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文物征集时，蔡作柯将蔡家那把祖传宝剑无偿的捐献给了国家。许多年以后，蔡威的烈士身份得以确认多亏了那柄被留存在福建省博物馆里的宝剑。
蔡威的身世调查报告被工作人员送进中南海，放到李先念和徐向前的桌子上时，两位老同志都哭了。
枪林弹雨九死一生的境地里，两人都咬着牙挺了过来，不曾外界透出一丝脆弱，可是想起那位故去的战友，他们的心头却不由得一阵泛酸。
蔡家祖上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蔡威的身世究竟与博物馆里的那把宝剑有什么关联呢？
蔡威的身份得到确认之后，中央方面认同了蔡家后人烈属的待遇，随即将此事传达给了宋侃夫、马文波和王纲。
三位老战友的经年心愿终于得偿，大家在一起吃了顿饭，情绪翻涌。
看着蔡威的身世调查报告，几位年近花甲的老者不由得抱头痛哭。斯人已去，往日无还，如今能证明蔡威身份的，也就他们几个老人了。
1931年蔡威奉命进入中央特科的无线电报培训班学习，他有读书的基础、接受能力又强，很快就成了同期学生中的翘楚，每次老师向他们提问，蔡威总能说出不一样的观点，因此深受我党领导的赏识。
在无线电报班的学习完成后，蔡威便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协助工作。
与蔡威一起去往根据地的还有宋侃夫和王纲，他们都是中央特科的同学，其他两位在情报工作上也很有自己思路，他们和蔡威彼此配搭，互相学习，是知己也是同志。
宋侃夫
初到根据地，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办公室里连一台像样的工作机器都不能提供，人人都想要学以致用，可是那时连实践的机会都没有。
后来蔡威三人开会研究说：“虽然我们没有，但是可以想办法'草船借箭’啊。”大家一拍即合，打算伺机从敌人处着手。
终于再一次清理战场时，蔡威在地上发现了一台外壳破碎的电台是敌人留下的。他瞬时欣喜若狂，将电台带回办公室，又将王纲和宋侃夫请了过去。
三人摆弄了一宿，才将这个几近报废的电台改良到可以工作的地步。
后来他们又用一样的办法，从敌人手中“借”来了一部电台，宋侃夫和王纲负责一台，蔡威自己负责一台，三位同志在新集破获了敌人的电报密码本，为我军前方的战士提供了诸多作战便利。
长征前夕，中央又委派了马文波同志到蔡威身边进行情报工作，破译三人组迎来了一位得力干将。
蔡威非常高兴，他们罕见的一起聚了个餐，虽然伙食简单，但四位同志都喝了酒，大家在一起聊了聊心事。
蔡威说起了自己知书达理的妻子，他说很对不起她，新婚不久他就追随组织去到上海，这几年都没有回家看看她， 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等国家太平了，回到宁德和她白头到老。另外他还提起了蔡家祖传宝剑的事。
原来蔡威的爷爷蔡步钟清朝时做过四川雅州知府，翼王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后，率兵到达大渡河，是蔡步钟领兵将其镇压。
石达开全军覆没，走投无路，不得已提出了一人投降保全三军的条件。
他被处死后，清廷觉得蔡步钟居功甚伟，便将石达开那柄佩剑赐给了他。
几年后蔡步钟调任云南按察使，致仕返乡时，就将这把剑带回了家。正是蔡威这番话，让中央工作组的协查人员，在几乎无望的境况下，又想到了印证他身份的办法。
1932年红四方面军被迫长征，蔡威和他的破译四人组随行，一路上因为有他们的存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比之前提高许多。
徐向前
总指挥徐向前看着这几位幕后英雄，常常心怀感激的跟他们说：
“非常感谢你们对部队的默默付出和支持，因为你们及时准确的情报，我军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伤亡啊。”
徐向前说的一点都没错，1933年2月盘踞于四川的军阀田颂尧受蒋介石的指使，妄图偷袭红军部队，打算在红军的必经之地给我军一记重击，好回去挟功讨赏。
他以为自己的诡计必然得逞便十分轻敌，可是他不知道的是，那打在电报上的行军计划早就被蔡威截获了，并将其第一时间汇报给了徐向前。
田颂尧
因我军提前接到消息，对敌准备充分，所以这场战争田颂尧方的伤亡相当惨重，他被打得措手不及，蒋介石在震怒之下还停了他的职。
无独有偶，1933年十月四川军阀刘湘，再次接到要在川蜀地区重创红军的指令，这次蔡威和他的电报台依然以最快的速度提前截获了刘湘的电报，破译完成后交到了徐向前手里。
蒋介石的计划再次泡汤，红军又一次赢得了先机，这些都是蔡威和他的电报台的功劳，同志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对于几位台里的战士大家都十分尊重，虽然他们没有端起枪在战火硝烟中杀敌，但他们得到的情报却为红军部队留存力量做了巨大贡献。
此事以后，由总指挥徐向前做主，在全军战士面前，为蔡威举行了光荣的表彰大会，红四方面军的军政委陈昌浩在会上为蔡威发放了300块现大洋的奖金。
在当时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但是，蔡威却毫不犹豫的把它捐给了全军的战士们。
他说：“每一份功劳和战果都不应该归属于一人，在座的各位都有不朽的战功，大家都是最好的同志。”
下一瞬，会场掌声雷鸣。
两个月后，红四方面军将电报总台移进了司令部二局，首任局长就是身经百战的蔡威。
1936年红军长征行至金川，战事日渐吃紧，敌人的来往情报越来越多，红军的形势也慢慢处于下风。蔡威的工作十分繁重，经常通宵达旦的破译敌人的电报密码。
