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处理俘虏的思想，是其军事思想的瑰宝之一，具有高超的战略策略，在世界史上独一无二，展现了毛主席的独有智慧。
毛主席主张总体上优待俘虏，根据战俘的表现和意愿予以释放、量才录用或者特别处理。无论是在艰难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对内战争，还是对外战争，都充分体现了战时人道主义精神，在宣扬我军“正义之师”的同时，壮大了革命力量，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成为我党的一把锋利武器，为赢得战争、巩固政权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今天，我们一起梳理毛主席战俘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从中学习毛主席的另一个伟大的智慧。
土地革命战争长达十年，每次战斗无论孰胜孰负，都免不了有对方的俘虏。如何对待俘虏，不仅是人道主义问题，而且是赢得战争的策略问题。
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深知历朝历代兴衰的规律，在领导武装斗争之初，他就曾明确规定：不搜拿俘虏的财物，不打骂、不侮辱俘虏，给俘虏与红军战士一样的物质待遇，发路费给要求回家的俘虏等。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遭受重创后的秋收起义军余部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部分战士面对秋收起义的惨状，产生了消极情绪。
毛泽东当即做出规定“凡不愿意留队者，可以回到农村去工作，一律发给五块钱的路费，并开具介绍信”。
这一规定是毛泽东有关处理俘虏思想的重要根据。内战双方的士兵，几乎都来源于贫苦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几乎都是为生活所迫而“当兵吃粮”或参加革命的，哪一方能真正把士兵当人对待，这一方的士兵就愿意冲锋陷阵。
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参加红军，瓦解国民党军队，毛泽东制订了处理俘虏的基本政策。
1928年1月，毛泽东率部从宁冈到达遂川，在此活动期间，针对部队的种种不良现象，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六项军纪。不久，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
“不搜俘虏腰包” 这条规定，旨在尊重俘虏的人格和保护俘虏随身携带的钱财或贵重物品。
这项规定很快运用于战争实践。1928年2月18日，红军与敌军500余人（朱培德部一个营和靖卫团）在宁冈新城激战，全歼该敌并俘虏100余人。
在返回根据地的途中，个别战士打骂俘虏。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不久，即制定了既尊重俘虏的人格，也保障俘虏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去留问题上尊重俘虏意愿的4条政策。
它的实施，真正做到了把俘虏视作误入歧途的难兄难弟。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远在异地他乡作战被俘者，即使有一定的路费，也很难顺利回到家乡，即便回去了，也常常遭到鄙视或迫害。
因此，对这些俘虏而言，较好的出路就是留下来当红军。
据盛仁学等回忆，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向红军逐条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的第八项，即优待俘虏项。
另据老红军杨至诚回忆，1928年4月“毛泽东同志曾有这样的指示：在战场上抓到俘虏，一不许打，二不许骂，三不许搜腰包，有伤的还要给治疗；愿意留的，吸收参加红军，愿意去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
由此可见，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主要是毛泽东制定的，至少在1928年4月之前，毛泽东所部就已执行了较为明确、系统的优待俘虏政策。
优待俘虏政策，对创立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了枪炮无法代替的作用。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就是释放俘虏、医治敌方伤兵两事。”
这种优待俘虏的做法，打破了敌入“共匪见人就杀”的恶劣宣传，尤其是敌方中下级军官，如营长、连长、排长俘虏过来后，经过一番宣传，有些返回敌方后，不仅起到击破敌军谣言的作用，而且有效地瓦解了敌军的斗志。
在革命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有些愿意留在红军的俘虏，给红军提供了兵源。
1928年，经过一年多的战斗，红军最初的起义部队，损失了近三分之二，大量的士兵从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等各部的俘虏兵中改造补充。甚至一些中下级军官，也是“俘”来即用。
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汇报红军士兵情况时提到“现在的下级干部，因死伤的太多，往往昨日从敌军俘虏过来，今日即要他当排长，甚至当连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
从他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红军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许多俘虏在宽容政策感召下加入红军部队，俘虏甚至在红军人数中占了很大比例。
对此，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的杨池生对此办法有“毒矣哉”的感叹。
另一方面，在革命的初始阶段，由于战斗伤亡和井冈山地区人烟稀少等原因，红军的兵源很有限，除了改造利用俘虏之外，兵源难以得到补给，此种政策的实施，也是万般无奈之策。
1929年12月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留下来”、“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
他强调对俘虏应“不搜身”、“不侮辱”，进行宣传教育，并实施与我军一视同仁的生活、 医疗待遇等，认为这是对敌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必须让全军高度重视。
会后，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对优待俘虏问题做了四项明确规定。这些规定，使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得到了基本确立。
1930年6月，毛泽东又主持制定了《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从战略策略的高度以条例的形式对训练和教育俘虏兵做了具体规定。
1936年3月2日，鉴于个别红军战士对被俘的军官有剥衣服等侮辱性举动，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联名致电林彪、聂荣臻等红军将领，重审优待俘虏的一贯主张，要求加大优待俘虏的政治教育工作，使全体战士明白其中的战略意义，以真诚的态度欢迎俘虏参加红军。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杨尚昆联名致电彭德怀等，要求“为加强统一战线的活动与争取白军工作，需要从俘获的白军官兵中施以着重的政治教育，并特别优待，以便训练出一批可以弃走各方的人材（才） ，至少可做联络交通”。并将投诚的敌军官兵和各红军部队在前线的俘虏全部送到后方，由军委加以训练。这为处理俘虏确定了量才录用的重要原则。
据统计，从1931年1月到1933年10月，仅两年多的时间，红军共歼敌五十一万余人，其中俘虏将近二十万人。绝大部分俘虏经过教育改造后参加了红军，这既壮大了红军，又在无形中削弱了国民党军。
