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雄宝殿上，一本正经的老僧人问即将剃度的小和尚曰：小和尚刚杀过人，于是乎正义凌然地解释说：“杀心可息，匡扶正义之心不可息。”小和尚这次没打磕巴儿，拉长声调说：“能……持……”小和尚抬起头，望向宝殿里柱子后面的俏佳人儿，心里刹那间就空荡荡的，过了好久，他才悠悠转转、不情不愿地说道：“能持。”小和尚名曰觉远，以上的情节出自李连杰的成名作《少林寺》，这段剧情表的是，情窦初开小和尚之迟疑。其实无须去问觉远，从汉朝开始，佛教始传入中国，前后2000多年的光景，期间又出来几个“能持”的名僧大德，蝇营狗苟之徒又有多少？生活在世俗中的我们，但凡说起和尚，首先想到的，不是高僧，大抵都是秃驴、色棍、淫僧，如此之类。而且，有一说一，也并没有完全冤枉他们。所以说，觉远小和尚还是太年轻，他完全可以反问主持一句：“你能持否？”据说，东汉末年的桓帝，是中国历史上首位信奉佛教的皇帝。诚如诸葛亮《出师表》之言：“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汉桓帝在位时，宦官专权，天下混乱，也许就是在如此背景下，桓帝开始沉迷于宗教。他既十分喜好道教，又热衷于佛教，《后汉书》里说过：“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浮图”就是佛教，“老子”指代道教。虽然，桓帝痴迷于宗教，却绝谈不上信仰，他终究还是“好神”，即信仰中土传统的鬼神。好鬼神，就意味着不耽误其好色。作为史上首位信奉佛教的皇帝，桓帝却以荒淫著称，他在位二十来年，七度改元——恐怕又是改年号最多的皇帝之一，三次改立皇后，第二个皇后名曰“邓猛女”，可以想象，桓帝能有多猛。即便是在正史中，譬如《资治通鉴》，司马光如是写道：“帝多内宠，宫女至五六千人。”在另外一些文人笔下，桓帝玩得那就更欢脱了，据说，某次他兴之所至，将几千个宫女嫔妃集合起来，全部脱光衣服，让臣子们与她们深入交流，他本人则“作壁上观”。冥冥之中，此天字第一号的和尚，将“好色”的性情发挥到极致，拜他所赐，这一优良传统，真就一代代传承了下去。东汉之后，直至三国乃至西晋，佛教的传播相对较慢。东晋之后，佛教这才大行其道，名僧突然辈出，寺院开始林立。佛教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沾了东晋玄学的光。僧人和名士之间，其实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名士借助佛理，使所谓的“清谈”变得有滋有味；僧人攀上名士的高枝，继而推进佛教的传播。僧意是东晋时期著名僧人，某日他与名士对谈，僧意问名士：“圣人有情否？”名士回答：“没有。”魏晋名士普遍认为，圣人绝圣弃智、无欲无求，而且，也只有没有欲望的人，才配称得上“圣人”，故有“圣人无情”之说。名士回答：“圣人是算盘，筹算虽无情，耍算盘的人有情。”僧意继续问：“那究竟是谁在耍圣人呢？”名士于是哑口无言。当然，所谓的高僧，也有被人驳到理屈词穷的时候，而僧人回击的方式，则很是直愣，简言之就是骂娘。深公是当时的高僧，他曾驳斥别的年轻人道：“从前，我和XX、XX还有XX都交往过，你们这些黄口小儿，算神马东西？！”支道林是那时更著名的高僧，某次他到会稽，见到了王羲之的两个儿子。回来后，有人问他：“王氏兄弟风采如何？”支道林回答说：“我只看见一群白脖子的乌鸦，只听到嘎嘎嘎的叫声。”和王羲之差不多，支道林也爱养鹤。可是，小鹤终究有长大飞走的那一天，支道林处理的方式，称得上干脆果决，他直接弄伤小鹤的翅膀，翅膀断了，就飞不走了。作为《世说新语》里出场次数最多的僧人，支道林写出了著名的《即色游玄论》，其中心思想，类似于“色即是空”。“魏晋八卦杂志”《世说新语》，是中国最早描写僧人言行的小说类书籍，其中包括僧人十九位。作为第一部书，作者显然很客气，只是说他们真性情，很少谈他们真“色情”。佛教进入中国，来到唐朝之时，终于趋于繁盛。相对应的，此时的僧人也异常活跃。唐朝的高僧似乎不少，他们的事迹大抵被记载在诸如《续高僧传》等书中。