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北宋末年，有一批为收复燕云十六州而不懈努力的人。他们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勇于进取的历史精神不应该被否定。
楔子：话说燕云十六州
一
公元938年，是中国五代十国之后晋天福元年、契丹会同元年,干支纪年为戊戌，属相为狗。这年十月，后晋太祖皇帝石敬瑭（892—942）建东京于汴州(今开封市)，以原京都洛阳为西京。十一月，他信守承诺，派使臣到契丹皇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将中原北方十六个州的图籍呈献给“父皇帝”耶律德光(902---947)。从此，这十六个州便脱离中原，正式纳入契丹国版图，变成了契丹国的行政区域。
这十六个州是：幽（北京）、蓟（天津蓟县）、瀛（河北河间）、莫（河北任丘）、涿（河北涿州）、檀（北京密云）、顺（北京顺义）、妫（河北怀来）、儒（北京延庆）、新（河北涿鹿）、武（河北宣化）、云（山西大同）、应（山西应县）、朔（山西朔州）、蔚（河北蔚县）、寰（山西朔州东）。
这便是史上有名的燕云十六州，又称幽云十六州、幽蓟十六州。
其中，幽、顺、蓟、涿、檀、瀛、莫七个州，位于太行山东南，称为“山前七州”，北部与燕山险峻地形相连，有多处天险可以据守。其他诸州在太行山西北，称为“山后九州”，那里山岭绵亘，地形复杂，易守难攻。
这是一片富饶辽阔的土地，东西长约六百公里，南北宽约二百公里，面积大约有12万平方公里，包括现在的北京、天津、河北与山西北部等广大区域。
这里物产丰富，既有“桑麻枣栗之饶”，兼具“玉帛子女之富”。
这里地势险峻，具有重要的军事防御意义。北方著名的关口要隘，如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雁门关等，都分布在这一带。
宋人叶隆礼在《契丹国志》中写道：“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蕃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
在以冷兵器为主的时代里，以步兵为主要兵种的中原军队，如果想成功抵挡住游牧民族骑兵的入侵，必须要有险峻地形作为屏障，而燕山与太行山一带恰好就构成这样一道天然的战略安全防线。
燕云十六州一失，中原北方大门豁然洞开，河北北部边防从此几乎无险可守。北方游牧民族铁骑，对中原王朝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们随时都可以驰马纵横于千里平原之上，昼夜之间，即可饮马黄河。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那么，石敬瑭为什么要把中原这么重要的一片土地割让给契丹呢？这事说来话长。
石敬瑭的父亲名叫臬捩鸡。臬捩鸡善于骑马射箭，唐朝末年，他跟随沙陀头领朱邪赤心，自西夷（今新疆地区）内迁到阴山一带。后来，他又积极追随朱邪赤心的儿子晋王李克用，因冲锋陷阵，征伐有功，官至洛阳刺史。据此推断，石敬瑭应该姓臬，是沙陀人。
沙陀又名处月，是一个以朱邪为姓的少数民族部落，游牧于新疆准葛尔盆地西南一带，因其地有大沙丘而得名，原来是西突厥“十姓部落”以外的一个部落。
突厥是继匈奴、鲜卑、柔然之后在中国北方崛起的又一个游牧民族。突厥汗国成立于公元552年，全盛时，其疆域东至大兴安岭，西抵西海（咸海），北越贝加尔湖，南接阿姆河。隋朝时，著名将领兼外交家长孙晟（即唐太宗李世民的岳父）用离间计，使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称雄于西域，后来被唐太宗所灭。东突厥控制蒙古高原，后来被唐高宗所灭。唐高宗末年，突厥人再度建立后突厥汗国，公元八世纪中期又被回纥所灭。
可是,石敬瑭不认为自己是沙陀人，他不随父姓，也不随母姓（他母亲姓何），他自己选择姓石。这是为什么呢？《新五代史》主编欧阳修也很困惑：“不知其得姓之始也。”
《旧五代史》主编薛居正则解释说，石敬瑭之所以选择姓石，是因为他自认为是石奋的后裔。石奋即“万石君”，是西汉一个很有名的大臣，汉景帝时曾位列九卿。薛居正说，石奋有一支后裔，因为避乱，从中原流落到了西夷。石敬瑭认为，臬氏家族便是其后人。照此来看，石敬瑭并不是沙陀人，而应该是汉人。
石敬瑭年轻时朴实稳重，沉默寡言，喜欢阅读兵书，崇拜战国名将李牧和汉代名将周亚夫。
