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废除农奴制以后，俄国步入现代化轨道。向深度与广度方向发展是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典型特征。地域辽阔、资源丰厚的西伯利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其开发成为俄国现代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举措同西伯利亚开发息息相关。俄国现代化因西伯利亚开发而加速，也以牺牲西伯利亚的利益为代价。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2004年03期
1861年农奴制改革揭开了俄国现代化的序幕。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在财政、司法、新闻出版、军事等领域实施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1905年革命加速了俄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但未能拯救摇摇欲坠的沙皇专制统治。借助外力作用而启动的俄国现代化具有强烈的扩张目的和浓厚的赶超型色彩。在以深度、广度双方向发展为特征的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链条中，西伯利亚边区成为关键环节。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举措皆与西伯利亚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本文试图以俄国现代化为背景，回溯资本主义时代的西伯利亚开发，以西伯利亚开发为视角反观俄国现代化，阐释西伯利亚开发与俄国现代化的内在关系（注：关于西伯利亚问题的研究可参见Н.М.亚德林采夫：《作为殖民地的西伯利亚》（Н.М.Ядринцев，Сuбuръ какко
一
西伯利亚位于欧亚分界线乌拉尔山脉以东，北濒北冰洋，东抵太平洋，东北角隔白令海峡与美国阿拉斯加相望，南邻中国、蒙古，西南与中亚接壤。该地区面积达1276.59万平方公里，占亚洲陆地面积的1/3以上。遥远的北部海岸是冰天雪地的冻土带，冻土带之南为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南部属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的草原带和森林草原带，该区拥有世界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及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和阿穆尔河（黑龙江）等长川巨流，蕴藏黄金、白银等资源，素有“金窖”之誉。
1581年叶尔马克率数百名哥萨克闯入西伯利亚，30多个弱小民族、总计23.6万人的家园被逐步纳入俄国版图。自16世纪末，历代沙皇恪守“惩罚式的垦殖”政策，将西伯利亚当作“罪孽的袋子”——苦役流放地。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形象地描绘了19世纪中叶的西伯利亚：“人们只是把它看作一个地下室，里面藏有很多黄金、很多皮货和别的好东西，不过那里很冷，给埋在雪里，生活资料贫乏，没有纵横交错的公路，没有居民。”
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将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卷入俄国统一的市场经济旋涡之中。特别是19世纪末，英、美、法、日等列强在远东国际舞台上的激烈角逐使得西伯利亚的战略地位凸显。开发西伯利亚成为俄国政府提振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及实施“远东政策”的必然选择。
19世纪80年代，俄国铁路网开始向欧俄外围区域伸展。高歌猛进的维特工业化（1893—1900）赋予西伯利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交通变革。那条颠簸不平的百年驿路逐步为一座现代化的“欧亚大陆桥”——西伯利亚大铁路所替代。1891年5月，皇储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即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1894—1917年在位）亲临太平洋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参加铁路奠基仪式。翌年，“西伯利亚大铁路特别管理委员会”成立，尼古拉出任主席，成员包括国务会议主席及陆军部、内务部、财政部、交通部、海军部等要害部门头号人物。除筑路事宜外，该委员会还负责其他一些相关的辅助性项目，如向西伯利亚移民、土地规划、开采煤矿和铁矿、炼钢和生产水泥、发展水运及地质考察等。在该机构高效率运转之下，俄国历时13年在荒僻的西伯利亚建成当时世界最长的铁路干线。作为俄国现代化的一大标志性建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凭借诸多优势成为西伯利亚社会经济的增长点。