之所以称呼其为“续”，是因为早在南北朝时，有个僧人就写过一部《高僧传》。《高僧传》里所记载的高僧并不多，唐朝的僧人觉得意难平，洋洋洒洒一口气又写了三十余卷。但是，想要研究唐朝僧人的形象，这三十卷书依旧没有参考意义。首先，《高僧传》由僧人所书，难免有“王婆卖瓜”之嫌疑；其次，僧人传记中所体现的观点，皆是佛家的，而非社会的，明显具有偏见性。正史《旧唐书》“方伎篇”中，记载了医生、相士、道士、术士，留给僧人的篇幅，只有区区三席，分别是玄奘、神秀诸僧，以及一行和尚。世俗小说类中，譬如唐代的《冥报记》，所记录的高僧，也就五六个，还和《旧唐书》里的有交集。不得不说，哪怕是佛教最繁荣的朝代，高僧大德的数量依旧凤毛麟角。正史里有辩机和尚和冯小宝。前者是个文艺青年，长得帅还有学问，完全有成为高僧的潜质，可惜被高阳公主看中，公主遂“与浮屠辩机乱”，和尚因为通奸惨遭腰斩；冯小宝学习不行，但“伟形神，有膂力”，人家身体好，他先是被某公主所爱，继而被公主奉献给武则天。比正史更过分的是，唐代传奇小说里的僧人，十之六七都不是正面形象。而且，僧人中的多数，皆沉迷于法术，且热衷于以法术牟利。这就是所谓的“妖僧”。让人无语的是，参与斗法的僧人一方，在与士大夫或者道士斗争中，几乎没有一个不失败的。唐朝笔记小说《酉阳杂俎》，就记载过很多类似的故事。譬如，某个胡僧贪图龙的脑子，便向皇帝许诺，说不久就会下雨。在天界，龙是最卑微的神，他们有义务降雨，却没权利决定是否降雨。和尚对皇帝一通瞎承诺，最后倒霉的只能是龙。万般无奈，龙王向“药王”孙思邈求救。孙思邈多少也有点落井下石，他对龙王说：“我听说你那里有仙方三十首，你传给我，我就救你。”得到仙方后，孙思邈稍微通融了一下，在不通过龙王的前提下，还想办法降下了雨。胡僧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竟“羞恚而死”。据说，这三十篇仙方，被孙思邈巧妙地安排进三十卷《千金方》里，这又是另外的故事了。要说唐朝最“好色”的妖僧，毫无疑问就是猪八戒了。他最“污”的一段故事，和盘丝洞的蜘蛛精有关。孙悟空也就是看看洗澡的美女，猪八戒则经验老到，“水势极熟”，变作一尾鲶鱼，“东边摸，忽的又渍了西去；西边摸，忽的又渍了东去……只在腿裆里乱钻。”有些人说了，《西游记》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唐朝，但却是明朝人写的。我特意考据了猪八戒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寺庙里的猪，是佛教中“欢喜佛”的化身，而“欢喜佛”主管男女之事。哪怕是今天，欢喜佛的造型，依旧是“少儿不宜”：共包含男女两尊佛，他们赤身裸体，四臂相拥，胸脯贴紧，作亲热状。此佛是佛教中密宗的本尊神，密宗于7世纪诞生在印度，而它传入中国的时间，恰好就在唐朝。换言之，猪八戒这个“色和尚”，生活在唐代，完全有理有据。唐宋的僧人，内心不够单纯，当时许多居士一定有所了解。所以，居士们的内心也应该是反佛的，就比如苏东坡。众所周知，他的佛学造诣极其深厚，还总是调侃僧人。其实，除了调侃之外，平素随和的苏东坡，也曾严厉地批评过僧侣。他作过一篇《中和胜相院记》，在文章中，苏轼将佛家讲经的道场，归纳为“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的虚伪骗局；他本人对和尚的态度则是，“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苏轼当然也笑呵呵地写出过赞美僧侣的诗句，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宋代学者写过一本《闻见后录》，其中还真就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某个著名僧道，天天以训鹤为事，还自认为高洁，在苏东坡看来，“一无知村夫耳”。虽然如此，苏东坡照旧为其写文章，还夸他是“古之隐者”。别人问苏轼为何口是心非，东坡答曰：“装铺席耳。”