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所在，便是中国

        　　

    

　　作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基石的经学，本是华夏文明的根源所在。但自20世纪以来，却连如何界定都成了问题，各种观点纷然杂陈。
　　2001年，学界泰斗饶宗颐提出“新经学”的讲法，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经典的价值，开展了一场新的“文艺复兴”。在这场“文艺复兴”中，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邓秉元也作出了自己的尝试，他把多年关于经学的研究，集结成新书《新经学》（第一辑），作为古典学术在今天的一种新的发展。而邓秉元自己，则仅仅把这本书看作一个起点，“接近古典学术，我们只是在途路之中”。
　　在许多人看来枯燥乏味、高深莫测的学问，对现代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妨让我们一起走近新经学的发展之路。
　　凡有儒学义理处，便有经学

　　读书周刊：经学可以被看作国学中最核心的部分，但提起经学的概念，大多数人并不清楚，究竟什么是经学？
　　邓秉元：其实，经学在传统时代有过不同说法，但总的来说共识大于分歧。司马迁所谓“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六艺即指六经。魏晋以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兴起，经学的概念逐渐稳定下来。假如把四部之学看成传统时代的知识体系，那么经学便是整个知识体系之中最根基的部分。
　　所谓“经”，就是“常道”，即普遍永恒的价值，故古人所说的“道”，经常必须要走的道，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价值观念。也正因此，我们既不能简单把经学视为一种信仰形态，也不能像许多人那样望文生义地把它视作关于六经及历代儒家经典的文献研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方面要注意到经学在传统知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一方面也应该承认传统的经学常道只是人类文化不同知识体系所理解的常道中的一种。如何理解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异同，是经学在未来的主要任务之一。
　　读书周刊：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里曾提到，“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子学和经学的区别又是什么？
　　邓秉元：至于经学与子学，虽然二者共同渊源于三代以来的知识系统，所谓“诸子出于王官”，但其实有着大宗和小宗的区别。六经基本对应春秋以前的王官之学，代表了一种从总体上接续原有知识体系的努力，而诸子则各有自己的立场，经学与诸子分别相当于庄子所说的“道术”和“一曲之术”，二者在历史上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
　　而经学与儒学的关系，也经常被人们问起。国学有一个主流，这个主流是儒学；儒学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经学。经学是儒学最根本的义理基础，没有离开经学的儒学，离开了经学，不以儒学的根本义理为基础，就不再是儒学了。凡有儒学义理处，便有经学。大道所在，便是中国。
　　读书周刊：但人们对经学谈论得越来越少，西学东渐，经学是否被瓦解了？
　　邓秉元：不得不承认，晚清以来，旧经学的确衰落了。但经学并不是被西学所瓦解的，绝大多数堡垒其实都是从内部攻破的。我在《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文中曾经强调一个看法，经学之所以在晚清发生摧枯拉朽式的崩解，主要原因在于康熙以后闭关锁国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学术由晚明以前体用兼备的经子之学为中心，转向以客观观照为目的的史学为中心，使得清代学术基本丧失了因应现实问题的能力。
　　在西洋文明蒸蒸日上的时代，中国文化几乎成为一潭死水，柳诒徵与周予同都曾指出，所谓乾嘉汉学主要并非经学，而是经学史。很少有人会疯狂到认为历史学不重要，但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以史学为中心是远远不够的。道咸以后理学与今文经学虽然稍稍振作，但在学术上并没有超出此前中国的固有学术，更不足以在短时期内融摄相较于晚明耶稣会士入华时代已经大为发展了的西学。史学研究有余，思想创造不足，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基本局面。