在俄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6—1917）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向亚洲俄罗斯移民第一次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东部移民运动由过去零散、自发的民间行为转变成政府行为。政府加大对移民事业的投资力度，为迁徙者提供优惠待遇。1906年，国家耗资4800万卢布设计制造的移民专用列车——“斯托雷平车厢”投入运营。为加速远东移民步伐，1909年设立以斯托雷平为首的远东移民委员会，成员来自外交部、陆军部、工商部、圣主教公会等13个部和主管部门。改革时期，西伯利亚接纳了近70％从欧俄分流出的农民。仅1906—1909年，西伯利亚移民人数即愈150万，而1861—1905年迁来的移民却不足200万。1906—1913年间，该地区人口增长率达5.4％，创历史最高记录。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伯利亚人口增长速度比欧俄快一倍。如果说1863年以后西伯利亚人口增加100万需要20多年时间的话，那么1897年以后，即1906年、1909年和1912年该地区人口分别增加100万。1897—1914年，西伯利亚人口几乎增长0.8倍，如果单纯依靠自然增长方式达到这一速度，则需50年左右。1863年西伯利亚人口汉286.3万，1897年增至543.8万，1914年达962.5万。移民运动的空前高涨有效缓解了西伯利亚劳动力匮乏的状况。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以后，昔日的荒野变为国内主要农牧业基地。西伯利亚在俄国农业机械化道路上处于引领潮流的地位，欧俄与欧美产品在西伯利亚农机市场上平分秋色。1900—1904年间，西伯利亚年均粮食产量仅2亿普特，1905—1909年增至3.2亿普特，1910—1914年约3.8亿普特，1917年粮食产量达6亿普特。1914—1917年间，欧俄粮食产量减少13％，西伯利亚粮食产量却增加17％。1900—1904年，西伯利亚年均粮食出口仅1500万普特，1909年增至4680万普特。十月革命前，西伯利亚谷物产量已占全国的17％，超过农业开发区北高加索9个百分点。1913年，西伯利亚人均牲畜占有量超过全俄和其他国家，肉制品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场占据半壁江山。西伯利亚农牧业开发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只有美国西部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自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时，俄国开始有目的地对西伯利亚进行工业开发。为了满足筑路需求，西伯利亚采煤业应运而生，并很快成长为该区仅次于黄金工业的第二大矿业部门。直到十月革命前，西伯利亚的煤炭资源开发区主要集中于铁路沿线，大型木材加工厂及其他重点企业也大多紧靠铁路枢纽。1896年建立了西伯利亚最大的采金股份公司——“勒拿采金工业公司”，英国资本家持有70％的股份，亚历山大三世的遗孀、不少达官显贵及大资本家普梯洛夫、银行巨头维什涅格拉茨基等均为公司股东。20世纪初，西伯利亚黄金工业驶入现代化轨道。在勒拿河流域开始采用金刚石制设备开掘深井。一些采金场可全年作业，水电站不仅用于生产领域，还用在日常生活方面。至1910年前，西伯利亚约有40台采掘机，黄金开采中的劳动量大为减少。西伯利亚黄金工业现代化的速度和规模至今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在大铁路沿线两侧，许多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变为初具规模的城市。1911年才出现的鞑靼斯克，到1917年已有居民5143人；一个最初仅仅是为了修筑铁路而设立的小居民点古谢夫卡村迅速崛起，1895年定名为新尼古拉耶夫斯克（今新西伯利亚）。1901年、1905年和1917年其居民人数翻番增长，分别达到1.6万、3.44万和6.98万（注：В.И.普罗宁：《1911—1916年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的财政》（В.И.Пронин，“Бюджет Новониколаевска в1911—1916 гг.”），《西伯利亚的人文科学》（Гуманuмарные наукu в Сuбuрu）2001年第2期，第90页。）。新尼古拉耶夫斯克一跃成为地跨鄂毕河上游两岸的大都市，成为西伯利亚最大的商业、交通中心和面粉工业中心；坐落于铁路与主要河流交汇处的所有城市很快变成大型工商业中心。时人谓之以“美国速度”发展的车里亚宾斯克取代已有300年历史的乌拉尔山以东第一座俄罗斯城市秋明，成为西伯利亚的门户。鄂木斯克从一个宁静的官员城市变成西西伯利亚大型商业中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每年夏季都举办热闹的交易活动。赤塔成为外贝加尔最大的交通枢纽，上乌丁斯克（今乌兰乌德）、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开始快速发展。相反，与大铁路无缘交臂的古老城市，如苏尔古特、托博尔斯克、叶尼塞斯克等则默默忍受着经济衰退之痛。