另外，正确的俘虏政策不断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
革命队伍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优待俘虏的策略，尽管红军遭遇到过多次重大的挫折，也总能抓住时机星火燎原。
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军捷报频传。为了正确处理俘虏，1945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等高级将领的电报中，提出了两种处理俘虏的办法，肯定了对西北系军官优待的做法，但要求不要放走，鼓励他们发表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宣言和谈话。
1946年11月8日，毛泽东电令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等将领，要求对俘虏军官应分别处理，“佐官，除吸收入我军者外，一律释放。”但主要军官中，营长以上一律不放，个别军官经教育改造后，可释放到敌军中做分化工作；下级军官中的连长、排长应经教育改造，争取一部分进步分子进行反正，加入我军，“其余如无法收留，可以释放，但最反动者不放”，“凡释放者应加以教育，然后放之”。
据此指示精神，中共中央颁布《对俘虏军官的处理办法》，规定了对不同级别和不同敌对态度的俘虏军官区别处理的具体办法。对俘虏军官，本着“坚持宽大政策，不刺激，不侮辱，把他们当做朋友看待”的原则，着重向他们宣传我军的革命宗旨，揭穿国民党的伪善嘴脸，消除其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最低要求是化敌为友，最高要求是化友为我”。对俘虏军官的处置措施，主要有一律不放、留放结合和分别处理这几种。
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解放军急需补充兵源，但解放区兵源严重不足。十分有趣的是，解放军的重要兵源之一竟然是被“解放战士”。
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两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内……溶化了大约八十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
为了壮大人民军队，毛泽东决定放手用俘虏补充兵源，他认为我军现有二百八十万人，今后三年准备收容俘虏参加我军一百七十万人（以占俘虏全数百分之六十计算）。
当时，我党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完成既定歼敌计划——平均每年歼灭国民党军一百个旅（师）左右的正规军。
对此，毛泽东强调“必须大量利用俘虏”。因为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解放区出现很大的困难，主要是物资和兵员不足。
为了克服困难，毛泽东指出：在向国民党统治区进攻的过程中，必须在前线注意“保护俘虏”。
1948年12月22日，在新保安之敌被全歼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等将领的电报，命令他们“望你们仿照刘邓陈粟在徐蚌作战中即俘即查、即补即战方针，立即将最大部分俘虏补入部队，并迅速加以溶化”。
“即俘即补”的方针，使人民解放军战斗力迅速得到补充，甚至较前壮大，同时也使外线作战中数以十万计的俘虏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以免被敌人再利用。
这对瓦解敌军、增强我军实力起到了双重效果。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解放军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甚至有所增加。
有关资料表明，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俘虏国民党军官兵达四百五十万人之多，其中1946年7月至1949年7月，俘虏达“四百一十五万，而俘虏中又有二百八十万变成了解放军”。
连蒋介石也哀叹“尤其使我痛心的”是“有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俘”，既“不能慷慨成仁”，又“不能相机反正”，许多下级官兵被俘，竟编入解放军来打国民党军，这是“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因毛泽东对俘虏官兵实施了有区分的对待策略，将思想教育纳入到俘虏的改造过程中，找到了一条有效途径，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被俘国民党军官士兵的“忠君”思想，这使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大大加快。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如何处理不同种族、语言文化迥异的“联合国军”俘虏，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对中国赢得这场战争至关重要。
战争之初，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根据毛泽东处理俘虏的思想，对美军俘虏执行优待等相关政策，从战场之外给美国侵略军以一定打击。
1950年11月24日，毛泽东电告志愿军首长“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了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1950年11月29日，志愿军第60师第179团在富盛里战斗中俘获“联合国军”中的美国、英国和南朝鲜官兵240余人。
不久，毛泽东批准志愿军释放这批俘虏，并指出“你们释放一批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志愿军陆续有计划地释放了几批战俘。被释放的俘虏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客观上有效地宣传了志愿军不杀俘虏、优待俘虏的政策，使敌人的欺骗宣传破产，无形中瓦解了敌军的斗志。
由于志愿军优待俘虏，在战争中出现多起敌军集体向志愿军投降的事件。
1950年11月27日，美军第25师第24团1个黑人连（115人，其中90余人是黑人士兵，军官多为白人）在朝鲜云山以南的九洞地区，被志愿军39军所部包围并俘获，
这是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第一支向外国军队投降的整编连队，也是朝鲜战争中美军部队唯一向我志愿军集体投降的建制连。
此事件令美国国防部极为震惊，为此，美国国防部决定美军黑人、白人不再分开建制。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现代化战争，它既是军事上的较量，也是政治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较量。
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自始至终贯彻执行宽俘政策，成功地对各种俘虏进行了教育和改造，对赢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从阶级立场、革命宗旨及其历史任务出发，将优待俘虏与改造俘虏作为对敌斗争的一项重要政治工作，在赢得战争这一根本目的的原则下，通过不同的方式有区别、有针对性地对待和改造俘虏，注重从思想上感化俘虏，尊重俘虏人格，为我所用，这在瓦解敌军同时，也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毛泽东关于处理俘虏的思想，既展示了高超的军事、政治智慧，又折射出人道的光辉，为获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力量。
这在人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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