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浩浩荡荡的诗人队伍中，孟浩然无疑是盛唐初期最著名的一位诗人。
这一时期的唐代诗坛，就具有创作实力的诗人言，其实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断层期。因为在此之前，曾经突破南朝“宫体诗”藩篱，扩大与提升诗歌思想境界和审美趣味，使五言律诗得以确立与定型的一批重要诗人，如沈佺期、宋之问、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等，都已一一作古。而后来光耀盛唐诗国、并成为华夏文学巨匠的一批诗人，如王维、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在开元四年张说贬谪岳州前，其名其作几乎皆不为时人所知。而孟浩然则不然。这一时期的孟浩然，在“山水美会稽”的襄阳，创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诗篇，如《春晓》、《与诸子登岘山》、《万山潭作》、《襄阳公宅饮》、《游景空寺兰若》，等等。不独如此，孟浩然还以一首《临洞庭湖》于岳州投谒张说后，而“有声于江楚间”，唐玄宗则以“张说之荐”，亲自下诏征其赴京。诸多文学史著作或研究孟浩然之作，称孟浩然是初、盛唐之际的一位“桥梁”诗人者，即皆是就此而言。这一实况所反映的是，孟浩然是介入初唐诗歌与盛唐诗歌期间的一位无以替代的诗人。孟浩然其人其诗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仅此即可见其一斑。
孟浩然（689—740年），襄阳人，名浩，字浩然，以字行。一说名浩然，字浩然。与唐代其他著名诗人如王维、李白、杜甫一样，孟浩然自幼接受的亦是传统的家庭教育，且以“儒学”为主。《孟浩然集》卷一《书怀贻京邑故人》有云：“唯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未躬。昼夜常自强，词赋亦颇工。”这六句诗表明，孟家因系邹鲁孟子的后裔，故世代以“儒风”、“诗礼”为重，而年幼时期的孟浩然，则因此而“昼夜常自强”，以至于“词赋亦颇工”。不仅孟浩然是这样，孟浩然的弟辈们也是这样，对此，《孟浩然集》卷四《入峡寄弟》一诗亦有所载：“吾昔与汝辈，读书常闭门。”
自幼闭门苦读的目的，主要在于科举考试时能一举中第。唐人入仕之途，虽然多种多样，但“应试中第”则为士子们的首选。开元十六年（728年），四十岁的孟浩然入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待至翌年二月放榜时，却名落孙山。自此以后，孟浩然再也不曾参加过科举考试，而是企盼通过其它途径进入仕途，但都未能获得成功，最终只得在张九龄的荆州长史府做了一年多的从事。开元二十八年，孟浩然病卒襄阳。
孟浩然虽然在仕途上以失败告终，但襄阳的历史，襄阳的山水，襄阳的风土人情，以及“自此历江湖”的种种经历，却成就了其为一位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作为诗人，孟浩然以不断地艺术实践，向时人及后人奉献了260多首精品之作，并与王维共同开创了唐诗史上的第一个诗歌流派——山水田园诗派，为唐诗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极重要的贡献！
本书从“正编”与“附编”两个方面，对孟浩然其人其诗进行了多维度的立体观照，有助于海内外读者对其之认识与把握。本书的“正编”，共由八章三十二节组成，并以“评传”的形式，首次对孟浩然的少年生活、交游行迹、思想旨归、诗歌创作、艺术成就、历代评论等方面，进行了翔实而系统之探索与描述，以重在突出其作为山水田园诗人的人格魅力、精神风骨、审美特质与艺术品位。其中，既有对典章的考稽、史迹的勾勒、文献的辨证，又有属于文本细读范畴的洞幽抉奇、作品剖析，更有对历代诗评家对孟浩然其人其诗之评论等。总之，无论是材料的选择，抑或是视角的变换，“正编”皆以八章三十二节的内容为轴心，旨在最大程度地展示出孟浩然其人其诗的真面目。下面依次对其略作述介：
第一章选取了孟浩然青少年时期的三件事为论述对象，即刻苦攻读，鸿鹄壮志，受佛教的影响。刻苦攻读与鸿鹄壮志，虽然是早期孟浩然思想行为的两个方面，但实则为一。如上所言，孟浩然的刻苦攻读，主要是为科举考试所做的准备，而一旦“及第”成功，步入仕林，自然是要有所作为的，所以，“鸿鹄”一词，便经常性地出现于其诗中，如“俱怀鸿鹄志”、“壮志吞鸿鹄”等。“俱怀鸿鹄志”与刻苦攻读，显然是受“家世重儒风”的影响所致。但这一时期的孟浩然，却又与佛教的“无生理”关系密切。所谓“无生理”，又称涅槃法理，语出《园觉经》卷上，指的是涅槃法理之“无生无灭”说。孟浩然自称“幼闻无生理”，表明其在少年时代即受到了“无生理”不同程度之影响。