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西伯利亚的文化面貌焕然一新。西伯利亚逐步被东斯拉夫人的海洋所湮没，萨满教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各族移民，其中包括波兰、德意志、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欧洲民族和来自亚洲比邻的朝鲜人、中国人、日本人同土著居民一道培育着独特的西伯利亚地方文化。1881年诞生了西伯利亚第一所大学——托木斯克大学，1899年、1900年先后创办东方学院（今国立远东大学）、托木斯克工学院（今托木斯克理工大学）；1877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西伯利亚分会和东西伯利亚分会成立。1893年底，成立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阿穆尔分会，研究俄国远东地理、历史、民族及周边国家中国和日本。19世纪末，在西伯利亚大中城市已建立18座博物馆。托木斯克是西伯利亚科学、文化发祥地和女子高等教育的摇篮，享有“西伯利亚的雅典娜”之美誉。1885年、1887年该市相继建成西伯利亚第一个石结构剧院和第一个免费公共图书馆。20世纪初，托木斯克已有59所学校、3个公共图书馆、23座东正教堂和罗马天主教堂，还出版3种报刊杂志，拥有“关心初等教育协会”、“戏剧协会”、“儿童发展协会”等组织。尤金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创办的私人图书馆是西伯利亚第二大图书馆，藏书8万余册，包括近十种文字的图书及若干种名人手稿、孤本书；托博尔斯克也是大型文化、教育中心之一，拥有西伯利亚第一所斯拉夫—俄罗斯学校。
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俄国政府虽未明确提出西伯利亚开发战略，但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敷设，穿梭往来的“斯托雷平车厢”已仿佛令人感受到西伯利亚热火朝天的开发场面。西伯利亚以交通建设为龙头，工农业开发与文化开发交相辉映的发展格局，构成俄国现代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
俄罗斯科学之父罗蒙诺索夫曾经预言：“俄国的强盛有赖于西伯利亚”。的确，西伯利亚在大规模开发起步阶段，在市场经济形成之时，即彰显出巨大的潜能。席卷而来的筑路、采矿及移民垦荒浪潮不仅加速了西伯利亚开发步伐，而且对俄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西伯利亚是俄国原料基地及掠夺境外殖民地的桥梁
资本主义现代化需要不断扩大再生产，需要有可靠的原料基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与拥有大片海外殖民地的欧美发达国家不同，俄国拥有辽阔的与其本土相毗连的国内殖民地，西伯利亚是其中最大也是最典型的一例。西伯利亚充当着俄国原料基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的角色，该地区开发成为俄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因素。至1913年，西伯利亚向外输出的商品中，奶油占40％、其他食品占23％、黄金与毛皮分别占19％和15％。在铁路运输货物总值中，农产品占58％、畜产品占19％、矿产品占23％。与此同时，工业品在西伯利亚外来货物中所占份额高达99％。此外，中国东北与西伯利亚山水相依，沙皇政府不仅将其看作中国的边疆，而且视为西伯利亚的边缘化区域。西伯利亚成为俄国向中国东北全方位渗透以攫取原料资源、倾销工业品的桥梁。
（二）西伯利亚交通开发刺激了俄国冶金、木材等重要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
