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三大革命 爱因斯坦贡献了两个半

            ■解放日报记者 王娜 吴越
   

   昨天下午，“启初·天才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异想世界”特展开幕，与会嘉宾中唯一见过爱因斯坦的人，是97岁的杨振宁教授。

   1922年，爱因斯坦到访上海前一个多月，杨振宁在合肥出生。很多年后，杨振宁在普林斯顿进行博士后研究期间，多次聆听爱因斯坦的演讲，受过他的教诲。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我一生没有跟爱因斯坦拍过一张照片”，杨振宁说到这里，现场听众一阵唏嘘，似乎比他还要感到遗憾。开幕式结束后，杨振宁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这次您专程从北京来上海参观这个展览，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杨振宁：我听说解放日报社要和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合作一个关于爱因斯坦的展览，而爱因斯坦又是我非常佩服仰慕的物理学界大人物，能参观这个展览我当然很愿意，我自然就来了。

记者：您是当今世界极少数曾见过爱因斯坦的人，能否谈谈您和爱因斯坦的交往？

杨振宁：我个人非常荣幸曾与爱因斯坦有过好几次接触。1949年我去了普林斯顿后，跟爱因斯坦有过一些接触。当时他做了一些最后的学术演讲，把他以前十几年的研究分享给大家，前后共有5次演讲，我都参加了，那时我是个年轻的博士后。后来的一次，我在爱因斯坦的办公室跟他谈了一个半小时。当时见到这位我非常敬仰的大师，我有点紧张，没有能够完全记得他讲了什么，而且他的英文里夹杂了很多德文，我不懂德文。

记者：您心目中，爱因斯坦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杨振宁：爱因斯坦是个了不起的物理学家，把人类对整个宇宙的构造引入非常重要而有影响力的方向。在做人方面，他也很有意思。他写的那些非科学的文章，虽然短，但都很中肯。我尤其佩服的是，居里夫人逝世后，爱因斯坦写的一篇关于居里夫人的文章，只有几百字，可对居里夫人的人格及她对世界的影响，作了非常简单但重要的评述。我不懂德文，据我朋友说，他的德文文章，比翻译成英文的更有力量。

记者：在20世纪的物理学界，爱因斯坦被誉为“黄金时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而您也被称为“白银时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您怎么看待两代物理学家之间的区别？

杨振宁：20世纪头30年中，物理学有三个大的观念上的革命，分别是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上世纪20年代的量子力学。这三个大的革命里，有两个半都是爱因斯坦的贡献。他对整个20世纪物理学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而这些贡献对人类日常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比如，通过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研究，人类发展出半导体技术。也正是由于半导体的发展，才有了今天人们对于手机和网络通信的应用。也就是说，这三大革命不只是重大的学术突破，对人类日常生活的改变和发展也非常重要。到了20世纪50年代，整个物理学最集中要解决的就是统一场论的方向。统一场论是爱因斯坦在20世纪初就提出来的，他一生都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而且，这还是今天整个物理学界最主要的、有待解决的问题。

记者：您鼓励年轻人继续从事物理这个行业吗，尤其是对基础物理学的研究？

杨振宁：物理学的方向非常广，就像法律中除了宪法，还有民法、地方法律，还有很多其他法规。物理学也是这样，所以一个年轻人如果要问我的话，我说你要找到像磁共振成像这样应用的方向，你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很大。当然如果你能研究出统一场论，你的成就会更大。

记者：您2003年回到北京，是什么原因促成您回国？

杨振宁：我选择回国，在之前就已经有过讨论。1997年，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跟我在北京谈过一次，希望我回到清华，帮清华设立一个研究院。我因为是在清华园长大的，又是西南联大毕业后申请留美的，和清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义不容辞。但当时很多问题，加上当时我的太太杜致礼身体非常不好，所以就拖了好几年。到了2003年，杜致礼因病在美国去世，我就回来了。曾经有一位作者写过一篇文章，说杨振宁最幸运的事情是亲眼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这话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