第二章是对走出襄阳后的孟浩然的才华展示。孟浩然出走襄阳的准确时间，是开元四年（716年）八月。这一年，曾为京城文坛“盟主”的张说被贬岳州，并“每与才士登楼赋诗”，孟浩然获之，即毅然由襄阳南下岳州，以《临洞庭湖》（又一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一诗向张说投谒。此诗是中国“投谒史”上的第一首五首律诗。张说读后，大加赞尝，孟浩然则因此有了“诗伯”之称。据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三记载，唐玄宗曾因张说之荐，征召孟浩然进京。孟浩然以布衣身份被召入京，这在当时成为了一条轰动全国的大新闻。所以，李白在《赠孟浩然》诗的开首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其中“风流”所指，即孟浩然以布衣身份被召入京之事。几年后，李白也为唐玄宗召入长安。在三百年的唐诗史上，因诗歌才华而被征召入京者，只有孟浩然与李白，且孟浩然为第一，李白为第二。
第三章是对孟浩然入京失败后种种“历江湖”活动的勾勒，如“云海访瓯越”、“余亦赴上国”、“年年白社客”等。
第四章立足于交游的角度，对孟浩然“平生重结交”的实况，首次进行了量化分析，并以其与王昌龄、韩朝宗、张九龄之交游为个案，做了较深入之剖析；还以王维等人“率与浩然为忘形之交”的实况，于孟浩然人格力量之内核进行了探讨。
第五章是对孟浩然思想的讨论。孟浩然的思想相当复杂，若用一句话进行总结，便是“儒道佛隐皆所好”。在一部《孟浩然集》中，“忠欲事明主”、“未能忘帝阙”、“望断金马门”等，即皆为孟浩然“重儒”的思想反映；而“常梦游清都”、“邀人赤松家”、“从尔炼丹液”等，则为孟浩然与道教打得火热的见证。至若“幼闻无生理”、“四禅合真如”、“愿承功德水”等，便为孟浩然思想与佛教关系的直接祼露。虽然如此，但“隐”之于孟浩然，似乎更为亲近、也更为真诚，正因此，他才以“平生慕真隐”五字，和盘托出了其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第六章是对孟浩然诗歌艺术的论析，重点是孟诗中的五言近体。
第七章主要以“孟诗品评”为切入点，于唐、宋、元、明、清各朝选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评论，以有助于确立孟浩然其人其作在唐诗史上的地位。如唐人王迥称赞孟浩然足以“继嗣”于“屈宋英声”，陶翰认为“京师词人皆叹其旷绝”，殷璠则评价“浩然诗，文采蘴茸，经纬绵密，半遵雅调，全削凡体”等，即皆为其例。其它各朝，亦代有定论与定评。
第八章是针对孟浩然52年的人生之旅所做的总结，最后则以闻一多《孟浩然》一文中的“襄阳属浩然”而结束全编。
就“襄阳属浩然”而言，这里欲作一点补充的是，在现所存见的260馀首孟浩然诗中，属于咏写襄阳山水田园之作者，则有近90首，其数量之多，恰为其总数的三分之一。唐代诗人数以千计，但能以如此之多的诗篇咏写自己家乡者，孟浩然既是第一位诗人，也是唯一的一位诗人！这一实况所表明的是，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地域性特色，乃是相当鲜明而又引人注目的。
“附编”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孟浩然年谱》，一为《孟浩然论丛》。研究作家年谱为先，研究作品系年为先，“附编”的这两部分内容，即是藉此为准的以为。本《孟浩然年谱》是以30多年前的一种旧年谱为“底本”修改而成，并于其中以“附识”的形式，考订与纠正了有关孟然生平中的若干“旧说”与“新说”。就目前学界对孟浩然的研究而言，本年谱应该是最接近孟浩然生平的历史真实的一种，则其于系统地研究孟浩然之“全人”，当是不无助益的。
《孟浩然论丛》收录了自拙著《孟浩然研究》出版（2002年）以来所撰写的整十篇论文，而使之成为了一种新的“孟浩然研究”。《论丛》中的这十篇论文，依次对孟浩然的平生交结与人格魅力，孟浩然与佛教的关系及其佛教诗与王维同类诗的异同，《春晓》诗的文本与作年等，《孟浩然诗集》版本演变实况，以及孟浩然画像的真伪，历代孟王优劣论的述评等，均藉材料进行了具体考察与辨识。而所有这些问题，几乎皆为《论从》所独家涉及并独家解决，如《关于孟浩然<春晓>的思考》，即可为例。《春晓》是一首历代选家所必选的五言绝句，全诗虽然只有整20字，但其所蕴含的艺术力量，却非一般诗可比。虽然如此，但此诗之题目、文本、题旨与作年，在千年的孟浩然研究史上，却从无人涉及。本文则着眼于文献学的角度，就这四方面之问题进行了逐一考察。结论为：此诗题目正确者为《春晚》；题旨为惜春；作年为开元元年至开元五年间；而其文本，则应以《文苑英华》卷一五七所载为是，即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所载为非。
其馀九篇论文，亦各有重点并各有所获，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
最后所要说明的是，全书之“正编”与“附篇”，虽然没有对孟浩然山水田园诗进行专章专节或专文之论述，但终而观之，其山水田园诗的成就、特点、审美、影响等，乃皆寓于各章节与各论文之中，对此，我相信凡认真细心读书的读者，自是会从中获得有关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精要之种种的。
王辉斌
2020年6月8日于古隆中求是斋
“湖北省重大文化建设项目”《荆楚文库》之一
（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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