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有条件与资质走向世界的大画家

            王琪森

   今年是前海派书画领袖任伯年（1840-1895年）正式定居上海150周年。海派书画的真正崛起与蔚为壮观，正是由于任伯年1868年来到黄浦江畔而风云际会，高峰突起。

   尽管当年海派艺苑对任伯年的评价颇高，徐悲鸿也曾说他是“仇十洲之后，中国画家第一人”，然而，或由于任伯年民间画家的布衣身份和从未入仕的平民履历，后来对他的关注与研究显得门前冷落车马稀，对其评价定位更是远远没有到位，实在是“欲说当年好困惑”。这是一位在艺术史上被低估、被疏离的颇有传奇色彩的丹青巨匠。

   从花鸟、山水到人物，任伯年实在是一位全才型的大师级画家，特别是他那精湛传神而风格鲜明的人物画，完全可以和法国的安格尔、德拉克罗瓦及俄罗斯的列宾等蜚声国际的巨匠相媲美，他是海派画家中最有条件与资质走向世界的大画家。

   1868年仲冬，29岁的任伯年从苏州赴上海，虽有画艺，但颇落魄。后得海上名画家、仁寿堂雅集的主人胡公寿的帮助提携，方得立足。方若在《海上画语》中曾云：“胡为钱业公会所礼聘，扬誉自易为力，且代觅古香室笺扇店，安置笔砚。不数年，画名大噪。”原本流落沪上的民间画手，凭籍着自身的努力与实力，在师友们的扶持下，很快就跻身于海派书画的主流群体，以其睿智敏锐与大胆开拓，取法东西、融汇中外、广采博取，形成了崭新的海派画风与独特的都市图式，使海派书画真正具有了近代意义上艺术流派构建的历史地位。

   文化社会学家格尔茨曾说，文化“就社会互动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意义和象征的有序体系”，而社会体系就是“社会互动体系本身”。（《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凡艺术之人都是社会之人，海派画家的生存方式和从艺形式都与社会发生着密切的对应关系，特别是像任伯年这样一位以画为生又十分聪慧的艺术家，他的社会角色化往往要比他人更直接而深入。

   1868年来到上海，对任伯年来讲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和里程碑。正是由于开埠通商后的中西交汇、商贸兴起及外国侨民的大量涌入等社会变化原因，当时的上海已形成了相当开放、颇有活力的海派文化艺术圈，而年轻的任伯年以顺时应变的才能，在师友帮助下很快融入了这个圈子。而正是海派文化艺术圈为任伯年提供了吸纳新鲜事物、学习外来艺术、完善自身智能、增强竞争能力的平台，使他能在名家林立的海派书画界中脱颖而出，人到中年即成为海派书画界盟主，形成了他那种典雅绚丽、富美清新、雅俗共赏的风格，也使海派书画实现了历史性的嬗变和经典性的更新，从而标志着海派书画艺术形态化和创作对象化的真正形成。如果从文化社会学角度评析任伯年现象，那么，海派文化艺术圈的开放作用是关键因素。

   开埠后的上海成为东西方文化相融之地，一些欧美及日本画家相继来沪，如当时徐家汇土山湾教堂就办了图画传习所，任伯年就在那里专门学习素描、水彩画技法等，并与该教堂的图书馆主任、西画家刘德斋相交。雕塑家张充仁说：“他（任伯年）有一个朋友叫刘德斋，是当时上海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土山湾所办图书馆的主任。两人来往很密切。刘的西洋画素描基础很厚，对任伯年的写生素养有一定的影响。任每当外出，必备一手折，见有可取之景物，即以铅笔勾录，这种铅笔速写的方法、习惯，与刘的交往不无关系。”（沈之瑜《关于任伯年的新史料》）张充仁还曾讲过：“据我了解，任伯年的写生能力强，是和他曾用3B铅笔尝试过素描有关系的……他还曾画过裸体模特儿的写生。”（《任伯年绘画艺术读画会》）张充仁所披露的信息极有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也就是说，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在开埠不久的上海，任伯年已经用外来的洋铅笔画素描、搞写生，甚至画裸体模特儿，从而和西方美术相接轨。

   任伯年本来就有很好的写实功力，再通过学习西洋素描及模特儿写生，进一步科学地掌握了人体结构，从而使人物画形态生动多变而造型准确严谨，将中国人物画推向了一个继往开来的新阶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伯年在近代中国绘画史上是真正融贯东西、洋为中用的第一人，体现了一种先进的艺术觉悟，从而推动海派书画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度，经得起国际视野的审视和比较。

   日本当时在上海设有日清贸易研究所（后改为东亚同文书院），来该所的也有一些日本浮世绘画家，他们的作品引起了任伯年的关注和兴趣。浮世绘色彩绮丽秀美，结构饱满和谐，造型奇逸夸张，在亚洲和世界艺术中，浮世绘呈现特异的色调与风姿，十九世纪欧洲从古典主义到印象主义诸流派大师也受到此种画风启发，这对任伯年的绘画亦颇多可资借鉴之处。任伯年收藏了大量浮世绘画片以作创作参考，如他的《双仙献寿》《苏武牧羊》等，便折射出浮世绘构图与色彩的影响。

   从顾恺之的“传神在阿睹”到陈老莲的铁线描，从欧洲绘画的人物造型到日本浮世绘的构图色彩，任伯年的人物画所受影响真正体现了民族精神和东西风范，因而他的创作具有国际化的表现理念及审美形态。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们至今没有足够的认识和艺术的评判。不妨把任伯年的人物画和法国的安格尔、德拉克罗瓦、俄罗斯的列宾及日本浮世绘的人物画在创作方法、人物造型、结构布局及细节表现上做一比较，就会发现有许多相同相通之处。如任伯年的人物画注意了人物骨骼结构的变化及人体比例的把握，同时能体现光影的投射及色彩的生动变化。《群仙祝寿图》《华祝三多图》《风尘三侠》《葛稚川移家》等，无论在人物造型、人体比例、光影效果上都体现出欧化的技法及构想。因此，早在清末，英国的《画家》杂志就认为：“任伯年的艺术造诣与西方梵高相若，在十九世纪中为最有创造性的宗师。”如他的《仲华二十七岁小景》，其整体构图、人物勾画显示了深厚的素描功底，尤其是人物面部刻画，细腻传神，栩栩如生。而他的《关河一往萧索》《观剑图》《小红低唱我吹箫》，则传递出饱满的生活气息与相当的思想底蕴。可以这样讲，任伯年的人物画充满了人性的光辉、社会的内涵与历史的精神。

   由此可见，开放的海派文化艺术圈为任伯年的从艺构建了一个宽广而多元的时空，提供了相当先进而丰富的国际资源，从而使他掌握了富有时代气息的艺术理念和创作方法，引领了海派书画的审美时尚和国际走向。这实际上涉及了一位艺术大师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市缘，与海派书画这个群体的群缘，与海派文化这个谱系的文缘，从而使他成为一位最有条件与资质走向世界的大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