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其浩大的工程、飞快的建设速度盖世无双，它对全俄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国内任何一条铁路线所无法比拟的。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以保护关税为基本活动原则，强调完全依靠本国工人和国产原料完成铁路修造任务。在欧俄铁路网形成过程中，所需的钢轨等建设材料基本上依靠国外进口，而西伯利亚大铁路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国内，这类国内产品质量并不比进口货逊色，且价格便宜1/3左右。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为金属、煤炭、木材等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成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工业强势增长的刺激因素之一。19世纪90年代，俄国冶金工业的发展几乎一半得益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此外，俄国还新建一大批工厂专门为修建这条铁路线服务。虽然俄国政府实际上也从英、德、丹麦等国购买少量钢材、铁路设备及破冰船，大量雇佣华工，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敷设对俄国经济的激活作用毋庸赘言。
（三）西伯利亚为俄国现代化提供了大量资金，在创汇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西伯利亚是久负盛名的“毛皮王国”。16—17世纪，西伯利亚毛皮占俄国年度预算的1/4、外汇收入的1/3左右，享有“软黄金”、“金羊毛”之称。根据1910年举办于维也纳的首届狩猎业展览会资料，1907—1909年世界毛皮周转额为1.26亿卢布，其中亚洲占5500万卢布、北美洲占5000万卢布、澳大利亚占1200万卢布、非洲占500万卢布、欧洲占400万卢布。1908—1913年，在西伯利亚获取的貂皮、松鼠皮分别占俄国的97％和96％，黄鼬皮、棕熊皮分别占75％和72％，白鼬皮、兔皮分别占65％和58％（注：М.А.维诺库罗夫、А.П.苏霍多洛夫主编：《西伯利亚经济（1900—1928）》（М.А.Винокурови А.П.Суходолов，Экономuка Сuбuрu：1900—1928），新西伯利亚1996年版，第283页。）。至十月革命前，西伯利亚毛皮占俄国皮货交易额的80％左右，占世界毛皮贸易额的44％，在世界毛皮交易中心莱比锡和伦敦居主导地位。西伯利亚毛皮是传统出口商品，主要销往西欧及中国、日本和朝鲜，它在俄国外汇收入中所占的地位不言而喻。
黄金是俄国出口创汇的主打产品。19世纪中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南部的维多利亚发现金矿以后，俄国在世界黄金开采国中退居第三位。1896年世界采金量为319.1吨，其中美国为83.7吨、非洲为65.5吨、澳大利亚为63吨、俄国为32.2吨（西伯利亚占28.9吨）（注：Н.В.勃利诺夫主编：《十月革命前的西伯利亚工人阶级》（Н.В.Блинов，Рабочuǔ к
奶油是西伯利亚另一个重要出口创汇产品。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及俄国政府对西伯利亚粮食输出采取抑制政策，19、20世纪之交，奶油业在西伯利亚异军突起。西伯利亚奶油产量扶摇直上，1901—1905年在全俄黄油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为69.3％，1906—1910年为91.9％，1911—1913年为88.8％（注：奥克拉德尼科夫、顺科夫主编：《西伯利亚史》第3卷，列宁格勒1968年版，第318页。）。西伯利亚在短时间内远远超过俄国北方、西北、南方、西南等所有老牌奶油生产中心。质优价廉的西伯利亚奶油备受人们青睐，不仅大量运往欧俄，而且远销英、德、法、中、奥匈等国家。当时伦敦有11家进口商进口西伯利亚奶油，在泰晤士河上专门修建了西伯利亚奶油码头。许多国外贸易公司在西伯利亚从事乳品加工和奶油出口业务，并出售乳品加工设备。1901年整个西伯利亚共有数十家外国公司专门出口西伯利亚奶油。英俄合资企业“西伯利亚黄油生产合作联盟”囊括位于伦敦、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的144家奶酪厂和1167家销售店。1913年西伯利亚奶油出口总值列全俄农产品出口的第四位，仅次于谷物、亚麻和木材。1901—1917年，西伯利亚奶油出口量名列世界前茅。1909—1913年，丹麦、澳大利亚、荷兰、瑞典年均奶油出口量依次为8.87、3.51、3.41、2.08万吨，西伯利亚为6.21万吨。在西伯利亚奶油产品的冲击下，丹麦、荷兰、新西兰甚至美国农场生产的奶油逐步退出西欧市场。斯托雷平强调指出，“西伯利亚奶油出口不仅仅具有地方意义。我们向国外市场出口的奶油几乎全部依赖于西伯利亚奶油生产的扩大”。“西伯利亚奶油业所提供的黄金比整个西伯利亚黄金工业提供的黄金多一倍”（注：转引自П.Н.泽里亚诺夫：《彼得·斯托雷平》（П.Н.3ырянов，Пеmр Сmо
除了毛皮、黄金、奶油之外，西伯利亚还有谷物、面粉等许多大宗出口创汇产品。粮食输出关税壁垒的拆除使西伯利亚真正获得了增加谷物生产的机遇，亦为俄国开辟了另一重要的外汇收入渠道。
三
