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共中央接连十多年出台“一号文件”，以期解决“三农”问题，实乃国情使然。自古以来，农业、农村和农民既有其特殊地位，又有其特别称谓。
说其地位特殊，中国历史早就给了我们警示：农业不稳，则天下大乱；农村不安，则社会不宁；农民不富，则国家不强。说其称谓特别，千百年来，尽管许多人已在城里安家落户，农民称谓却一直未变。即使有的已经成为城市的精英，但农民的符号有时还被人常挂在口头上。
特殊地位，促使高层对“三农”逾发重视，特别称谓却对解决“三农”问题制造了意识上的障碍。
几十年来，“农业、农村、农民”发生的变化有目共睹。
不过，近几年来加速变化的中国农村发展遭遇瓶颈，农业发展速度明显在减慢，农村面貌变化几乎停滞，农民生活成本不断加大。
究其原因，中央认为，农业农村遇到“两板”难题。“两板”一即“天花板”，意指国内农产品价格全面超过国际价格；二是农产品成本仍在不断上升，这可谓“地板”问题。
同时，中国加入WTO时对农产品的诸项补贴做下承诺，如今“黄箱补贴”已到了承诺的“黄线”。最令人忧虑的是农业生态环境早已亮起了红灯。
这“两板一线一灯”四大难题，既直指当前“三农”问题症结，又隐喻解决“三农”问题何其艰难。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协同破解“三农”内外问题。“激活人、盘活财、用活名“，乃是破解“三农”核心问题的关键。
先说激活人。
农业发展的基础在人，农村变化的根本在人，农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关键在人。
当前，“三农”遇到系列问题，关键是“人”出了问题。中央连续十多年出台文件，试图破解“三农”问题，态度不可谓不重视，举措不可谓不得力。
但是，再好的政策需要人去落实。
现实情况是，中央政策呈现层层递减现象，有些基层政府口头上重视“三农”，行动中却热衷于短平快的显绩工程。加之，大多数农民不愿从事几乎没有经济效益的农业，农村最缺乏青年精英群体。
鉴此，在政策层面，当局应狠抓政策落实，对政策执行不力者严加惩处；在对农村输入精英劳动力方面，鼓励有知识的城里人或者农村里的能人，充当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转型的先锋。未来，城市精英阶层和农村的知识青年应是支撑中国农村发展的主导力量。
再论盘活财。
始于37年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促进了“三农”各种要素的活动，也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使农村、农业、农民充满了活力。时过事移，此项政策对“三农”的催生力、推动力、激活力的作用在不断弱化。
对于农民来说，对土地这一最大财产却没有拥有权，农民的资本性来源大多靠在城里打工获取；蕴藏在农村里的一些隐性财富几乎处于沉睡状态。激活财产应是当务之急。公众期望，对于涉及农村土地等产权的改革，不应仅是谨小慎微的探索，应该在广度和宽度上再加强。
一个值得农民高兴的消息是，在1月2日，中共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的《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对农村里的“财”，给予了十分明确的信号。
第三用活名。
时移景迁，如今的农民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农民”。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处于偏僻一偶的小乡村，年青力壮的农民纷纷走进城市，许多人在城里安家落户。
然而，许多新型农民没有一个名份。他们家安在了城市，但没有户籍，有的只拥有一个暂住证。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渴望得到最基本的尊重。既然生活在同一蓝天下，国人没有理由把农民这一群体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他们至少应该和城里人一样得到一个“居民”的称谓。他们毕竟是共和国的公民。
当然，中国“三农”问题是世界上最难的问题之一。没有人会天真地相信几条措施、几个规划就能解决问题。不过，一点一点地调动各方智慧，一步一步地解决能解决的问题，真正破解“三农”难题那天会一定到来。
编辑：贾兆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