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6年2月开始讲解《道德经》，到2020年5月讲完第八十一章，《道德经》的五千言，我讲了将近四年半。按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个“老子的心事”系列，也许会有一百多万字，比《佛陀的智慧》还要庞大。
有时，我也会追问自己，花这么大的力气讲解《道德经》、修订“老子的心事”系列，到底值不值得？有多少人有耐性看完这么厚重的一套书，而不会“望洋兴叹”呢？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读完《佛陀的智慧》《大师的秘密》和《娑萨朗》，但我还是把它们写了出来。日后，我也会继续讲下去，继续写下去。因为，中华文明史上实在有太多宝贝，它们所承载的智慧，无论对当下还是后世，都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但直到现在，它们都没有被很好地挖掘出来，几乎跟当下人的生活脱节了。
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在关注它们，但学者对它们的挖掘，往往侧重于学术层面，对于它们的实践性和当下性，学者的研究一般不会很深。当然，他们会在哲学层面受到影响，但中国文化最宝贵的并不是哲学，如果单纯从哲学入手学习中国文化，就很难真正地窥其堂奥。
因为，中国文化的哲学是跟方法论紧密结合的，它更多的是在表述实践之后进入的生命境界，也就是从凡夫升华为智者后所持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话题，更是一种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它所展示的，是人在实现生命升华后的真实生命状态。
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得道者的境界，这种境界，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体现于言行举止、所思所想，它不但能作用于人们的生活，也能作用于人们的心灵，也就是说，它能从最根本的层面帮助人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回答人们的疑问，也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例如怎么待人处事，怎么处理家庭关系，怎么教育孩子，怎么养生，怎么面对死亡，怎么消解对衰老、疾病和死亡的恐惧等等。对这些问题，儒释道等文化有各自的说法和侧重点，其中，儒家文化更注重经世致用，佛道文化则更加注重大道的本体，这也是佛道文化所独有的文化基因，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对佛道文化经典的解读，也必然具有这个特点，假如不具备这个特点，不注重大道本体，就说明解读者并没有真正地进入佛道文化，其解读，也不能代表真正的佛道文化。这是佛道文化的根本。老祖宗有云：天不变，道亦不变。
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也一直在变，因为时代人心一直在变，如果不想与时代脱节，不想远离当下的人心，优秀传统文化的呈现形态和相关表述就必须随之改变。一些文化的传承者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始终食古不化，即使不能为现代人所接受和理解，也不改初衷，于是，他们所承载的文化就渐渐淡出时代的舞台，淡出世界的舞台，被历史尘封。古往今来，许多文化就是这样消失的，包括印度的佛教文化。
早年的印度文化总是淡化时间概念，像佛经中老说“一时”，比如“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等等，始终不给出具体的时间，就是因为印度传统文化不在乎具体时间。我们的学者总说公元前多少年，公元多少年，整个中国历史就是用时间和朝代等概念构建起来的，但印度人心里没有这些概念。在他们的文化中，很多东西都是不变的。所以，印度几千年前怎么样，几千年后可能大体上还是那样，很难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种姓制度。从两千多年前的婆罗门教时期开始，种姓制度就在印度社会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几千年来，印度人一直被分为五个等级：第一是婆罗门；第二是刹帝利；第三是吠舍；第四是首陀罗；第五是达利特，这类人也叫“不可接触者”，是印度地位最低贱，生活最悲惨，命运最不可能得到改变的一个群体，据说有上亿人。
虽然这个制度早就被法律给废除了，但很多人的观念并没有改变，就像很多印度人仍然歧视女性，印度女性的命运仍然很悲惨一样，种姓观念早已是印度人血液里的东西，即使倍受抨击，也很难改变。
中国文化不是这样，每逢时代改变，人心改变，或吸纳了新的营养，中国文化就会出现相应的改变，或是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佛教文化的出现，就源于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所以，中国佛教文化虽然有着印度佛教文化的基因，却跟印度佛教文化不一样，印度佛教文化更像是它的种子，这颗种子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发芽开花，最后结出的果实，就是中国佛教文化。
这个果实跟种子有关系，却又是独立于种子的另一个生命变种，因为它同时还承载着土壤赋予它的很多信息。所有文化传入中国之后，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文化。换句话说，中国文化的土壤有一种了不起的包容性，它可以接纳各种不同的文化，也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文化中汲取营养，结出自己独有的文化果实。
这种包容性，是中国文化的独特基因。印度佛教文化早已在本土消亡，而中国佛教文化却能在中国大地上传承至今，就归功于这种独特的基因。
因为这种基因的存在，中国文化总会吸纳时代的营养，在新的时代呈现出新的形态——当然，这种形态也跟表述它们的人有关。比如，道家文化在我的读者们心中的呈现，肯定跟我对《道德经》的解读有关系，因为他们是从我这里了解道家文化，了解老子和《道德经》的。但我的表述一定能传达道家文化的精髓，因为我不但是佛道文化的研究者，也是佛道文化的实践者，我对佛道文化所有的表述，都是建立在二三十年的实践基础上的真实体悟，这是我跟很多学者不一样的地方。
而且，熟悉我的读者都知道，我不喜欢用艰深的语言去写作，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在跟读者们聊天，所以，我的表述一定是通俗易懂的。在我看来，传播文化就要打碎一切的沟通障碍，尤其是语言上的障碍。这也是佛陀之所以不让比丘们用梵文传法，规定他们一定要用巴利文传法的原因。这个时代很忙，我们实在没必要在语言上建立门槛，让一些读者因为不熟悉语言，而放弃一种充满了智慧的文化。
2019年10月18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我跟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有过一个对话。顾彬先生认为，在过去的几千年中，《道德经》的传播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帝王传播，《道德经》是帝王之学；第二个阶段是贵族传播，《道德经》成为贵族们的偏爱；第三个阶段是学者传播，《道德经》成为各代学者研究的对象，多训诂考据；第四个阶段，是大众传播，以雪漠的《老子的心事》为代表，《道德经》开始跟大众的日常生活建立了联系。顾彬先生说，雪漠不光是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哲学家。
看过“老子的心事”系列的朋友都知道，我对《道德经》的解读一般学者不一样，一般学者更关注字面的意思，我却更注重老子的本体智慧。因此，我虽然也会解释字面意思，但很简短，不会像别人那样长篇大论地说。
我的长篇大论，往往只会用来讲那些隐在文字背后的话，也就是老子当年想说却没有直接说出的话，以及历史对老子智慧的印证，和老子智慧的当代妙用。说得更简单一点，就是老子想通过这些文字传达什么信息，《道德经》为什么能流传千年，它对现代人有什么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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