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与后梁太祖皇帝朱温（852---912）争雄时，石敬瑭隶属在李克用义子李嗣源（867---933）帐下，他冲锋陷阵，战功卓著。
李嗣源是后唐第二任皇帝即后唐明宗，在位时间是公元926年---933年。李嗣源对石敬瑭很器重，视之为心腹，并将女儿永宁公主嫁给了他。
李嗣源死后，其子李从厚继位。李从厚对握有兵权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凤翔节度使李从珂，很不放心。他命令二人进行对调，想借此削弱他们的势力。
李从珂（885---936）是李嗣源的养子，本名王从珂，他拒不受命，他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率兵攻入京师洛阳。
李从厚在百名亲骑保护下出逃，在卫州（河南汲县）遇到姐夫石敬瑭。石敬瑭将李从厚的随从全部诛杀，把李从厚孤身一人留在驿馆里，自己扬长而去。
李从珂从洛阳派人给李从厚送来一瓶毒酒，让其自尽。李从厚不肯喝，被人用绳子活活勒死，年仅二十一岁。
李从珂称帝后，对石敬瑭很不放心。石敬瑭对李从珂也有所警惕，他一方面装病称弱，一方面暗中积蓄力量，多次以防备契丹为由，要求朝廷增兵运粮。
公元 936年（后唐清泰三年）五月，石敬瑭以身体羸弱为由，上书请求解除兵权，调往其他地方。实际上，他这是以此试探李从珂的态度。
李从珂考虑再三，在意识到有可能招致变乱的情况下，仍然决定调任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
调任诏书传达到晋阳（今山西太原），石敬瑭紧急召集下属商议对策，大将刘知远（895---948即后汉高祖）说：
“明公统军多年，众望所归，凭借晋阳的有利地势和精锐军队，一定可以成就霸业，怎么能受制于一纸诏书而自投虎口呢？”
石敬瑭遂决意起兵。他上书指责李从珂只是先帝养子，没有资格继位为帝，要求他传位于明宗四子许王。
李从珂大怒，派出三万大军围攻晋阳。
面对李从珂大兵压境，石敬瑭自感力量不足，难以抵挡，内心焦虑不安。这时，谋士桑维翰(898---946)献策，建议向契丹求援。
契丹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872---926）在公元916年创建的一个游牧民族国家（后改国号为辽），当时据有中国北部和东北部幅员辽阔的广大地区。契丹人凭借兵强马壮，多次南下入侵，对中原土地一直虎视眈眈。
契丹当时的皇帝是辽太宗耶律德光。
石敬瑭让桑维翰给辽太宗写信，向契丹称臣，以父子相称，以求得契丹出兵相救，并许诺事成之后，割让雁门关以北十六州土地作为酬谢。
刘知远觉得石敬瑭做法有些过分，他劝说道：
“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
但石敬瑭不听，一意孤行。
就在石敬瑭与李从珂双方激战两个多月，相持不下的时候，辽太宗亲率五万契丹骑兵，长驱直入三千里，直抵晋阳城北虎北口,当日即与后唐军队沿汾河展开激战，杀死后唐步骑兵近万人，后唐军队败退。
当天晚上，石敬瑭出晋阳北门拜见辽太宗，两人握手言欢，相见恨晚。
于是，三十五岁的辽太宗册封四十五岁的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穿着辽太宗脱下的契丹皇袍，在晋阳城东南的柳林营地举行即位仪式，改元天福，国号晋，史称后晋。
提议向契丹求援的桑维翰，“为人丑怪，身短而面长”，他从小自命不凡，立志做公辅。有个成语叫“磨穿铁砚”，意思是立志不移，坚持不懈，典故就出自桑维翰下决心考取进士的真实事迹。
为获得契丹出兵支持，桑维翰曾亲自前往上京求见辽太宗，他“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
欧阳修因此在《新五代史》中说：“灭唐而兴晋，维翰之力也。”
明代王夫之专门写了一篇《桑维翰论》，开篇即说：
“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
桑维翰被王夫之判为“万世之罪人”。
后晋因契丹所助而兴，后来又被契丹所灭。石敬瑭所创建的后晋仅仅存活了十二年。可是，他割让燕云十六州对中原王朝造成的危害，却长达四百多年，并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政治的格局和走向。直到明朝初年，燕云十六州才回归中原王朝。正如《辽史纪事本末》所说，燕云“实今古之大防，自晋失十六州，为中原之祸者数百年。”
