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兴衰中找寻答案

2016年03月26日

《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英]约翰·达尔文著陆伟芳高芳英译大象出版社

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及其带来的交融碰撞，使得愈来愈多的人思考当下世界与人类历史的进程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联。现实的困惑带来思想上的探索，对过往何所借鉴，对未来何所思考。

相较于西方其他的历史著作，约翰·达尔文所著《全球帝国史》一书的特色是，作者不再全然由西方观点看世界，而关注各种地缘关系与其文化角度。它不一定是最细腻的历史书籍，但应是多年来较为客观且颇具说服力的历史读本。

■贾　敏

帝国重新被纳入视野

全球史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提供一种阐释历史的新维度、新路径。它把全球视作一个整体，关注各个部分之间交错复杂、互动缠绕的物质与非物质交流，聚焦不同区域间民族社群、文化物质、宗教信仰、日常生活、物种疾病、环境生态等内容。与以国家民族为单位的历史写作相比，在视野上更为宏观，偏好从历史的山巅鸟瞰人类文明进程的波澜壮阔；在具体细节上，叙事则更为绵密，充满戏剧张力、再现历史场景。可以认为，全球史观乃是一种全球“高”与“低”之间的重新定位，反映了全球化时代西方史学价值观的新趋向。

正是在全球史热潮的引领下，一个曾经被专业学者嗤之以鼻、扫入历史角落的主题——帝国，重新被世人纳入视野。这轮帝国史热潮中，公众最为熟悉的明星学者，当属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弗格森年少得志，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次世界大战、货币金融史研究而靡声学界，国内也已将其大部分著作引进翻译。

在其系列著作中，2003年出版的《帝国》一书，全面反映了弗格森对大英帝国抱有的无限怀念：在他看来，这个曾经占据世界四分之一领土，坐拥3.5亿臣民的日不落帝国，给全世界带来了自由贸易、法律精神、全球市场、技术进步，以及皇家海军霸权下的世界秩序，她的陨落是为抗击纳粹暴政和维护世界和平而付出的代价。这些与帝国曾犯下的殖民罪行相比，功大于过。

无疑，弗格森对大英帝国乡愁般的怀念激起了很多人的反感和抨击，认为他是一个穿着新世纪衣裳的旧帝国主义分子。但现实的诡异在于，在美国经历“911恐怖袭击”之后，一股追忆西方霸权鼎盛年代，不满当下西方颓势的社会情绪催生这类著作的畅销。弗格森后来还推出名为《巨人》的著作，宣扬美国唯有效仿和追随大英帝国的成功治理经验，西方才能重新与中国这样的新兴崛起大国展开竞争。

弗格森的帝国观带有鲜明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吹捧英美霸权的神话，与历史真实有诸多不符，学界期盼能够出现一部真正以全球史视野为准绳的历史著作以正视听。

非单一价值观诉求

2007年，牛津大学历史学者约翰·达尔文写成的《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出版，随即成为学界和公众瞩目的阅读焦点。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部真正把全球史观的精髓融入到历史书写，自觉把世界各个帝国的变迁起伏作为分析和驾驭历史进程的积极对象，而非单一价值观诉求的史学佳作。

《全球帝国史》讲述了自1405年突厥君王帖木儿去世后，全球各大帝国、文明板块间兴衰起伏、交错互动的历史场景，追溯各帝国间充满戏剧性、不可预知碰撞背后的历史演绎，并试图对当下的世界格局作出有穿透力的客观阐释。

该书不仅文笔优美，叙述流畅，且屡屡有惊人之笔，在历史叙述的背后洋溢着鲜明的全球史意识。英国《泰晤士文学评论》杂志认为该书颠覆了一般公众对于世界帝国，尤其是欧洲帝国的传统认识，对那种感伤帝国往昔的历史论调有很大的震撼，也是对尼尔·弗格森的帝国史观的有力狙击。

畅销书《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赞许该书“文笔优美见解卓越，构思巧妙而极富历史学家的想象力”。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蒂姆·布兰宁则认为该书对把握当下世界的地缘政治与国际事务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得益于学界和公众的一致赞许，该书获得了由公众投票选出的象征英国史学杰出成就的沃尔夫森史学作品奖，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重拾地缘政治论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阅读这本书除了能感受到全球史书写的诸多特色外，还能领悟到作者对于欧洲中心论这一有着悠久传统的思想体系是如何剖析和批评的。在笔者看来，达尔文分别从空间、时间，以及非西方世界帝国与文明的兴衰中找寻到了答案。

首先，《全球帝国史》　重新拾起地缘政治论，赋予其新的内涵。

众所周知，西方长期以来把15世纪末西方航海家发现新大陆作为西方兴起的标志性起点，把发现的美洲、澳大利亚等区域当作欧洲文明的“外围世界”，而欧洲则自然跃升为核心区域。

