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仁医院
仁济医院
百年华西 世纪名院
到2010年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已经整整建院118周年，让我们回顾一下华西医院发展历程，看看能给予我们什么思考：
当今世界单点规模最大的医院———华西医院，犹如诗人杜甫笔下的那艘万里巨轮，停靠在美丽的锦江，遨游在医学的海洋。118年来，在这里我们践行关怀服务、传播科学文明、开展救死扶伤、诠释大医精诚。
追溯历史，华西医院起源于1892年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教会在成都开办的仁济、存仁医院。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四川虽有剑门险关、三峡天堑的屏障，却无法阻挡西方势力的步步推进。来自欧美各国的传教士、冒险家等纷纷涌入四川、进驻成都，四川逐步引起西方的注目。
一批批怀着实现“中华归主”梦想的传教士的到来，在死水一般四川盆地荡起了小小的波澜。传教士们秉承西方的宗教、文化，怀抱打开中国内陆大门的理想，依仗着与战败的满清政府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庇护，来到四川。他们的思想行为与本土文化、宗教、乃至法律格格不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名声不佳的传教者们被扩大为“文化侵略”、“宗教麻醉”、“殖民主义”，在保国、保教的口号声中，传教士成了民众仇恨和唾弃的对象；1895年“成都教案”震撼川西，1890年、1898年大足县余栋臣两次反教，1900年四川义和团等均让教会势力受到打击。当时，四川是教会传教的重点地区，发展的教徒数量，占全国第三位，可是四川爆发的教案数量，占全国第一位。中西思想、宗教、文化的冲突在四川可谓激烈，矛盾十分尖锐。
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四川人更接近或者接受洋人、洋教呢？医学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来到四川的大多数传教士是从三方面进行自己的工作计划：传教、医药和教育。就这样西方的现代医学开始承载着传教的目标在四川发源。
四川最早的西医医生也许就是传教士，因为他们是不太相信中医的；远在异国他乡欧美传教士首先需要保重的是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因此他们中很多人具有医学背景，有的甚至就是医生。随着传教士队伍的逐渐壮大，专职的医生也随传教士来到四川。
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于1877年前后进入四川，内陆会的侃莫（Cameron，英）、马嘉礼（J. H.McCartney，美）等人在重庆、阆中等地办诊所、开药房，被视为基督教在四川医疗事业的起点。
1892年，加拿大人启尔德（O. L. Kilborn，加）在四圣祠街首开西医诊所———仁济医院，继有甘来德(H. L.Canright，美)在陕西街开办存仁医院，嗣后启希贤（R. G.kilborn，加）又在惜字宫街建仁济女医院，这就是今天的华西医院的最早起源。到清代宣统末年（1910年），四川已有教会医院30余家，病床1000余张，教会卫生学校20余所。
仁济医院位于成都四圣祠北街，由加拿大英美会创办。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由启尔德（O. L.Kilborn，加）医生、斯蒂文森（Stevenson，加）医生等组成的英美会“先遣队”，从上海溯长江、岷江而上，抵达成都，租用四圣祠北街12号民房建立福音堂、创办西医诊所。同年夏天，成都霍乱流行，启尔德的妻子詹妮·福勒（JennieFowler，加）染病去世。该医院由启尔德医生主持。初名福音医院，后定名仁济医院，由于限收男病人，故又称四圣祠仁济男医院。启尔德（1867—1922），加拿大金斯顿王后大学化学硕士、医学博士，后来他成为华西协合大学的主要创办人之一，1914年主导并参与创建了华西协合大学医科，在华西的医学传教士中闻名遐迩。
