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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肆杂谈

我国古籍浩如烟海,就刻印者的系统区分,除了官刻书、家刻书之外,还有书坊刻书。

书坊亦名书肆、书林、书堂、书棚、书籍铺、经籍铺等。书肆既有指卖书的店铺,又有指刻书的作坊的意思,或二者合而为一,兼而有之,如古籍中的“酒肆”、“茶肆”之谓相同。(也有认为书坊与书肆实际非同一概念,书肆为贩卖书籍贸易场所,书坊则为刻书、售书之地。

汉代

书肆出现很早,西汉扬雄《法言·吾子》有:“好书而不要仲尼,书肆也。”说明民间书肆已开始出现。西汉也有政府组织的包括书籍在内的综合贸易集市———“槐市”。说:“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三辅黄图校正》)

东汉时,随着官府学校生员及民间生徒人数的大增,城市里的书肆多了起来,文献记载生徒到书肆去看书和买书的不少。王充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后汉书·王充传》)说明汉代书肆已经出现并且数量不断增长。这时的书肆功能单一,主要是以销书为目的。

唐代

唐代书肆具有规模大、数量多、种类丰富的特点。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统治阶级的重视术以及社会需求的增加都促进了书肆的发展。《太平广记》的《李娃传》中记载荥阳公子在书肆买书:“娃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

唐代的书肆,进士考试的试卷也在出售之列。唐代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作品加以整理编辑,以卷轴的形式即所谓行卷,在考试之前送呈当时在政治上和文坛上都很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考官推荐,从而增加录取的可能。

这种行卷文也能在书肆中买到。《太平广记》记载,李播任蕲州刺史时,阅读李生的行卷文后发现竟是自己先前应举时的作品,当被追问是从何处得来时,李生答道:“二十年前,实于京辇书肆中,以百钱购得。

雕版印刷书籍价格较贵,导致抄书盛行,也有许多举子以此为生。当时行情大约是,每张纸上面大概抄写四五百字,二三十页纸的价格大概是 2 到 3 文铜钱,即每张纸只需要 0.1 文钱抄资,比购买相类似的书籍便宜得多。

种德堂刻书

唐以后的书肆从其经营范围上说大致有三类:一为单一专项经营。专门刻书或专门著书。第二类为刻书与售书相结合。这种书肆一般前店售书、后坊刻书,亦产亦销。第三类为编、刻、售综合经营。这种书肆一般肆主文化较高。如福建建阳书坊的中和堂、种德堂所刊医书有许多就是其堂主熊宗立自己编著的。这类书肆因其一体化的经营速度快,能使图书及时推向市场,加之书肆主们文化素养高,对市场需求把握准确,因此在市场中有很强的竞争力。

宋代

宋代书肆规模大者拥有许多写工、刻工和印工。也有不少书肆刻书闻名于世,如临安棚北大街睦亲坊陈起、陈续芸父子的经籍铺,杭州猫儿桥开笺马铺钟家,往临安的荣六郎书籍铺等。

书籍在宋金之间可以销行,宋人在宋金互市中曾得到金人刊印的司马光《潜虚》版本,陈振孙藏书中有大定二十七年刊行的《释书品次录》。宋代限制书籍出口,但屡禁不止。因贩书入契丹,获利颇丰,“其利十倍”。

仁宗嘉祐七年(1062),西夏曾拟用50匹马,向宋求太宗御制诗章草隶书石本,及国子监印本《九经》、《册府元龟》、《唐书》。次年,宋以《九经》、《孟子正义》和医书相赠,不愿接收马匹。南宋初,宋夏关系断绝,西夏转而通过金搜求汉文书籍。辽、夏、金翻译与翻印了大量汉文书籍,它与两宋的图书交流虽然有某些法令规定的障碍,但实际上却从来没有停止商业来往。

明代

明中叶以后,市民阶层的兴起,加之书籍从明初以来的免税政策,使社会对书籍的需求量增大而获利颇丰,为书肆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以至书肆遍布全国。主要集中在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山西、陕西、北京等地。

明末闵尔容三色套印本

明万历16年世德堂校刻本《春秋名号归一图》2卷1函2册,冯继先撰,书内收《东坡指掌春秋列国图》1幅

明代以后,书坊为了招揽顾客,扩大销路,更是费尽心机。他们用二色、三色来印刷评点、批注的本子,聘用画工,绣梓美妙绝伦的插图。前者以乌程闵凌二家所刻为著,他们是姻亲;后者则可举金陵富春、世德堂为例。

清代

清朝前期,南北两京、苏杭二州的书市比宋明以来又有发展,并成为全国书籍的交易中心地区。书坊中较著名的如苏州席氏扫叶房、南昌敦化堂、松隐阁等。

南京由于集聚了许多优秀的刻工和有着极其便利的印刷和发行条件,成了许多著名学者如卢文、鲍延博、孙星衍、黄丕烈、顾千里、阮元等人刻印和发行自己著述之地。苏州的玄妙观前更是书坊林立,仅据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记载,便不下五十多家。这些书贾,大都于各地藏书家有着广泛的联系。清初钱谦益独嗜宋元旧刊,则“闻风奔赴,捆载无虚日”。

苏州玄妙观前

从清代每位皇帝的谕旨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民间书肆翻刻小说的风气很盛,所以才会有统治者的三令五申的禁黜。从顺治九年到乾隆元年,历时一百多年,每位皇帝都禁黜小说,但乾隆元年的旨谕中还是“淫词秽说,叠架盈箱”,可见,皇帝谕旨的实际效果是很有限的。因此,统治者的令禁造成小说书目在书肆的不录与小说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形成二律背反。

琉璃厂“中国书店”前身,1940

在书籍流通中,曾发挥过重大作用而值得专门介绍的是清代前期新兴的北京琉璃厂书肆。清初,琉璃厂由于居民增多并逐渐成了一个繁华的集市,于是一些书贾开始与此设摊卖书。康熙以后,由于文化事业的发展,琉璃厂书肆迅速发展,先后建立几十家书坊。《四库全书》纂修期间,清政府曾多次下诏求书,更刺激了各地书商纷纷进京,于琉璃厂设铺售书。

结束

从古代的书肆、书坊,到近现代的书局、书店,虽然名称在不断变化,但其实质内涵并没有发生改变,所肩负的使命非但不曾消减,更有所增益。如今,市场上书店比比皆是,各类书籍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网上书店也十分发达,为我们买书、读书、藏书提供了诸多方便,相比古代,更应激起我们读书求知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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