作为一个可耻的“儿皇帝”，作为一个危害华夏中原的卖国贼，石敬瑭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二
公元959年（后周显得六年），即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二十一年之后，“五代第一明君”后周世宗柴荣（921---959），试图用武力将燕云十六州夺回来。
这年四月，周世宗亲率大军北伐,水陆并进，出师仅四十二天，几乎兵不血刃，先后收复三关三州，即：益津关（今河北霸州）、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淤口关（今河北霸州东信安镇）以及瀛洲（今河北河间市）、莫州(今河北任丘市)和易州（今河北易县）。
此时，辽国是穆宗耶律璟（931---969）当政，他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长子，人称“睡王”。他晚上彻夜饮酒作乐，白天则蒙头大睡，昏聩不堪，而且杀人成性，弄得辽国朝政一片混乱。
大臣萧思温（即萧绰之父）劝他出兵收回失地，他竟不以为然地说：“燕云本是汉族之地，是后晋割让而来，他们拿回去也没什么可惜的。”
就在后周北伐大军准备乘凌厉之势继续北上，一举攻克幽州（今北京）之时，五月二日晚，周世宗突患重病。史书说：“圣体不豫，翌日病亟。”大军遂停止前进，班师回朝。一个多月后，周世宗带着遗憾辞别人世，年仅三十九岁。
周世宗是邢州尧山柴家庄（今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人，其家族是当地望族。他从小在姑父郭威（904---954）家长大，既是郭威的内侄，又是其养子。
周世宗年轻时曾跟随别人一起贩卖过茶叶，后弃商从戎。史书说他：“器貌英奇，善骑射，略通书、史、黄老，性沉重寡言。”
公元951年，郭威称帝建立后周，周世宗以皇子身份拜澶州（今河南濮阳市）节度使，“为政清肃，盗不犯境。”后加封为晋王，并出任开封尹，判内外兵马事，总揽兵权。
公元954年，郭威病逝，周世宗继位为帝。
周世宗雄心勃勃，计划用三十年时间开创一番宏伟大业：“朕当十年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
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通过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军事整顿，大大提高了后周的军事实力。他南征北战，为结束五代分裂局面，加快中国统一进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假以时日，或许周世宗真能收复燕云，驱走契丹，开创一个崭新而强盛的大周时代。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周世宗执政不满六年，他像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五代之黑沉沉的夜空，令无数后人为之感慨万千。
公元959年6月，周世宗在病逝之前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掌管殿前禁军。
赵匡胤（927—976）字元朗，祖籍涿郡（今河北涿州），出生于洛阳夹马营（今洛阳瀍河回族区）。他父亲叫赵弘殷（899—956），是一名军人，后来成为后周的高级将领。
赵匡胤21岁离家独自闯荡江湖，22岁参军投靠郭威，一直在军中任职。周世宗继位后，他开始执掌禁军，跟随周世宗南征北战，屡建战功。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后周君臣正在朝贺新年之时，忽然接到北方战报，说北汉与契丹联兵进犯。
符太后与宰相范质、王溥等执政大臣不辨真假，急忙令赵匡胤率大军北上御敌。
正月初三晚上，大军在汴梁城北四十里处的陈桥驿发生哗变，将士们拥立赵匡胤为帝，史称“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正月初四，大军回师京城，年仅八岁的后周恭帝柴宗训被迫禅位，赵匡胤登位，是为宋太祖。
赵匡胤此前担任归德军节度使，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他登位后便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