宋代的文人在笔记中，已然开始堂而皇之记载“淫僧”。《挥麈后录》中记载了一个叫张怀素的和尚（并非书法家怀素）。他生活在宋神宗时期，常插花满头（也不知道戴在何处），故自号“戴花和尚”。因为妖言惑众，怀素被县官强制还俗，他丝毫没有悔改，“初以占风水为生，又以淫巧之术走士大夫门”。而第二次被抓获时，怀素在寺院室中，“有美妇人十余”。怀素并非个例。《清异录》里单独辟出一篇“释族”，专门介绍形形色色的和尚，堂堂东京大相国寺的“高僧”就赫然在列。和尚澄晖，是相国寺星辰院的僧人，他娶娼妓为妻，不以为耻辱，还洋洋自得，说自己是“没头发浪子，有房室如来，快活风流，光前绝后。”某日有少年来访，少年安排下酒席，想专门会一会和尚的娘子，澄晖当然不答应。凌晨时分，和尚醒来时，少年早已离去，唯独留下一幅字条，上书“敕赐双飞之寺”几字。“敕赐”即“皇帝命令赐与”，所以说，少年可能是天子；“双飞”指的是“比翼双飞”，而非……，不过，即便没有色情的元素，也包含着浓浓的揶揄意味。除了皇帝爱跟和尚开玩笑，士大夫也热衷于此事。话说，五代时有一高僧号“至聪禅师”，他“自以为戒行具足”，无欲无求，某士大夫便想试他一试，于是雇佣来一个叫红莲的妓女，人为制造了一场邂逅。当晚，老和尚“一瞬而动，遂与合欢”，将几十年的存货，尽数奉献给红莲，有颂曰：需要指出的是，“美女色诱高僧”，后来成为明清小说一个重要的母题，故事有各种各样的版本，结果却都大同小异，“高僧”无一例外都破戒了。皇帝也好，文人也罢，他们如此贬低僧人，是否冤枉了他们？本着负责的态度，笔者继续在史海中钩沉。直接说结论吧，很显然，并没有冤枉他们。据宋代官方文件《宋会要》统计，宋代人口与僧人的比例是320:1；而据同时代的法学著作《名公书判清明集》，书中收录南宋案件475个，涉及到僧人的有16件，比例约为29:1。所以，僧人犯罪的频率，高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朱元璋显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出道之前，他曾经做过和尚，成大业之后，他却并没有多么笃信佛教。据《明史》记载，有明之一朝，十六个皇帝中的大多数都信奉佛教，譬如成祖、英宗、宪宗、神宗等等。可为什么，一个和尚出身的皇帝，偏偏不信奉佛教？原因在于，朱元璋太知道寺院里蝇营狗苟的事情了。寺院既然是虚伪的道场，作为最务实的皇帝，他安有信仰之理？还在起义军阶段，朱元璋就广泛招募僧人，在招募书中，他如此说道：“释迦安可再生？方今虽有僧间能昂然而坐去者，不过幻化而已”、“若以堂堂之貌，七尺之躯，忍辱于人，将后果了此道，何枉辱也？”在朱元璋看来，和尚早已非纯良的和尚，世间也不会再有第二个释迦牟尼，僧人们与其黄卷青灯，不如到他的麾下干点正事儿。明代以后是佛教的衰退期，佛教渐渐泯灭了神性，变得越来越世俗。朱元璋在其中，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世俗性也就意味着，明清之后，关于和尚的荤段子，变得越来越多，口味越来越重。这么说吧，唐宋文人记载的笔记，刹那之间就成了“高雅艺术”。甚至，在文人笔下，连“僧敲月下门”一句诗，都有了全新的解读：人世间的庵观，大抵都是“酒肉法门、贪淫法家”，僧人夜晚敲门，无外乎要与尼姑私通。在九泉之下推敲的贾岛，若然知晓后人如此解读其诗文，怕是能气的活过来。参考资料：
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
刘义庆：《世说新语》
周固成：《猪八戒“好色”形象探源》
赵杏根：《唐代小说中的法术僧人与另类僧人》
曾枣庄：《苏轼评传》
柳立言：《色戒——宋僧与X罪》
王煜：《佛教世俗化对晚明世情小说中僧尼形象的影响》
彭勃：《从明代小说中的僧道形象解读佛道世俗化——以“酒色财气”为考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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