太阳处于焦点之一的位置。正如开普勒后来所说:“就凭这8′差异,引起了天文学家的全部革新。”接着,他又发现虽然火星不是匀速运动,但单位时间里,向径(太阳中心到火星中心的连线)扫过的面积却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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