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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从十六铺上来,又从啥地方上来
(注:昨日推文中,因记忆重叠,不慎出现错漏,经读者指出并再次回溯查对后订正。今天再发。唯录音需从中插改一段很复杂,干脆拿掉。希谅。)

年里走南市,写过一句老上海话,叫“从十六铺上来的”。

老上海都晓得,这是一句揶揄人“涉世未深”,“一百样侪弗晓得”的话。

同时,这句话也概括了早期移民来上海谋生的实际路径,尤其阿拉宁波人。

那辰光,水运最发达,也最便宜,是大多数人的首选。

当然,有人是从十六铺上来的,就有人不是从十六铺上来的。

比方说,家父就不是从十六铺上来的,而是走了一条更为曲折的路。

这话要从1992年说起。那时,我刚到电视台,在14频道,专门做农村报道。

那一年,听说沪南公路要拓宽,从康桥到沈庄一段拉直,不再经过周浦。于是,我们就去周浦采访。

那年头,郊区接待采访的还不是地方上的宣传部,更没有什么广电局(只有广播站),而是由文化馆出面。

那一次接待我们的就是周浦文化馆的馆长,而他,当年就住在现在的傅雷故居那几间房子里。

三十年前,傅雷比现在还要红得多,正是《傅雷家书》畅销神州的时候。

于是,我们放下沪南公路,聊起了傅雷故居的保护问题。

1992年,邓公刚刚南巡,上海经济还处在腾飞的前夜。周浦镇当年确实拿不出钞票来修缮傅雷故居。

在摄像机和话筒面前,周浦镇官员被逼急了,只好辩解说,周浦只是傅雷的亲戚家,傅雷母子来此投奔求学了短短几年而已。

傅雷的母亲也是爱子心切,学孟母三迁。按当下的语境,她在周浦亲戚家为傅雷找了(当然是寄居而不是买下来或租下来)学区房。

果然,没几年,傅雷就转学到了上海市区里。

现在有不少资料都讲,傅雷生于周浦。而我当年采访了狠多人,他们都说傅雷实际上出生在下沙王楼。

为此,我带摄制组赶到王楼,看到了已经破败不堪的傅家大院,傅家后代甚至在院内起了新楼。

不过当年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傅家篾织的四扇大门,而是大门前用麻条石筑就的船码头,总有好几丈宽。

旁边看热闹的村民纷纷告诉我,以前这是傅家的私人码头,别的船不能随便停靠,好气派。村民们讲,这样气派的码头,我伲南汇亦不止一处,大团也有。

正因为如此,那次采访回来,我便说给了家父听。家父听了,说:“哦,大团我去过。”

我狠惊讶。可以说,大多数上海市区的人晓得周浦、晓得新场、甚至晓得惠南镇,还是不晓得大团的吧,去过的更是凤毛麟角。

于是,我便问家父,是啥辰光去的大团。

这一问,打开了他记忆的大门。

家父说,我第一次来上海求学,就是在大团落的脚。

我不是从十六铺上来的呢。

原来,当年宁波到上海,还可以乘一种小火轮,出东海到杭州湾便转弯,直奔芦潮港。

据说,当年芦潮港到大团的河道极阔,所以,小火轮还可以深入腹地,到大团才停泊。

几天后,我又去南汇采访。当地人告诉我,当年的大团托了水运的福,确实也狠闹猛,是个大集市呢。

后来铁路公路发达起来,水运衰落下去,大团便也没落到默默无闻,名气还不如四团、六团。

家父到了大团下船,上海还在100里路之外。

怎么办?当年大团码头上只有“二等车”,就是坐在别人脚踏车的后头。

这样的“二等车”,1970年代还有吧。去过崇明农场的朋友侪晓得,堡镇、南门也曾经有狠多这种“二等车”。

于是,家父就坐“二等车”去周浦,因为当年周浦通火车。也正因为周浦通火车,所以才被称为“小上海”。

大团到周浦,地图上查出来有五十几里路,骑行时间至少要2小时40分钟。带人恐怕要三个钟头出头吧。

家父从周浦乘火车到周家渡。

周家渡也如杨家渡,老早也很闹猛。杨家渡曾经有赌场,周家渡还曾经有戏馆呢。

周家渡也是衰败于1937年的日本人打仗。

原来的住户几乎统统逃光,后来,江苏山东的难民在黄浦江边搭了“滚地龙”。以前那里有个地方叫“苏鲁村”,可见一斑。

有人讲,以前周家渡街道是上海最大的街道,后来被并来并去。

先后属于浦东斯盛区、杨思区、东昌区、浦东县、吴淞区、南市区,最后属于浦东新区。命运也蛮曲折。

周家渡的轮渡因为SB(世博)会而停航。

而周浦到周家渡的铁轨被拆除后,变成后来的长途汽车周周线的线路了吧。

家父是从周家渡乘摆渡船,过黄浦江到了浦西。

家父说,离开宁波时,家里大人关照过,在乡下头可以乘“二等车”,到了浦西万万不可,要正当正式叫一部三轮车的,不能被人看不起。

叫三轮车不便宜,所以不敢叫得太远,到大南门就下来,再乘电车到老北门。

而家父是来投奔他表哥的,我表大伯住在牛庄路,最后一段路是步行的。

当年家父才14岁,大人关照好,最后一段路一定要走,不可以“老骱三千”叫部三轮车停在人家门口的。

一路上,换了五种交通工具,历时廿几个钟头,才算到了上海。

这样的“上来”法,肯定不止家父一人。就像“从十六铺上来的”一样,何止千千万万。

每一个到上海来落脚谋生的人都有一段犯难的路要走。

我后来想想,我插队落户也不过如此,我一个人去外埠出差或旅行也不过如此吧。

现在流行吃了一点苦就大叫崩溃,好像是不大有出息。

若我们的先人都这样,我们就不会出生在上海了。

家父说,当年也有不少亲戚、同乡、同学在上海实在吃不消,就回到乡下去了。尤其是长子,因为回去可以继承家里的田地房子。

这样的人,几十年后碰头讲起来,都后悔不已。

所以,什么“逃离北上广”,100年前就有了。这样的讨论,我是连眼珠子也不转过去的。

我顺便问了一句,我表大伯是做啥的,有能力给你包吃包住。

家父说,他天天孵茶馆店。家父还记得,每天早上,吃好早饭,我表大伯就起身,掸一掸长衫,对家里人讲一声,我吃茶去了噢。就去了茶馆店。

当然,表大伯每天去的是固定的那家茶馆店。

当年上海人作兴在茶馆店里谈生意。而且各行各业,泾渭分明。

比方讲,福州路“青莲阁”是建筑业的地盘。

再比方讲“春风得意楼”,就是后来的“绿波廊”吧?大清老早,布业、豆业、钱业、糖业的朋友就开始谈生意了。

现在卖“网红月饼”的“杏花楼”,老早是谈杂粮糖饼生意的。而曾经以生煎馒头闻名上海滩的“萝春阁”里,都是木业老板。

我表大伯每天孵的就是“萝春阁”。

孵茶馆店,其实就是他们在上班。不过,天天在“萝春阁”上班,应该蛮开心的吧。

会不会开心到忘记了自家是从十六铺或者哪里上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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