达尔文对此不以为然，他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坚持认为18世纪以来欧洲的崛起仍然是围绕着欧陆板块中心区域的互动碰撞。他借用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做了进一步地深化和演绎，指出海洋对于陆地的优势只能是暂时而非长久的，一个欧亚大陆帝国能够把任何对手驱赶至世界的海洋边缘。

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欧亚大陆主要国家间权力和财富的转移，及其进入全球经济和现代世界政治体系中的不同状况，都与这一地缘政治状况有着密切关联。重拾地缘政治论，也将有助于我们思考历史上帝国间边疆的流动与模糊特性，促使我们进一步思索国家间冲突和战争的根源。

重构兴起与衰落的时间

其次，该书重构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兴起与衰落的时间秩序。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谈及的那般，“把当代的一切观念应用于久远的古代，这是最容易产生错误的根源”。

一直以来，西方民众的历史教育提醒他们，在麦哲伦的环球航海时代后，欧洲乃至西方就牢固确立了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地位，但这不过是西方历史观的错觉。达尔文在书中用详尽的历史文献论述在整个十七十八世纪，包括奥斯曼帝国和清帝国在内的非西方帝国依然充满活力，其政治和军事动员能力和维护地区秩序的决心，完全能抗衡西方势力的渗入。非西方世界帝国的衰落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是缺失现代技术创新和政治领导力的体现。

反过来讲，欧洲建立霸权身份和实力的过程也将近跨越了三个多世纪，凸显出崛起过程中的“慢”特征。西方的崛起在达尔文看来，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地缘政治的突破、全球贸易体系的创建和以基督教理念为代表的帝国观的宣扬。

地缘政治的变革需要的时间最多，十七到十八世纪间欧洲列强间的争霸战争，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拿破仑时代，每一次都重新改写了欧洲的势力版图。随着1840年欧陆维也纳体系的逐步稳定和英国海上霸权的巩固，西方内部达成势力的初步均衡，由此欧洲的力量才真正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的征途。达尔文称其为“与时间进行赛跑”，颇为形象。

地缘政治的稳定带来全球贸易流动的空前繁荣。通讯传媒网络的铺设和建成，刺激了欧洲新闻和思想产品的全球化布局，西方思想与价值观的全球扩散，各国人员往来也由此频繁迅速。这种交流传播的过程，用所谓的“快”特征显得尤为贴切，在1840年至1910年这短短的70年里，欧洲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权力和财富的主导区域。

但是达尔文审慎地告诫我们，欧陆帝国的崛起有着漫长的准备期，在世界舞台上的耀眼光芒也仅仅存在不到一个世纪，二战结束后欧洲的全球殖民帝国即告瓦解。看似漫长而辉煌的十九世纪，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近代欧洲发展的历史宿命，既令人心生向往，也令人唏嘘不已。

中国正跨越鸿沟

再说说第三点：达尔文自觉地把非西方国家及其文明的成就摆放在了关键的位置。按照达尔文的看法，欧洲的现代性和帝国观念正是在不断与他者的碰撞中孕育的，非西方国家同样拥有现代意识，并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充分展露。这一观点在该书对于伊斯兰文明特征的详尽梳理中有着非常全面的展现。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界对于伊斯兰文明总是持有极为傲慢和自以为是的评价，认为后者腐朽落后、不值一提，忽视了伊斯兰文明在包容多元文化、促进东西方贸易流动、维系地区政治稳定方面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使在十九世纪欧洲列强不断蚕食、瓜分奥斯曼帝国的现实窘境下，帝国统治者及其内部的改革者依然秉持开放和自我革新的理念，张力和活力始终未曾褪却，一旦有机会就会重新崛起并扩张影响。从历史穿越至今日的中东地区，《全球帝国史》　对于今日该区域乱象丛生的历史解释，依然具备相当的穿透力。

作为中国读者，我们自然更关心该书对于中华文明重新崛起的描述。达尔文认为，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间里，中国已经完成从封闭自固的庞大多民族国家，转向为一个拥抱世界、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洪流之中的巨大文明体。曾经存在于中外间的物质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巨大鸿沟，正在被中国以惊人的速度跨越。中国的崛起正在深刻改变世界的政经与文化格局，一个开放型的自信文明国度，正在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这的确是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占据和理应享有的位置。

当然，历史绝非简单的重复。如果不能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悲剧仍会上演。达尔文在全书末尾不无忧虑地指出，尽管在1405年，那个试图通过镰刀与弓箭征服世界的突厥君主永远消亡了，但是妄想将全世纪均质化和纳入到单一体系中的霸权力量依然极其强劲，而由此引发的欧陆国家的强烈反弹和冲突也就不可回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当今的世界依然生活在帖木尔的阴影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活在他曾经失败的阴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