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山冤案五青年《无罪后的生活》续篇
2015年11月25日
王建平的老宅还是30多年前的模样，因为他拿了国家赔偿金，他没有了在老家拿地造房的资格，他觉得这提醒他和别人不一样。 谢飞君 摄
解放日报记者 谢飞君 李茂君
11月20日，广东顺德莫尔厨业有限公司在Q板挂牌。Q板主要服务于起步期、初创期、成长期的企业，这和主板上市不在一个量级，但因为赴沪敲锣者中有王建平——曾经的“萧山冤案”五青年之一，我们的目光不由地看向他。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常常会说人们需要追赶时代的步伐。经历过17年牢狱生活后无罪释放的王建平，是如何在获得自由的2年多来，与世界重新建立了连接？
跟着王建平一起回老家，他20岁时离开的家乡终究有再也回不去的部分，但身边的人在他重返社会的过程中各有不同的角色，尤其是那位认识了20多年的“俞大哥”。
连接，也是“萧山冤案”五青年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弯。
“我想安排在我老家接受采访，怎样”
在到达萧山之前，和王建平约采访的时间和地点，颇有点小心翼翼。在临出发的前一天，他用微信给记者发来信息：约个地方，我想到我老家，怎样？
求之不得。
11月23日上午，记者到达约定碰头的地点时，王建平开着车也到了。开车，是他2013年“出来后”学的第一项“技能”。
王建平的老家在萧山区蜀山街道湖东村，致富后的村里人在这里造了外形不一但都很气派的“类别墅”建筑。王建平家30多年前的老房子还在，但不能住人了，隔着一条能过一辆车的马路，是王建平弟弟的新房。王建平也很想建一个同样的房子，因为江浙的农村，在过去十几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房屋的拆迁款可以达到200万—400万不等，这是王建平不曾想到过的。
2013年7月，王建平恢复自由身的那一天，母亲和弟弟开车去接他回家，父亲在家做了一桌好菜。“梅干菜扣肉，红烧肉，都是我爱吃的。你知道吗？我在监狱中无数次想象过红烧肉的做法，肉要焖一会，然后加酱油……”家里的味道让王建平热泪盈眶，他一度勉励自己经历了“不幸中的万幸”，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心依旧被愤怒填满，痛苦也老是纠缠，因为回到家乡的他，却并不认得眼前的世界——
“曾经的水稻田，统统变成了苗圃，我甚至记不得自己家在哪； 村上好多人都不认识了，我离开那会村上的姐姐妹妹们早已出嫁，同龄的男孩当时尚未娶妻，而今他们的孩子已经十几岁了，差不多过了一年多，我才逐渐知道谁是哪家的小孩； 家乡话一开始总说不习惯，很多时候，父母都不自觉地翘着舌头，用带浙江腔的普通话和我交流……”
家里人觉得那样不好，劝他出去走走。但大部分的时间，王建平并不愿意出门，因为光是大马路上的红绿灯，就会让他“石化”在那里，脑子里跳出“红灯停、绿灯行”的指示后，才规规矩矩地按照规则行事。“车来车往过红绿灯，脚步完全跨不出去，现在回头看觉得很好笑，但那时都是我生活中不能逾越的困难，必须有人带着一起才敢走。”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公共场合的水龙头不会开，想乘坐地铁完全不知道该怎么买票，要重新学习打字好上网……
因为这些事，王建平的内心总有解不开的“疙瘩”，他深深地感觉到，多年前的那个“错误”，对自己的人生设定了太多的改变。
也因为这个原因，王建平从来没有想过要拿着196万元的国家补偿金过安稳的生活，因为不甘心。
“17年的空白，多少想追回点什么。自由回来时，意味着什么？是想吃就吃，想睡就睡，但又远远不止这些。”
与社会重新建立连接
王建平是一个传统的人，在交谈中，他提到也不是不曾想过离开家乡，但“父母在哪里，家就在哪里”，颇有“父母在不远游”的意思。而他自己内心的创伤，对家人的亏欠占了很重要的部分——
自己是家里的长子，但奶奶在他出狱前两年离开了，“她那么疼我，内心一定很痛苦”；
“出来后”父母屡次催他相亲，虽然一次次地拒绝，觉得要自己慢慢找，但确实觉得没有结婚生子很对不起父母；
“弟弟比我小3岁，高中时他是学生会干部，但我的遭遇也影响了他，包括找对象也是很晚。”
王爸爸和王妈妈今年68岁，对于与大儿子的重聚，王妈妈觉得是“梦想成真”，而回家2年多了，他们至今看王建平的眼神，依旧像对待小孩子一样温柔。
因为不和父母住在一处，基本上隔天王妈妈就会给他打电话：“赶紧回来吃饭啊，今天做了你喜欢的菜，明天回来就没有了哦。”对于儿子拿钱投资去干事业，家人都是一致赞同：“你想干你就去干，只要开心，赚钱是本事，亏钱也正常，家里饭总有你一口。”
因为17年的生活习惯，王建平的生活非常简单，平时吃饭就是一碗饭加一个菜就够了。“物质上的要求不高，钱的意义就是博一个好的未来，证明自己。”
曾经，对于196万元的国家赔偿，王建平的内心是相当复杂的，一想到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他就不想拿补偿款，但是“刚出来”时的压力确实比较大，在生活上非常缺钱，“连平时穿的衣服都没有。”
拿了赔偿款后，王建平做过很多事，先后在当地创办了木箱加工作坊、酒后代驾公司，与他人合资广告公司、酒吧等，同时在广东投资了农业种植项目，但那两年几乎就是“干什么亏什么”。
