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称希腊还是言必称中国】系列文章之（二十一）
在希腊旅游，感受辉煌的同时，也经常陷入一种矛盾。那么多具有现代气息的内容，本应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却被无情的淘汰，并长期被漠视，甚至无视，怎能不令人遗憾。其中最大的困惑莫过于古希腊民主制度的消亡。
民主可以有各种层面的解读，以社会现实为基础，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等等，不过民主绝非从天而降或与生俱来。自由商业决定了必须遵从自由、平等、公正等交易原则，相应的原则延伸到政治体制中，构成了民主制度的基础。这是正常的顺序，不能相反。商业自由是民主制度诞生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商业自由对于社会整体来说很难保证完美，由种种弊端引发的连锁反应也会体现在民主制度之中。
古希腊民主制度的缺陷常被人提及，并非全民民主是最大的硬伤。以雅典为例，全盛时期，自由公民的总数，包括妇女和儿童，约有9万人，而男女奴隶约有36万人，还有其他身份的人，如外邦人等等加起来约有4万人。全权公民仅指自由民中的成年男子，总数在三四万人。所以如要享受民主，必须仰赖命运的安排。先要投胎于公民家庭，性别也不能搞错。而以当时的经济基础，民主的范围无法扩大。如果扩大，等于雅典城邦自毁前程。
另外就是民主暴政，典型的例子是哲学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之死。当年苏格拉底以煽动青年、污辱雅典神的罪名当众受审，处以死刑。后世的争议在于审判过程符合程序正义原则，但是伟大的灵魂工程师却被处死了，因此产生悖论。这起事件已经被无数学者用解剖刀似的分析来回梳理过千百遍，没有答案的故事最迷人，只是翻新的难度越来越大。
还有民主制度最终没能制止道德上坏人的产生，后来演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派系倾轧。陶片放逐法逐渐沦落为一派排挤另一派的武器，民主精神消散，效率越来越低。等到要用真刀真枪来决定城邦命运时，破碎的陶片不能再被废物利用，而是彻底成为废物。
古希腊后来臣服于马其顿，能不能下这样的结论：君主制必定战胜民主制。就像因为希波战争，可以得出民主制必定战胜君主制一样。其实两个结论都似儿戏，是自说自话。有人说马其顿后来被希腊同化，因此不能说是古希腊的失败。事实上，在希波战争中最被人称道的民主制度，甚至被认为是取胜的主要原因，却被马其顿以及后来的政权踩在脚下，弃之不用，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所谓的希腊化，是剔除民主的希腊化。民主这件利器怎么时而有效、时而失效呢？
古希腊的失败及民主的消失过程非常简单。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意外去世，希腊城邦认为获得了反抗的机会。公元前335年古希腊城邦之一的底比斯谣传亚历山大去世，起兵欲摆脱马其顿统治，其他城邦纷纷响应声援。亚历山大闻讯后，挥师南下。底比斯人具有反抗精神，拒绝投降。亚历山大强行攻入，将全城夷为平地，杀死6000多人，幸存者全部被卖为奴隶。这个20岁年轻人的所作所为，比波斯人还狠辣。其他希腊城邦吓得肝胆俱碎，斗志全无，结果再次俯首称臣，开创视生命高于民主、自由、独立、平等的先例。亚历山大也立刻停手，宽以待人，既往不咎，留下些驻军后撤兵返回，从此成为全希腊的领袖。亚历山大的手段好像不是亚里士多德所传授，后来的路数跟圣人王政也没有关系，而是典型的强权行为。
希腊城邦的失败表明其战斗力不如马其顿，以前的军事优势不复存在。希腊城邦更擅长海战，发展海军保护海上商路和港口安全，获益最大，相比之下缺乏大规模陆战经验。斯巴达等城邦的陆军看似强悍，不过在更大范围内比较，只能算是耗子扛枪窝里横。反观马其顿是农民出身，种粮蓄兵已积攒多年，步兵方阵更是无敌，取胜在情理之中。从生产者的角度看，就是种粮的人在陆战中击败了榨橄榄油、酿葡萄酒的人，不需要通过商品交换，打赢就通吃。对此加以引申，从农业生产对军事力量的影响来看，就是粮食作物战胜经济作物。这种现象在农业社会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游牧击败农耕也是家常便饭。
希腊城邦的臣服并没有立刻完全摧毁其辉煌。在希腊化时代，诸多事业都在延续，并取得进步，甚至局部小孩子过家家式的民主还能维持，只是在军事政治上无法保持强势而已。由此回想，如果希波战争的胜负结局倒转，估计也是波斯帝国很快解体，占领古希腊的波斯人被希腊化。历史肯定会被改写，但是最多也就改写百年，之后的故事还是老套路，因为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还不足以变换出新花样。这样的结果可能是不会出现伯利克里时代的辉煌，但是也许会出现另一种辉煌。那么君主制与民主制到底谁更有优势呢？