仁济早期虽然名为医院，实为诊所，医生仅启尔德一人，设备亦极为简陋，以后有余安(R. B. Ewen，加)医生、赫尔(H. M.Hare，加)医生、王春雨(W. E.Smith，加)医生等先后加入，医务逐渐扩大。1895年“成都教案”中，该医院被民众打毁。1896年秋，又在原址建成医院一所，始有25张男病床。1905年，启尔德得到地方政府补助1500两黄金，建成四层医院大楼。大楼于1907年夏开工，由建筑师苏继贤（Walter Small）负责完成，竣工后的医院大楼，气势恢弘、建筑精致，为成都近代建筑中的典范之一。1907年美国牙医林则(A. W.Lindsay)医生在仁济医院设立牙科诊所，是为四川最早的牙科诊所。由于林则医术精湛，很快声名大噪，求医者日见增多。1911年林则在四圣祠礼拜堂左侧修建独立的仁济牙症医院，是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号称“远东第一”牙科。
1913年1月30日仁济男医院在新大楼举行正式开幕典礼，四川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外国公使、红十字会代表等均前来祝贺。医院与红十字会签定协议，作为红十字会医院，正式命名为“四川红十字会福音医院”。
到民国初年，仁济医院有病床120张，设内科、外科、花柳科，有医师11人，医技力量和设备在当时的成都乃至四川堪称一流。医院还采取以盈补亏的办法，对富有者收取高额费用，但对贫苦的教徒，则减免其医药费用，以博取他们的好感。还根据患者的需要，开设有等级不同的病房，分为大病房、专门病房、慈善病房，以及每天收银1.5元的特等病房，其中的慈善病房主要为贫苦者提供免费医疗。仁济医院为今日之华西医院的起源之一。
仁济女医院建立于1896年，位于四圣祠附近新巷子，由加拿大英美会女布道会创办。创办人为启希贤（R. G.kilborn，加）医生。启希贤（1863~1942），多伦多大学圣三一学院医学博士、化学硕士，1894年受女布道会的邀请，作为一名医学传教士来四川创建女会。在成都，她与启尔德结为伉俪。她是在华西工作的第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女医生，其技术精湛，为各界人士所称道，后参与创办华西协合大学医科，并担任医科教师，教药理学、毒理学，直到1933年退休回国。
1912年女医院迁至惜字宫南街，定名仁济女医院，又名妇孺医院，是四川最早的女医院。在民国初期，有病床52张，开展了平产接生及一般妇、产、儿科疾病的诊治工作，在促进妇产科、儿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该医院后来成为大学医科的教学医院。
存仁医院最早位于成都陕西街，由美国美以美会创办。创办人甘来德(H. L. Canright，美)医生。甘来德，密西根大学医学博士，著名的外科医生。1891年受差会派遣，至陕西街福音堂传教。1894年在福音堂附近开设药房、医院，初名陕西街美以美诊所，后定名存仁医院，为一所包括眼耳鼻喉科的综合医院。医院建筑毁于1895年“成都教案”，后重建，为三层丁字形楼房，主楼中央有四面形钟楼一座，高于主楼约6米左右，为成都第一座砖木结构西洋建筑。医院治疗了许多简单的疾病，并成功地施行了数种外科手术，赢得了民众的好感。该医院于1929年由普通医院改为耳鼻喉科专科医院，是我国最早的专科医院，并被定为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甘来德不仅是一位有声望的外科医生，又是华西协合大学医科的创办人之一，后担任大学医科的首任科长，于1928年回国。
仁济、存仁医院等教会医院，不仅作为成都、也是四川最早的西医医院，对西医在四川的传播和发展、医药卫生知识的普及和社会风俗的改良均有着积极的意义。在近代四川，医学传教士本着博爱牺牲的精神，放弃在本国比较优裕的生活，到偏远的中国内陆地区和广大的城乡施医送药，在一定程度上给老百姓减轻或免除了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是值得称道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誉“华西医药的先驱者”，如启尔德博士、启希贤博士、甘来德博士、林则博士等人，分别是四川现代内、外、妇产、儿、牙等医疗业务的开拓者。