俞建峰在王建平的生命中是一位很不一样的人。他从来都相信王建平的清白，在结果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他劝王建平一定要熬过去。也曾在王建平入狱后，和他通过书信电话给予鼓励。所以，得知王建平创业屡屡碰壁的消息，他决定在创业中带上他。
“俞大哥带我认识他的朋友圈，教我做事，他不像有的朋友，说着说着就问我‘棉花是怎么摘的’，那些对我而言其实都是内心的痛。”
俞建峰人生阅历比较丰富，他当过兵，当过乡镇企业的书记，后来自己经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上千万元的身价，之后又经历过几起几落，但从来只让王建平向前看，只看积极的部分。
俞建峰教王建平的事情，小到餐桌礼仪。俞建峰清晰地记得，有一段时间，王建平总是会用两只手去接别人递过来的烟，他看了很心疼。又比如，王建平在17年牢狱生涯中养成的快速吃饭习惯，也是在“俞大哥”的提点中慢慢改了。而这样的细节，使得王建平觉得总有很多的事情需要自己去学，渐渐地“再也不提我以前的事情了”。
在工作中，彼此间的信任让作为合伙人的他们完全没有沟通障碍。公司的业务是打造厨业领域线上线下的优化融合，王建平说自己虽然是老板，但更愿意把自己当实习生，公司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做什么对我而言都是全新的学习。
而在俞建峰那里，王建平的信任和追随同样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所以在这份事业中，有一丝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动力。
“萧山五青年”今安在
和自己握手言和，和世界完成连接，也是“萧山五青年”都要面对的生活。
时隔2年多，记者再次走到进化镇欢潭村时，田伟东从一辆本田歌诗图中出来：“他们几个有路虎有途观，都比我开的好。”
毋庸置疑，这几个，就是指“萧山五青年”，虽然他们重获自由后并没有交集，但还是会彼此关注近况。
比较会产生痛苦，田伟东自称什么都不去比。几人中，他年龄最长，也最小心谨慎，基本上是除了家人谁都不相信。用国家补偿款购买在城区的房子和商铺，他都租出去了。他不喜欢也不适应城市，看到车水马龙他就有种虚幻不安感，在ATM机前取个钱也会高度紧张，生怕卡被吞后吐不出来。
所以，几个人中，他是唯一一个“隐居”在农村老家的：“一天都不会离开家里，我的最大乐趣就是陪儿子陪父母，儿子睡觉时我玩会电脑游戏，实在觉得孤单，就开车到附近走走看看。”他与外界的交往确实少，找他基本要通过他母亲和妹妹才能找到。
两年前记者见到的那位只顾闷声抽烟极少言谈的田孝平，如今思维活跃、十分健谈。他自觉是幸运且幸福的，这种幸运首先是来自儿子的降临，还因为娶了一位比较贤惠能干的妻子。
妻子是广西南宁人，在萧山打工多年，五个姐妹投资350万元在萧山城区开了家规模不小的店，生意红火。入股35万元的她，每个月收入在两到三万元之间。
父亲癌症病逝后，体弱多病的母亲在老家和田孝平一起照顾孩子，妻子因为店里经营比较忙，孩子日常照顾大多由田孝平承揽。“我每天陪儿子入睡，看着他是我最大幸福。”与妻子网购宝宝用品不同，他经常带孩子到实体店买这买那。他口头禅是：“我们再辛苦赚再多钱，还不为了他？”
对陈建阳和朱又平而言，“逃离”老家是让生活容易一些的方式。他俩处境比较相似，也比较志趣相投，是五人中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合伙开了家广告公司，分别开了网吧。
之所以离开老家欢潭村，是因为，虽然法律还给了他们清白，但生活中依旧有些不自在。“住到萧山城区中心地段，不像在老家，大家都关注你，孩子也不会贴上有个坐过牢的父亲的标签。”被关注和提及，对他们来说，等同于压力和不安。
刚出来时，陈建阳和朱又平的心思还是怎么去“讨说法”，但是很快就没有了。“我们错失了那么多，不能再牺牲时间和精力了。”
陈建阳目前还没孩子，66岁的老父亲经常念叨的就是孙子辈的事情。和他相比，朱又平成了家，有了女儿，恰好暗合他出狱时的心愿。
当时，他把在监狱17年的各种印记，诸如书信、证书、衣服等统统付之一炬，告诉自己：不念过往，专注未来。
新闻回放
1995年，浙江萧山发生“3·20”和“8·12”两起出租司机劫杀案。当时经公安机关侦查认定，两案是萧山籍男青年朱又平、陈建阳、田伟冬、田孝平、王建平等5人所为。1997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其中4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1人被判无期徒刑。2011年7月，杭州警方在破案中，由指纹信息确认了“3·20案”的真凶另有其人。2013年7月，浙江省高院宣告王建平、朱又平无罪。法院还对陈建阳、田伟冬和田孝平当年的盗窃和抢劫行为，分别作出改判。“萧山5青年案”和“张氏叔侄案”一起，被不少人视为中国法制史的标志性事件。
对5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从“杀人犯”走向“无罪”后的人生。本报2013年8月曾刊发特稿 《无罪后的生活》进行报道。这两天，《最励志逆袭“萧山冤案”青年王建平平冤后成上市公司股东》再成热点，“在上海举行敲钟仪式，正式挂牌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