君主制、寡头制、民主制是权力设置的不同方式，在中国古代不存在争论孰优孰劣的问题，因为只有君主制，印度、波斯与中国情况相似。从古希腊城邦到罗马帝国的进程中，民主制最先被淘汰，随后是寡头制，最终被保留的是君主制。几大早期文明区域在权力设置上最后同归一路，显示出农业社会发展的某种内在规律。
人类虽然是社会性动物，但在早期无所谓管理权。后来部落氏族生产力提高，人口增多，问题相应增加。对于人民内部问题，不宜用武力解决，对话沟通是主要方式。由于立场不同，道理往往说不通，因此需要一位大家都信服的人来做裁决，于是出现了智慧型首领（区别于其它生物的力量型首领）。后来又发现，多听首领的话，不仅解决问题，还可以提高生产，合理公平，促进和谐，于是大家决定，首领不用从事生产，专职管理，他的生活所需由大家供给，甚至可以高于平均值，这就是管理费用。再后来的故事就出现私有制，出现不同的社会阶层，管理费从实物逐渐演变为货币，首领的权力越来越大，有的腐败变质，在人们自愿缴费的基础上又添加被迫缴费。首领演变为领袖和领导集团，管理的范围更加广阔，几乎无所不包。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有高有低，人民群众有赞有怨。管理费则一直缴纳到现在。另外，抗击入侵不能一盘散沙，所以集体安全问题也是促使领导出现的重要原因。如果实力强大，领导集团带领普通民众又成为可以对外实施暴力的利益共同体。这样的实体就是国家的雏形。
国家是能够实现群体共同利益最大化的高效组织，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必然产物。通过掌握国家的管理权，部分人可以获得超额利益，因此对管理权的争夺日趋激烈，管理权可简化为权力。由此引发出一个大问题：权力的设置与制约，就是常说的政体、政治制度，可简称为政治。不同地区因自然条件差异、发展程度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政治制度。
权力出现的本意是为了保证效率和公平，但是节外生枝，由于权力不能彻底解决社会差异，再加上权力滥用，在某些方面造成效率低下和更大的不公平。于是在权力及私有制形成的过程中，社会逐渐形成一种行为规范，就是道德，善恶由此登台。道德一般具有约束性，不带强制性，于是又产生法律。
道德和法律系出同源，内容有交叉，也有差异，自成体系。在大方向上法律和道德有一致性，但是在具体操作上也有不合拍的部分。法律是权力的外延内容，带有约束性、强制性，经常与普通民众的利益相悖。另外法律和道德都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所以对于新生事物都有滞后性，也是引发社会冲突矛盾的起因之一。世界现存最早的法律资料，纪录于公元前二千多年前两河文明的泥板上，之后该地区的《乌尔纳木法典》、《汉莫拉比法典》都是人类早期立法的尝试。至古希腊时代，法律已经成为维持社会运转的基本保障了。
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就是经过以上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演变之后，某些城邦在生产、技术、商业、军事、政治、宗教、法律、道德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发展到某个阶段出现的一种权力设置方式。但是从地域资源和人口数量方面观察，这种民主制度极为娇嫩和脆弱，存在诸多弊病，也充满了各种恶，始终处于弱稳定和弱平衡状态，稍有风吹草动，便会遭受重创。社会发展的很多变化都会让其面临灭顶之灾，导致经济军事衰落，最终一切化为乌有。马其顿兴起之前，古希腊其实已经病入膏肓，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既不能保证城邦内部正常运转，继续提高生产，又不能制止城邦间无休止的战争，维持安全环境。所以同其它所有制度一样，只要不合时宜，就难逃被抛弃的命运，其中的优秀部分必须遇到合适的土壤，才能重新生根发芽。
美人迟暮，英雄末路。与古埃及、波斯帝国灭亡相同，古希腊整体逐渐消失也是历史的进步。毕竟爱琴海太小了，当人们的生存空间扩大至整个地中海时，因自然条件变化，社会内容必然随之改变。如果将眼光放得更加长远，这种貌似退化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战略性退化。它不是简单的个人作为，而是复杂的整体行动，就像统一后的分裂一样，都是在为后来的进化做必要的铺垫。正如荀子所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的进程有时不会顺应所谓当时多数人的选择，更不会顾及后人的情感好恶，经常接纳适时的暗淡，同时抛弃过气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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