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周恩来总理已经清醒估计到自己的生命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6月9日，是贺龙元帅含冤逝世六周年的日子，中央军委准备在八宝山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贺龙家属虽被通知参加仪式，但要求对外保密，提出“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这是6月6日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的。
贺龙长女贺捷生在6月7日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对这种做法不理解，“百思而不可解，恳请中央补行葬仪，死者虽已无知，生者定能载德。”
周恩来看信后立刻给毛泽东写信：“……今得贺捷生同志此信，特送上。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毛泽东当天即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
接到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决定：要开追悼会，要送花圈，要奏哀乐，要登报，要通知亲友参加。因此，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准备悼词，他自己亲自参加这个仪式。又托人转告贺捷生要她顾全大局，捷生表示：听总理的话。
参加了这次仪式的徐向前元帅回忆说：“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抱病参加的，书写签到时手哆嗦的很厉害。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总理尽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
邓颖超先行打电话给贺龙夫人薛明：“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
薛明回忆说：“我和孩子提前到了八宝山，在休息室里……我听见外面有人叫：‘薛明啊，薛明啊！’接着，门被推开，总理走进来。我急忙迎上去说：‘我在这儿。’总理拉住我的手，又扶着我的肩头，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贺龙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难过呀……’他说着哭出声音来了。……我女儿晓明看到情况不好，怕总理太受刺激，就劝道：‘周伯伯，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啊！’总理听了抬起头，缓缓地说：‘晓明啊，我的时间也不长了！’这时候，我终于控制不住了，在场所有的人也都忍不住了，一屋子的人全都‘呜呜’地哭起来。”
哀乐响起，周总理走进安放仪式的会场，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按惯例是三鞠躬，但现场气氛太沉重了，总理不停地在贺龙遗像前深深地鞠躬，一共鞠了七个躬。二方面军许多贺龙的老部下嚎啕大哭都要给贺龙遗像下跪，被贺鹏飞、贺晓明和工作人员拉住了。仪式现场泪奔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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