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集注》凝聚了朱子的毕生心血，是程朱理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它是“大略本程氏学，通取注疏古今诸儒之说，间复断以己意” [14]而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第一，以程氏之学为主，兼采时人之说。朱熹为《论语》所做的注解之所以称为《论语集注》，原因就在于该书除了朱熹本人的注解外，还大量引用了前贤和时人的注解。据笔者统计，在《论语集注》中，直接提到姓氏的注解有26家521处，另有不知姓氏者15处。这些注解遍布各个篇章。具体分布如下：
《学而》篇，引程子12处，引谢氏、游氏各3处，引尹氏6处，引或曰1处，引马氏、杨氏、洪氏、胡氏、吴氏、范氏、张敬夫各1处。
《为政》篇，引程子10处，引范氏、胡氏各4处，引周氏、吕氏、谢氏、陆氏、马氏、张敬夫各1处。
《八佾》篇，引程子7处，引谢氏、尹氏、杨氏各5处，引范氏4处，引或曰2处，引李氏、黄氏、吕氏、苏氏、吴氏、游氏、赵伯循各1处。
《里仁》篇，引程子8处，引谢氏、胡氏各4处，引尹氏、范氏各3处，引杨氏2处，引或曰1处，引孔氏、吴氏、游氏各1处。
《公冶长》篇，引程子13处，引谢氏、范氏、胡氏各3处，引苏氏2处，引或曰2处，引吴氏、张子各1处。
《雍也》篇，引程子17处，引谢氏3处，引尹氏、范氏、杨氏、胡氏、吕氏、张敬夫各2处，引张子3处，引或曰1处，引洪氏、侯氏各1处。
《述而》篇，引程子12处，引谢氏5处，引尹氏5处，引晁氏2处，引杨氏2处，引范氏、洪氏、吕氏、苏氏、吴氏、张子、张敬夫各1处。
《泰伯》篇，引程子9处，引尹氏3处，引范氏、杨氏各2处，引或曰2处，引谢氏、苏氏、吴氏、晁氏、马氏、张子各1处。
《子罕》篇，引程子11处，引谢氏3处，引尹氏4处，引范氏、杨氏各5处，引张子、吴氏、侯氏各2处，引马氏、孔氏、吕氏、洪氏、胡氏各1处。
《乡党》篇，引程子、晁氏、陆氏各2处，引谢氏3处，引范氏、杨氏各4处，引或曰1处，引尹氏、苏氏、邢氏、张子各1处。
《先进》篇，引程子8处，引胡氏6处，引尹氏4处，引范氏5处，引或云1处，引王氏、洪氏、杨氏、吴氏、张子、张敬夫各1处。
《颜渊》篇，引程子9处，引杨氏6处，引胡氏、尹氏各4处，引范氏3处，引谢氏、晁氏、曾氏各1处。
《子路》篇，引程子12处，引谢氏、范氏、尹氏各3处，引杨氏5处，引胡氏4处，引苏氏、吴氏各1处。
《宪问》篇，引程子9处，引谢氏4处，引尹氏5处，引范氏3处，引杨氏2处，引胡氏6处，引或曰2处，引李氏、苏氏、洪氏各1处。
《卫灵公》篇，引程子7处，引谢氏、李氏、张子各2处，引尹氏7处，引范氏3处，引杨氏4处，引何氏、苏氏、胡氏各1处。
《季氏》篇，引程子、杨氏、苏氏、吴氏、范氏、胡氏各1处，引谢氏2处，引尹氏5处，引洪氏2处。
《阳货》篇，引程子5处，引张敬夫、李氏、胡氏、尹氏各2处，引范氏4处，引杨氏3处，引王氏、何氏、侯氏、苏氏各1处。
《微子》篇，引程子、胡氏、范氏、尹氏各2处，引张子3处，引或曰2处，引谢氏、李氏、杨氏各1处。
《子张》篇，引程子4处，引谢氏3处，引尹氏4处，引杨氏2处，引苏氏、吴氏、范氏各1处。
《尧曰》篇，引程子1、孔氏、杨氏各1处，引尹氏2处。[1]
合计上述所列，共计536处，其中程子共159处，尹氏67处，范氏54处，杨氏49处，谢氏47处，胡氏42处，张子16处，或曰15处，苏氏12处，吴氏12处，洪氏8处，张敬夫8处，李氏7处，吕氏6处，晁氏6处，游氏5处，马氏4处，侯氏4处，陆氏3处，孔氏3处，何氏2处，王氏2处，周氏1处，赵伯循1处，黄氏1处，邢氏1处，曾氏1处
根据以上统计，可得出如下认识：朱熹引用的注解以程氏为最多，达159处，约占总数的29.5%。其次是程门弟子，如尹焞、范祖禹、杨时、谢良佐、吕希哲、吕大临、游酢、侯仲良八家注解232处，约占总数的43.2%。二者相加达到433处，约占总数的72.7%。再次是时人注解如胡寅、张载、苏轼、吴棫、洪适、张敬夫、李郁、晁说之、周孚先、赵伯循、王雱、黄祖舜、曾几之注解117处，约占总数的21.8%。最后是汉唐古注如孔安国、马融、何晏、陆德明、邢昺之注解13处，约占总数的2.4%。这就清楚地表明，朱熹之《论语集注》，是以时人特别是二程及其弟子的言论思想为主来解释《论语》，这样做的结果，就把《论语》纳入了一种新的经学解释范式，代替了汉魏以来对《论语》的解释，成为宋儒解《论》的代表作
马氏就是马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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