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祥
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和持续过程，据此确立历史、现实、未来三维一体的大历史观，近年来既成为我国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理论界的重要治学理念，也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
所谓大历史观，就是将既往历史的内在逻辑和现在进行比照，再用现在正发生的事实与未来加以比较，从而对社会发展走势做出合乎规律的预测的一种思维方式，换言之，就是依照历史和现实对未来做出科学研判与合理推断，用超越时空的长远眼光和战略思维来看待事物的一种认识方法。
大历史观的主要创立者和肇始人，是已故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他在包括《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放宽历史的视野》等著作中，对大历史观进行了比较系统而详尽的阐释和论述，他自己也在史学研究中践行大历史观，并对中外学界及学界内外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
众所周知，写作历史有多种方式方法，可供人们阅读的历史读物也不计其数，但读者在饱览大量历史著作之后，是否会萌生一种新的审视历史的视角？黄仁宇先生的史学著述大多不是以传统手法写就的，读其颖异别致、独出机枢的历史著作，人们似乎跟随作者触摸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节点，好像是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要津关口深度游历，当勘查和检测完由大事件和大人物构成的历史有机体之后，读者便获得一种超越传统经验且进入全新境界的通透感和畅快感。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是黄仁宇先生自1987年至1989年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所发表33篇文章的汇总与结集，该书既不注重取精用宏的梳理采撷，也不讲究旁征博引的考辨甄别，而是用深受法国年鉴学派浸润的大历史观，将中国历史从王朝更替交移、朝野聚讼纷争、民族杯葛征战、事件前因后果、人物功过是非中加以钩稽和抉发，并对中国封建社会兴起壮大、僵化保守、朽败衰亡等征兆进行透析与剖解，特别是对秦代以降中央集权统治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正负面影响予以发掘阐释，努力体现和印证大历史观的方法论意义。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起笔于孔孟两位儒宗圣哲，落墨于蒙元最后一位皇帝，一条主线明晰而醒豁，即探寻中国为何在春秋时代已发育成熟的治世理念、经济思想和自秦始皇时就已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在后世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有何积极功效和消极作用。究竟是哪些因素在终极意义上阻滞了中国社会向现代文明的过渡与转型？正如黄仁宇先生撰写其代表性著作《万历十五年》一样，他在承继司马迁开创的叙述史学传统的同时，采用解剖方式把历史断面横切开来，以独特而敏锐视点突入历史纵深地带，每篇虽为断章与侧影，全书则“以论带史”“形散神聚”，将明代之前的历史面影用曼妙凝练的笔触勾勒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比皇皇巨史所能提供的还要更为深刻地看清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
全书每个篇章虽深入历史腹地和社会肌理，却反复探讨着一个核心问题：古代中国基于赈灾治水和防护边关的需要，早在公元前便完成了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于政治上成为一个早熟的国度，而这种早熟一方面使得中华民族铸就了璀璨文明，另一方面也付出了高昂代价，代价之一是地方难以自主快速发展，代价之二是商品经济无法繁育萌生。
“社会的发展，不由它自身做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鸟瞰的态度予以裁夺。”作者用这句话来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符合客观实态和内在逻辑的，因为整个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尤其是被后人所称颂赞誉的盛世时期，几乎是上述两种代价付出最多的阶段，由此，黄仁宇先生得出如下结论：“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其程度超过实际的行政效能，又礼仪也可以代替行政，种种流弊到二十世纪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则是西欧和日本都以商业组织的精神、一切按实情主持国政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亿万军民不能在数目字管理。”这一颇为中肯的结论，与作者在《万历十五年》中阐述的中国古代以道德代替法治的思想观点高度契合。
的确，当人们抛开对历史的任何虚幻性揣度与不合逻辑的美化之后，发现中国历史的真实状况在本质上与黄仁宇先生所陈述与叙写的情形并无二致，十一世纪的北宋便最具说服力和代表性。这个在世界上曾最早使用纸币的专制政权，这个氤氲着商业气息的封建王朝，“在公元十一世纪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到需要现代化的压力”。但鉴于农耕经济思想占据着统治集团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加之崇文抑武、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的长期熏染，除了王安石等极少数坚持改革的开明高官外，彼时绝大多数政治家们不愿意看到自身利益受到触动与损害，遂集体合谋将商品经济萌芽与现代化转机扼杀在起始状态，而中国自宋代便一步步地走向没落与衰败，而后的元明清三朝在商业文明方面，虽有些微起色，但终无大的成就。
北宋宫廷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摹绘的汴京，其商业之繁华和商家之富庶，及至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商业设施之发达，较之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内陆任何一座城市毫不逊色。只是这种逊色所间隔的时间过于久远了，久远得一千年后的今天一些内陆城市仍为之惭愧和汗颜。出现这种奇异和吊诡的现象，源于《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多次强调的“官僚政治的早熟”，源于“官僚主义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也是一种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政治组织，缺乏适应性去掌握一种多元的而经常成长改变的城市经济”。黄仁宇先生在该书中所秉持的这种大历史观，引导读者从时空局限中跳出来，把过去放到现在来观察，把中国放到世界去比对，将历史置于一个无限延伸的坐标系中，使人们以古鉴今、以当下洞察未来。
不间断的历史犹如一个民族的厚重记忆，没有或缺失了这种厚重记忆，一个民族的遭际、经历以及成长中的磨难，就不能转化为自身的发展经验和应对环境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学只有以一个民族的丰富历史活动为依据和基准，才能构建起宽阔的历史视野和浩博的历史观念，才能为今人提供蠡测时代走向的思想方法。
在读史热日灼一日的今天，人们也许并不需要更多新鲜的出乎意料的内容与素材，需要的是看待历史的方法与视角，需要的是考察历史的理性尺度和逻辑力量。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以大历史观重新发掘、打量和阐发历史，摒弃了一些陈旧观念和僵腐手法，展示了别样风采与独具魅力的历史景观，启发读者增强洞幽察微的历史情结、树立见微知著的历史观念。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黄仁宇 著
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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