根据“依附理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一种以工业化国家为核心、以农业国家为外围、既不平等也不对称的国际秩序。核心国家的发展依靠对外围国家的盘剥。外围国家因处于从属地位，在发展中举步维艰。西伯利亚与欧俄虽然同处一国，但二者之间明显表现出核心与外围的关系。
西伯利亚是以“国内殖民地”的身份参与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换言之，俄国现代化是欧俄地区的现代化。当边疆区与欧俄发生抵触的时候，俄国政府不惜牺牲前者的利益。沙皇政府视西伯利亚为殖民地，并以此观念筹划西伯利亚的未来。斯托雷平在1911年出版的《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之行》中不加隐瞒地写道：“我们在西伯利亚的总体经济政策应当建立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即西伯利亚还将长时间地充作农业、采掘和向世界市场提供原料的地方。”俄国著名官方出版物《亚洲俄罗斯》的作者之一鲁缅采夫则诠释说：“作为殖民地，亚洲俄罗斯只是在为自己的宗主国欧俄生产原料，同时也是其（欧俄）加工工业的销售市场。”与宗主国之间的不等价交换等问题束缚着西伯利亚的自由发展，这种外部障碍同宗主国——首先是国家管理机关及欧俄颇具影响力的工业、农业和金融集团对西伯利亚的态度有关。从政治角度而言，西伯利亚首先被看作保持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影响的区域。俄国政府在西伯利亚奉行的歧视政策及其不良后果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不平等的税收政策
由于农奴制残余的阻力较小，西伯利亚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迅猛。19世纪90年代初，当欧俄许多省份遭受饥荒时，阿尔泰的粮食输出量快速增加，喀山、叶卡捷琳堡、下诺夫哥罗德的粮食商纷至沓来。西伯利亚大铁路部分路段运营后，东部粮食货物潮涌而入，欧俄传统产粮区的地主惶恐不安。1896年俄国政府推出“车里亚宾斯克变价”制度，规定西伯利亚的粮食货物经由车里亚宾斯克即提高运输价格，同时征收重新启运税。结果，西伯利亚粮食西输时的运费平均每普特增加9—9.5戈比，其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该关税制度旨在维护欧俄地主的利益，俄国国库亦从中渔利。西伯利亚每输出1200万普特粮食，国库就能捞取100万卢布以上的收入。仅通过直接的赋税、租赁税和运费，国家每年从西西伯利亚农业中抽走的资金大约3800万卢布。这样，西伯利亚农业难以摆脱沿袭已久的粗放经营方式。
“车里亚宾斯克变价”对西伯利亚谷物生产及整个农业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由于受输出能力所限，西伯利亚一些地区粮食价位跌至每普特15—20戈比。西伯利亚商品粮生产的刺激因素大大减少。20世纪初，西伯利亚每年向西部运送4000—4500万普特粮食，主要通过波罗的海和白令海峡的港口向国外出口。俄国政府最终不得不承认，粮食输出难是西伯利亚亟待解决的问题。1911年，俄国运费委员会正式决定逐步取消这一不合理的税收政策。该关税自1911年8月1日起减少40％，1912年8月1日后再减少30％，至1913年被彻底废除。沙皇政府之所以拆除该关税壁垒，除了考虑到粮食出口是俄国最主要的财源之外，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即权力阶层已感悟到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在拥有相对生存能力的条件下，西伯利亚才能保持其作为缓解欧俄矛盾的“通风口”作用。
（二）畸形的经济结构
西伯利亚占俄罗斯帝国总面积的3/4，其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却微不足道。据1908年的工业调查，亚洲俄罗斯工业产值占俄罗斯帝国工业总产值的3.5％，工人人数只占全俄工人总数的1％（注：《亚洲俄罗斯》（Аэuаmская Россuя）第2卷，圣彼得堡1914年版，第426页。）。直到20世纪初，西伯利亚仍是一个以农为本的边疆区，农牧业占国民经济总收入的90％。
俄国政府奉行的总体方针实质是，不允许在西伯利亚土壤上出现工业繁荣景象。从西伯利亚大铁路对西伯利亚工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上可见一斑。因修建这条铁路而快速增长的只有农业原料加工业和采掘业，原因是它们对欧俄的企业不构成竞争，同时也不致促进西伯利亚工业体系的形成，无非是加强西伯利亚作为原料附庸地的专业化生产而已。
西伯利亚工业结构始终具有明显的原料倾向。黄金开采曾是该区工业的重中之重，农产品加工部门后来居上。1913年，在西伯利亚工业中，同农牧产品加工有关的部门已占61％，其中面粉、酿酒、皮革制造等部门分别占45％、12％、4％；采矿业次之（占35％），其中黄金开采、煤炭工业和制铁业分别占20％、13％、2％，其他工业部门比重微小。同时，由于技术、设备陈旧及缺少熟练工和技术人员，西伯利亚的工业基础相当脆弱，禁不起竞争的打击。如，生铁冶炼业兴旺的局面只是昙花一现。19世纪90年代初，凭仗西伯利亚铁路局的大量订货，西伯利亚冶金业顿时活跃起来。然而，当定期铁路运输线路开通后，较为廉价的乌拉尔金属制品长驱直入，西伯利亚冶金业随之江河日下。1895年西伯利亚生铁产量为54万普特，1908年减至15万普特。1910年前，输往西伯利亚的乌拉尔金属制品已超过150万普特。