　　只有真正的古，才可以常新

　　读书周刊：在您所倡导的“新经学”研究中，“新”这个字很醒目，经学要怎么新？
　　邓秉元：犹太人有句谚语，“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中国古人则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两句话合起来可以算是对新旧问题的完整阐述。
　　理想的“新经学”首先应该是真正的经学，与传统经学有着内在的接契；但真正的经学也一定是“因时”而变的、活生生的，在不同的时空境遇中新新不已。只有真正能古的东西，才可以常新，古在这里意味着源头活水，而不是某个古典时代的具体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争论“旧瓶装新酒”或“新瓶装旧酒”是没有意义的。
　　“新经学”还有一个具体意义上的新。作为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经学在西汉以前支配着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是为经学第一期。佛教入华以后，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因素，表现在经学上则是宋明理学的兴起，宋明理学也因此是一种“新经学”。晚明以后，中西学术正式相遇，便成为第三期经学的应有之义。从今天回顾既往，有些“旧学”其实已经属于新经学，但决非所有旧学都当得起这一称谓。因此所谓新，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时间观念，而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观念，意味着新的时代性。
　　读书周刊：那么，理想的新经学将是怎样一种形态呢？
　　邓秉元：新经学应该是明体达用的经学。新经学不仅应该具有引领及反思时代精神的新义理之学，也应该形成以新义理为基础的，新的考据、辞章与经济之学。借用时下流行的西学术语来说，新经学便是要重建以经义为基础的新哲学、新史学、新文艺学与新社会科学。
　　新经学应该是继往开来、新新不已的经学。今天，尽管许多接续传统的努力值得尊重，甚至也是初学者的必由之路，但经学不应该止步于以往的学术形态，满足于做一种有经学立场的学术史研究。也不应该简单地用旧经学之中已经不合时宜的形态来画地为牢。新经学应该回到仁智一体的德性视域之中，重建与当代的精神联系。
　　尤其关键的，新经学应该是回归经典的经学。假如以上述期许为尺度，那么由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诸先生所代表的，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强调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学，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新经学，特别是其中的新义理之学。
　　读书周刊：如今，不仅仅是学术界、教育界，整个社会都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别关注，形成一股回归经学的思想潮流。您怎么看？
　　邓秉元：回到经学首先便是出于真理的需要，一个圆融大同的真理系统，不能缺少经学。在人类文明的一体化进程中，经学不仅应当占据一席之地，而且完全可以以经学为基本形态融摄众说。这样，回到经学也不止是国人的需要，而应是人类建构其自我意识的需要，是人类理解自身历史的需要。缺少了经学的历史，特别是经学的内史，人类的自我意识便是不完整的。
　　如今有很多倡导我们回到经学的声音，似乎也应该作一反思。有人说，经学是祖先留下的遗产，代表着华夏传统的价值体系，所以必须回到经学。事实也不尽然。因为再美好的价值，假如不是建基于对世界的颠扑不破的把握，便也都无异于空中楼阁。经学之所以能长久地塑造我们民族的精神，首先便是因为它一直从知识体系的角度来把握宇宙的实相。研究经学要警惕那种诉诸盲目情感，而缺少对真理切实体认的国粹式经学。
　　同样，回到经学也不能只是因其有用。百年以来，国人对于学术，大多本着“拿来主义”心态，不仅未能虚心以求，且美其名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章太炎曾说，中国传统学术其失在于汗漫。20世纪许多西学研究，却仍然只是汗漫。即便是人人欣赏的所谓科学，也曾因缺少真正的科学精神，而变成了科学主义。由此可见，所谓汗漫乃是一种思维方式，绝非经学的专利。有了这种心态，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难以自立，《中庸》所谓“不诚无物”，信然。
　　读书周刊：重拾经学，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邓秉元：经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几千年以来塑造了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基本理解，已经广泛渗透到我们民族的语言和心理模式之中。20世纪对经学的否定，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中国文化的自我否定，这种自我否定不仅未能很快带来脱胎换骨式的自我更新，反而加剧了民族精神的内在紧张，这种紧张同样体现在当下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之中。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有一部分其实是与此有关的。对于几十年来早已先入为主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普通人而言，重新开始了解经学，除了可以丰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之外，无疑也有助于自身的心理调适。当然，这种经学不应局限于传统的某些形态，否则已经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国人，可能会面临某种新的不适。

　　铺路石也正是奠基者

　　读书周刊：您曾表达，希望这本书能作为一个起点，将来能够往理想的方向去走。关于古典学术，您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我们还有多远？
　　邓秉元：许多人已经意识到，越是古典的，往往也越是现代的。中国、印度、古希腊、希伯来四大知识体系都是在各自的古典学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因此支撑着不同的文明。人类文明的发展无论高低，但在今天所面临的处境都是一样的，都处在不同知识体系相互对话这一基本境遇之中。我对古典学术的理想是走出其地域性，而达到更本源的视界融合，实现文化意识宇宙更深层次的精神统一。目前的人类学术之中，中学与西学分别隐括了中印、两希四个知识体系，因此中西学术的对话具有尤其关键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有着独特文化视野的中国学术有能力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新的贡献。但应该承认的是，目前的中西学术距离这个理想仍然很遥远，我们只是在途路之中。
　　读书周刊：古典学术更多地走向大众，会是经学重新发展的契机吗？
　　邓秉元：新世纪以来，一向被批评否定的儒家经学，在中国大地上变得时髦起来。这里既有民族心灵深处久远的温情回忆，也有物极必反的因素使然，中国文化既然经得起欧风美雨的洗礼倒而不亡，便自有其颠扑不破之处。
　　我们一直在倡导中国人就应该了解古典学术，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确实喜欢上了传统文化。然而，不得不说，许多基本的学术问题依然很少人去触碰，许多研究还是希望博得各类外行的喝彩，很多所谓重大项目甚至并不重大。学术更需要的是孤往精神，而不是追逐风气。“高高山头立，深深海底行”，任何学术想要真正深入的话，都必须与热闹保持距离。我们缺少的是鸟绝踪灭之处的“独钓寒江”，而不是热闹场中的巧言小慧。有些人可能会把热闹当成经世致用，其实真正的经世致用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同样需要孤往精神。
　　读书周刊：那么，如何让古典学术在今天更好地发展？我们还有能力赓续经学的命脉吗？
　　邓秉元：五代之时，华夏文明几乎陷入绝境，看不到多少有光辉的东西。但按照陈寅恪的讲法，转眼之间，中国文化便“造极于赵宋之世”。剥极而复，物极必反。孔子曾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何况功成不必在我，铺路石也正是奠基者。对于当下，我们应该勇于承认自身的局限；对于未来，我们还是可以充满希望。宇宙不息，生命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