同时，他们对四川社会改良也曾作出过贡献，启尔德是四川红十字会创始人之一，1911年四川辛亥革命期间，这位著名的外科医生走出医院，在泥泞之中救护伤员和病人，人们评价说“在他身上体现了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精神”。1920年闻讯他病故消息后，成都的社会名流在文庙为他举办了传统的祭奠仪式。启希贤主要的成就在于儿科病患的诊治，她还是四川天足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曾担任成都天足会的会长，积极宣传废除缠足的恶俗。
仁济、存仁等医院作为教会医院，医院附设有“礼拜堂”、“福音堂”、青年团契，以及职工崇拜会，早晚作“祷告”，星期日作“礼拜”。门诊部还派人向候诊者讲解“福音”，复诊卷也印满了“圣经”，在病人中发展教会，彰显了“治病为传教手段”的宗教目的。但是医院开展的医疗工作，客观上把西医西药以及近代医院制度、医学教育传入了四川，并且在培养人才方面成效显著。一批在教会医院供职的中国医生，医疗技术得到锻炼，有的后来成为省内现代医疗业务的开拓者之一。仁济男、女医院均开展了医院办学，在四川尚未举办中等医学教育之前，培养出一批中级卫生人才，1914年男医院开办男护士学校，招收中国学生30余人，由2名外籍女护士主持，1915年女医院又附设女护士学校一所，由2位外籍女护士主持。
教会医院的成立，陆续带来了西医书籍、手术器械及医疗设备，还直接将现代医疗技术和医院制度等引进到四川。成都仁济女医院，为四川最早的现代妇幼卫生机构，推行新法接生。教会医院还开设有药局，出售一般外用药品及山道年、金鸡纳霜等，带来了西药在四川的发展。
传教士医生利用他们在眼科、外科、妇产科等方面之特长，如体表良性肿瘤的切除、断肢术、外伤的止血和清创缝合是当时西医最常施行的手术。稍后，随着麻醉和无菌技术的逐步改进，西方医学在外科、眼科、妇产科、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优越性便日益突出了。手术的神奇和西药的速效，逐渐消除人们的戒心，种牛痘以预防天花，奎宁治疗疟疾，以及止痛剂和麻醉剂，还有19世纪的最后一年发明的阿斯匹林……因其相对于古老的中医显得见效快等原因，经历了一段观察和体会后使人们相信了它的科学性。
百年前的四川，环境恶劣、卫生落后、缺医少药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脚气病、霍乱、狂犬病、伤寒、天花、血吸虫病、性病、黑热病、腹泻、肺病、麻疯、鼠疫等时常流行，威胁着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和生命。加之，一般民众因贫困而无力请医生，患病后往往请巫婆神汉或听天由命。莫尔思（W.R.Morse，美）就曾经指出，“巫术、迷信在民间治疗中占很大部分”，“迷信、巫术和宗教与中医联系在一起”。中国著名的“公共卫生之父”、曾任华大医科教员的陈志潜先生回忆：在上世纪初的成都，当草药治疗失败，市民就会以锣鼓、鞭炮、焚香等“法术”，为病人驱逐“病魔”。按保守的估计，当时的粗死亡率可能超过30‰，婴儿的死亡率约为200‰，预期寿命大约是35岁。产妇死亡率尤其在农村超过25%，在死亡人数中，约有41%是死于可控制疾病。
为减轻疾病、痛苦和死亡的威胁，四川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用我国的传统方法处理疾病是不足的，必须寻找其他方法”（陈志潜语），政府官员、普通老百姓对西式药丸、外科手术，由最初的惊恐、抵制，慢慢过渡到接受、相信。当时的四川人，对于治疗内科疾病仍信赖传统中医，但也肯定教会医生和西方医学对外科病例很能胜任。西医的传播，不仅弥补了本土医学暴露出的不足，也开始改变四川人的就医观念和卫生习惯，到西医医院挂号门诊、重病住院治疗的人数日增。
隶属于教会的仁济、存仁医院的创办，既承载着教会传教的理想；又实践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学目标，为当时之四川乃至中国西部带来了现代医学科学和早期的医学教育；更令当年这些传教士们意想不到的是，当年的仁济、存仁医院开启了今天全球规模最大医院之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