经过多次交手，敌人愈发诡计多端，电报密码也逐渐繁琐起来。蔡威呕心沥血仍然成效甚微。
为了给前锋提供准确的情报，蔡威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后勤送去的饭食经常分毫不动就端了回去。
同志们担心蔡威的身体，经常劝他注意休息，可是蔡威看着那些难以破译的电报，总是心急如焚，顾不得自己。
“身以许国，再难许卿。”1936年红四方面军长征到了最艰苦的阶段，部队三过草地有许多战士都叫苦不迭，此时，蔡威的身体也已病入膏肓了，可是他仍然强撑着身体工作。
待军医发现时，早已无力回天。“天凉了，不知道品瑄会不会觉得冷。”这是蔡威最后一点残存的意识。
解放后，马文波、宋侃夫和王纲三人致力于寻找蔡威的遗孤，可是苦寻多年都没有线索。
离休以后，马文波曾探访多地打探消息，每次不是遇到骗子就是信息对不上，寻找蔡威的遗属之路实在不易。
一天夜里，马文波在桌前读清朝的史书，看到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一节，他猛然想起蔡威多年前提起的蔡家先祖因功获赐宝剑一事，他一拍脑门心里终于有了找到蔡家后代的办法。
他便火急火燎的把两位老战友约到了自己的住处，并把他昨天夜里的想法跟其他二位交流了一番。
宋侃夫表示：
“我赞成文波的想法，蔡威离开这么多年了，找到他的亲属不就是咱们仨的心愿吗，哪怕只有一点渺茫的希望也要试一试。”
说干就干，马文波跟家人交代好以后，便启程前往蔡威的老家福建宁德。
当地的工作人员见到马文波亲自来视察表示非常热情，了解马文波的来意后，有关部门立刻协助调查，根据已知的信息，宁德县政府需要找到拥有宝剑文物的人家。
令人失望的是通过调查，宁德并没有这样的家庭，马文波差一点又要无功而返。
就在这时，有一位街坊根据告示，前来找工作人员，说自己的邻居曾将一把剑上交国家，马文波一听便激动的要他给自己带路。
一行人来到了蔡威的孙子蔡述道家中，经他交代马文波才知道，蔡家三代都在寻找失踪了的爷爷蔡泽镗，不曾想他却为了保护家人换了名字。
1927年蔡威第二次去上海参加党组织的工作时，为了保护家里人，他将原本的名字“蔡泽镗”改为“蔡威”，此后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使用的都是化名，因此直至蔡威重病牺牲，战友们都以为他只有一个名字。
其实蔡威本可以不选择如此艰辛曲折的一生，1907年他出生在福建宁德县，家中几代从商，是闽东地区的首富，未入党前蔡威是家里养尊处优的少爷，丰衣足食处境优渥。
虽然在当地蔡家是有名的富户，可是蔡威身上却没有旁人的纨绔气息，初入学堂时，他就表现出了超脱常人的天赋，老师布置的课业他总能第一个完成，平日闲暇的时候，也会拿出先贤的作品来读，久而久之他便成了一个博览群书的儒雅青年。
除此之外，他还很谦逊的愿意研究新思想，接受新文化。蔡威的父母也很开明，对儿子的学业他们从不辖制，而是给孩子选择的自由，因此蔡威才有机会接触到我党先进的革命理念。
在上海读书时，蔡威因为一次偶然的经历与我党的工作人员有了交集，在此之前他就已经通过报纸和图书对共产党有了充分的了解。
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自己越发认同我党的政治主张，所以不久之后他就鼓起了勇气加入共产党，成为我党在闽东地区最早的一批党员。
随后，他和郑长璋同志便被上峰领导委派回宁德进行革命活动，蔡威非常高兴，临出发前，他下定决心要借此机会好好宣扬党中央“以人为本”的政治出发点，多带领几个人加入组织。让他没想到的是此行竟然令他险些丧命。
郑长璋
蔡威刚回到宁德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关系破裂，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宁德大肆逮捕屠戮我党同志和左派人士。
整个福建地区都陷入了白色恐怖当中，而起初蔡威和郑长璋同志并不知道革命形势已经急转直下，二人皆未设防。
直到有一天，说好在裁缝铺接头的林国章同志没有按时赴约，蔡威才察觉出不妙，还没等他撤退，便有一群国民党走狗冲进来逮捕了蔡威和身边的同志。
他们被关进了阴暗潮湿的地下看守所，每天都有革命同志捱不住酷刑而牺牲。蔡威家里收到他被捕的消息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的母亲林夫人更是担心的直接晕了过去。
叔叔蔡祖煦听说侄子被抓，想尽办法找到看守所的所长多次疏通，蔡家商铺众多又乐善好施，在当地有些名望，虽然前几次没什么明显作用，但此举确实让蔡威和郑长章两人在狱中少吃了很多苦。
见没果效蔡祖煦又多次上门，前后花了十几扁担的现大洋才把蔡威救出来。
蔡威的儿子蔡植生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找了未曾谋面的父亲一生，却至死都没有得到答案。爱是圆满，也是抱憾。她临终前犹在念念不忘想找回的爱人，早就做了烈士。
1998年在中央工作组的协助下，蔡威的遗骨得以归乡。
“我对你的爱就像一座神庙，即使荒废，也是祭坛。”
蔡威从第二次回到革命队伍起，就再没有见过故乡的月亮，也没机会见见他的孩子。他没有如愿和他爱的人白头到老，而是用十年的孑然一身，与情报为伴，为今天的人们换来了安宁平和。
在时间长河里，没有不会消散的事物，但要我们记住的是蔡威在红军司令部里那些不能磨灭的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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