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故事是中国流传最为广泛、影响最大的四大民间传说故事之一（其他三个分别为《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这个故事又与“七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今年的“七夕”来临之际，我们不妨细细梳理牛郎织女故事的来龙去脉。
织女和牛郎的名字和织女星、牛郎星有关，织女星在天文学中被称为天琴座α，是天琴座中最明亮的恒星，在全天排名第五，是北半球第二明亮的恒星，仅次于大角星，它也是太阳附近最明亮的恒星之一；牛郎星也就是牵牛星，在西方被称为天鹰座α，也是排名全天第十二的明亮恒星，比太阳要大1.6倍，亮10.5倍。
星宿神话
一般认为，织女和牵牛的名字来源于《诗经》，《诗经·小雅·大东》写道“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此诗距今已有至少2700年以上的历史，可见那时牵牛织女双星都已在人们的咏唱之中，但是如果仔细考察，这个来源其实未必最早，在《大戴礼·夏小正》中有：“七月，初昏，织女正东乡。”这记载了织女星出现的时间是傍晚，方位是正东。
《夏小正》撰者无考，通常认为成于战国时期，但也有人说它来源更早，反映的是夏代的历法。研究者指出，综观《夏小正》所记星象，有天空明亮的织女、南门以及最显眼的天河，而二十八星宿还没有形成概念，只出现了参、辰、昴这几颗亮星，从中可见《夏小正》即使未必就是记录夏代的天象，但时代之古显而易见，日本学者能田忠亮曾经将《夏小正》星象分类作分析、计算和比较，得出结果是极大部分天象属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
这么看来，织女被中国人所认识所记录，应当在比《诗经》时代更早至少千年，但是，此时的织女和牛郎（牵牛）其实是各自独立的星宿，彼此之间并没有夫妇的关系，牛郎织女故事更多的是星宿神话。 有学者指出，历史文献最早记载牛郎织女是夫妇的，应该是《文选·洛神赋》李善注引曹植注，该注称：“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此注作者不详，严可均《全三国文》作曹植自注）。”西晋张华的《博物志》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 ’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竞不上岸。”叙述中牵牛与织女有一定的关联，但并非夫妇，直到南北朝时代任昉的《述异记》中才记载道：“"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乃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织成云雾绢缣之衣，辛苦殊无欢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为妻，自此即废织纴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一年一度相会。”因而相关学者认为：牛郎织女故事的产生可能在西汉，但完成却是在汉末魏晋之间。
但事实上，极大可能成于东汉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其中已隐含牛郎织女为夫妻的含义。也是东汉的应劭《风俗通》逸文记载：“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注：脱毛），因为梁（注：桥）以渡织女也。”也反映出此时牛郎织女故事已初步形成，并出现了鹊桥概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与七夕习俗相结合。
牛郎织女和“天鹅”
由上述可见，牛郎织女故事见诸文献的时间和民间流传的时间存在不一致，在笔者看来，这是因为文献的记载通常总是落后于民间口传故事的。从牛郎织女故事的人类学原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说到底其实际上是一个天鹅处女型故事。
我们注意到，后世牛郎织女故事的前半段牛郎盗走下凡沐浴的织女的天衣强留织女在人间并与之成婚的这一部分往往为雅文字所避而不述，这段在后世看来存在很多类似“偷窥”、“窃取”“逼婚”等不完美不靠谱元素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牛郎织女故事与天鹅处女型故事的关联，从中我们或许可以探究牛郎织女故事在民间更早的起源，而关于其中的内涵，也并不能简单地以现代的伦理观念来进行贬低。
所谓天鹅处女型（Swan-maiden type）故事，通常是指人间的一个小伙子与化身天鹅或白鹤等鸟类飞到人间的仙女结合为夫妻的民间故事（这是狭义范畴，广义者涉及的动物更多、内容更宽泛，粗略统计就包括了鱼、田螺——田螺姑娘、青蛙、老虎、龙——柳毅传书故事后半部分），是全世界流传非常广泛，历来为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所重视的故事类型。英国民俗学家夏洛特·班尼(Charlotte Sophia Burne)在1914年出版的《民俗学手册》（The Handbook of Folklore）一书附录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中的第3种型式就是天鹅处女型故事，被标为母题D361.1，具体又演变出AT313A“女子帮助英雄脱险型”和AT400“寻找失踪妻子型”，享誉国际民间文艺学界的我国知名学者丁乃通教授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也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故事型式在中国的分类。
这个故事类型反映了夫权小家庭的产生、跨界婚姻的禁忌等等人类学背景，在我国各民族民间广泛流传。从上世纪搜集、整理的情况看，晋代干宝《搜神记》中的《毛衣女》故事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关于这一型式故事的文献记载，敦煌石窟中发现的、题为唐代句道兴撰的《田昆仑》故事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见诸文献记载较早和较完整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从民间口头传说看，彝族的《大雁姑娘》、达斡尔族的《从空中飘下的仙女》、傣族的《召树屯和兰吾罗娜》（即拍成电影后让唐国强老师枉担“奶油小生”之名多年星路坎坷的《孔雀公主》）与《宝扇》、壮族的《孤儿》与《鸟眼田》、苗族的《天鹅姑娘》和《天女与农夫》等都属于比较典型的天鹅处女型故事，而在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以外，汉族的牛郎织女故事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
天鹅处女型故事起源极早，日本有学者甚至认为可能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我国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型式》中，就已经将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概括为“牛郎型”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搜神记》中的“毛衣女”或者“天鹅处女型”的民间传说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和牛郎织女是彻头彻尾不相干的后来添附的内容，在口头传说中，这反而很可能是一个时间更早的渊源。
文献诗歌
回到文献角度，牛郎织女故事大体成型之后，唐代的宋之问、杜甫、杜牧等都有关于牛郎织女的美丽诗句，到了宋代，牛郎织女故事在文献上的思想性又迈进了一大步，这主要体现在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此词议论和抒情水乳交融，流畅潇洒却又婉约蕴藉，读来让人回味无穷，特别是末二句超凡脱俗。无怪乎金庸先生在《书剑恩仇录》中，将其作为陈家洛与香香公主定情的契机之一，信手拈来，妙笔生花。
总体来说，从对故事文本的诠释角度看，无论是同情牛郎织女相爱却分离的际遇，赞颂他们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还是反抗封建家长压迫的同理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和原始故事都有一定的疏离，但是，这些诠释都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现实和百姓的心理，注定会和故事本身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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