（三）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西伯利亚拥有大片原始森林和冻土带，毛皮兽种类繁多，犹如一个巨大的天然动物园和取之不尽的毛皮产品储藏库。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西伯利亚土著民族几个世纪以来的宗法式封闭性被打破，植物园林遭受大面积毁坏，毛皮兽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
移民们为了获得耕地、建筑木料和燃料而肆意砍伐林木。19世纪80年代初，仅托木斯克省年木材消耗量即达5311万立方米。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期，阿尔泰地区乱砍滥伐稀有林木现象十分严重，甚至用于阻挡风沙和水土流失的河田防护林带也遭疯狂采伐。频繁的火灾同样给森林资源带来损失。19世纪80年代，托博尔斯克省因森林大火而形成的荒原面积达1214.9万俄亩。在阿尔泰皇家林区，1910年发生1426次火灾，火灾面积为23.1万俄亩；1911年发生831次火灾，火灾面积为10.26万俄亩。除了烧毁森林外，大火还毁坏了枯枝落叶层。一段时间过后，在先前的针叶林带长出桦树林和山杨树林，很多毛皮兽无法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生存。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莫斯科—西伯利亚大道主路和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等人口密集区域，森林资源的损失尤为严重。
在毛皮兽栖息地面积缩小的同时，打猎的人数却明显增加。土著居民是传统的狩猎者，承担向皇室缴纳毛皮税的法律义务。为了获得额外收入，俄罗斯老住户通常以狩猎作为农闲季节的一种营生。新移民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狩猎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缺少置业资金，便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挣钱，特别是在不适宜务农的地方狩猎活动较为普遍。20世纪初，在托木斯克省纳雷姆边区和楚雷姆边区，来自欧俄的移民中从事狩猎的人分别占54.1％和42.1％。由于市场对毛皮的需求不断增长，人们的狩猎活动一年四季从不间断，甚至在动物繁殖期也不停息。市场上，未出洞或刚出洞的幼小北极狐越来越多。1877—1878年，奥波多尔斯克交易市场共出售4145张发育成熟的北极狐皮和32220张“初出茅庐”的北极狐皮，1913年共出售9529张发育成熟的北极狐皮和56658张“初出茅庐”的北极狐皮（注：А.В.斯塔尔采夫：《资本主义时期西伯利亚毛皮业与毛皮动物保护问题》（А.В.Старцев，“Сибирский пушной промысел и проблемы охраны промысловых животных в эпоху капитализма”），《苏维埃时期以前的西伯利亚文化潜力》（Ку
西伯利亚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之一，是俄罗斯社会尚未形成全民财富的明确观念，特别是权力阶层缺乏环保意识。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准备，俄国第一个狩猎条例于1892年2月3日正式生效。虽然立法者认为，“已经到了珍惜西伯利亚为我们提供的那些资源的时候了”，然而在酝酿该条例的过程中却没有讨论保护西伯利亚毛皮资源问题。1897年，根据尼古拉二世的敕令成立了“重新审议1892年2月3日狩猎法特别委员会”。委员们着重研究了俄国狩猎业状况、皮货贸易及出口条件等问题。关于停止掠夺性捕杀西伯利亚毛皮兽和建立合理的狩猎经济秩序问题没有成为中心议题。1908年该委员会制定出《关于狩猎的条例草案》，1912年被国家杜马否决，直到1917年被束之高阁。
综观以上，在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西伯利亚开发步伐明显加快。俄国开发西伯利亚不是内部能量的释放，而是赶超型现代化使然。俄国开发西伯利亚并非着眼于振兴西伯利亚，而是立足于发展欧俄。尽管西伯利亚同俄罗斯帝国其他地区相比存在较多优势，但是该地区开发及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却由于诸多内外因素而受到严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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