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台北的内陆游客，对那里的街道名称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成都路、贵阳路、宁波街、绍兴街、哈密街、兰州街……台北城犹如一块精致的布料，几乎把我们那些熟悉的城市都镶嵌其间，星罗棋布，璀璨夺目。正因此，龙应台女士才将台北比喻为一张中国地图。
其实，创造这一历史景观的，跟一位名叫郑定邦的上海建筑师有关。
1945年，日本战败，将台湾岛奉还国民政府。伤兵可以连夜转移，然而几十年统治留下的痕迹却不可能在朝夕之间抹除。日本兵撤退后的台北街道，依然散发着浓郁的樱花气息。
台北车站在那时叫“日本驿”，总统府叫“总督府”，圆山饭店叫台湾神宫。而从总督府通往神宫，又一条笔直的大道，日本人名之曰“御成大道”。
不消说，国民政府接管台北城，当务之急，自然是给道路重新命名。这是一项历史大工程，路名不仅关乎群体记忆、文化认同，还包涵了政治意蕴。如各地常见的北京路、复兴路、解放路，便是一个个宏伟的历史罗盘。
国民政府从上海派遣了建筑师郑定邦前往台北，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民政处营建局任职。这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技术官僚，生前并未留下传世名作，然而，却是他，将台北街道引进了时空的纵深处，激起后人的无限遐思和不尽感慨。
其实，在1945年——即郑定邦到台北的前一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即公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发扬中华民族精神”，是重新命名的最高原则。原则可谓简洁明了，如何将抽象的“民族精神”具化为一目了然的路标，是摆在郑定邦面前的一道难题。
这是一项替后人承担的、并不轻松的历史工程。幸运的是，郑定邦苦思冥想，终于在某一瞬间开悟了，并且十分潇洒地一气呵成。
“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在龙应台笔下，郑定邦淡定自若，游刃有余，仿佛一个老练的手术师，面对黄河青山砰砰跳动的心脏，不惊不慌，一锤定音。
于是乎，假如你今天把台北地图摊开，以中山路为纵轴，以忠孝路为横轴，画出一个十字坐标，一幅鲜活的中国地图便神奇地铺展在眼前——在左下角即西南面，躺着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而东北角则藏着吉林路、辽宁路、长春路，哈密街自然在西北角，宁波街、绍兴路必相邻不远。
因此，到台北旅游，只要你熟悉中国地图，根据街名，往往就能判断方位。在一座古城串街走巷，恍若穿梭于大江南北的名城，脚下是陌生的土地，眼前是熟悉的路标，现实牵系历史，此岸映照彼岸，多么奇妙的穿越之旅。
这项命名工程堪称郑定邦一生最辉煌的杰作，华夏风采跃然纸上，一场旷世惊天的历史风云亦戏剧般埋伏其中。
那么，郑定邦的灵感从何而来呢？解释起来并不复杂。
熟悉上海的人都知道，以中国省份和城市命名，是上海街道的传统——南北纵向用省份，如浙江路、山东路是直的；而东西横向则用城市，如成都路、福州路便是横的。当然，也有一些例外。
台湾建筑学家李干朗曾与郑定邦相交，他认为，郑定邦来自上海，可能是依循家乡的传统。
那么问题来了，若追根溯源，谁是这个传统的开创者呢？这就不能不提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
1862年，美租界并入英租界，租界内的街道得重新命名，结果各方议论纷纷，各执己见，名字只有一个，若争持不下，乃至剑拔弩张，恐怕要引起内讧。这时候，需要一位深孚众望者挺身而出，居中协调。
而麦华陀可说是不二人选。他的国家——英国，率先轰开中国的封锁大门，英国领事馆在上海时间最长，资格最老。而他本人也是有胆有识，敢做敢当——1868年，扬州教案发生，多名传教士受到威胁和伤害，麦华陀当机立断，直率70多艘军舰横列在长江南京段，向朝廷施压。军舰虎视眈眈，迫使总督曾国藩将扬州知府撤职，重申保护教会。可见，这位英国领事绝非等闲人士。
就在各方争得面红耳赤时，麦华陀心生一计，他制定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用镇定而公允的口吻劝服众人：谁都别吵了，合并的租界既不用原来英租界的街名，也不用美租界的街名，干脆就用中国地名来命名。
这下好了，谁也不占便宜，此话一出，应者云集，争端终于消弭。而“用中国地名命名街道”的思路亦如染料一般在上海街巷间渲染漫延，春来秋去，直至渲染出一张洋洋大观的中国地图。
也许连麦华陀也会感到惊讶，传统的生命力是如此顽强，经时间和世代的滋养下，最初确立的规范就会像种子一般扎根发芽，开花结果。麦华陀更不会想到，借助郑定邦的生命阅历，这朵花会漂洋过海，盛开在遥远的台北城的街头巷尾。
从英国领事麦华陀到上海建筑师郑定邦，再到台北寻常巷陌的小孩，一张中国地图赋予他们奇妙的历史缘分，呈示了家国命运的不由自主和不可预测，也在显示，即使风潮跌宕起伏，风云变幻万千，文化传统一旦融为寻常生活的一部分，便具有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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