很显然，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军事政变，但没发生大流血与大动乱，几乎是“兵不血刃，市不易肆”，政权实现了平稳转移与交接。
宋太祖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不流血而建立一个大王朝的奇迹”。
登位之后，宋太祖放眼中国，各地政权割据，海内四分五裂，他首先致力于统一全国的宏伟大业。他采纳宰相赵普（922---992）提出的“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先后统一了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南方割据政权。
对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宋太祖一直惦念在心。他在内府库专置一个“封桩库”，专门安置储存从各地割据政权收缴上来的金帛。每年的节余，他也让人存入此库。
他对近臣说：
“石晋割幽燕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境外，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
公元976年（开宝九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深夜，年仅五十岁的宋太祖猝然离世，留下“烛影斧声”这一千古疑案。紧接着，其兄弟赵光义（939---997）继位，是为宋太宗。
为收复燕云十六州，宋太宗发动了两次北伐战争，第一次是公元979年（太平兴国四年），第二次是公元986年（雍熙三年），遗憾的是，两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宋太宗继位时，南方割据政权已基本统一，但在宋朝西北还盘踞着一个以太原为中心的北汉政权。北汉以石敬瑭为榜样，向辽国称臣，自称“侄皇帝”，因而获得辽国的保护。宋朝曾几次出兵攻打，都因辽国及时救援，无功而返。
公元979年（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宋太宗决定出兵北伐灭亡北汉，他命潘美率军攻打太原城，命郭进率军阻击辽国援军，自己亲率主力一部出镇州（今河北正定），牵制幽州辽军，使之不能大规模西援或南下。
郭进在白马岭成功击败了辽国援军，潘美率军将太原城四面包围。四月下旬，宋太宗亲临太原前线，指挥攻城。五月初，北汉皇帝刘继元见辽国援军无望，遂开城投降。
北汉灭亡，标志着中国五代十国藩镇割据、分裂动乱局面的彻底结束。
宋太宗也许是求成心切，也许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未经休整，也未犒赏的情况下，他下令大军转头进攻幽州，试图乘辽不备，乘胜一举夺城。
诸军兵将皆不愿行，惟有殿前都虞侯崔翰极力赞成：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
五月二十日，宋军从太原分路东进，翻越巍巍太行山。六月二十日，宋军渡过拒马河进入辽境，易州、涿州先后投降，宋军一路进展顺利。六月二十三日黎明，宋军先头部队已兵临幽州城下。
宋太宗也随军来到幽州城南，进驻宝光寺。
宋军迅速击败辽北院大王耶律奚底的抵抗，将幽州城四面合围，猛烈攻城，箭矢如雨，鼓声震天。
宋太宗以为幽州城旦夕可下，遂提前任命潘美知幽州行府事。
幽州城留守名叫韩德让（941---1011），是个汉族人，自祖父辈起便在辽国为官。他临危不惧，登城指挥，日夜守御，以待援军。
辽将耶律学古在“山后”闻听幽州城危急，立即回军增援。他见城已被围，遂下令挖通地道，进入城内。
宋军三百余人趁夜色登上城墙，被耶律学古及时发觉，全部击退。
六月三十日，正在打猎的辽景宗耶律贤（948---982）获悉幽州被围，立即停止狩猎，升帐议事，商讨对策。有人主张放弃幽州，退兵松亭关（今河北宽城县西南）。但耶律休哥（？---998）坚决反对，他请求率军增援幽州。于是，辽景宗任命休哥为北院大王，率五院兵马火速南下。
辽景宗耶律贤是辽世宗的儿子。“睡王”辽穆宗在公元969年被身边侍从杀死，耶律贤在契丹和汉族大臣的拥戴下得以继位。
辽景宗是辽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中兴之主”。他重用汉族官员，促进了契丹的封建化。他改革吏治，彻底改变了“睡王”时期的混乱局面。此时，辽国政治清明，国力不断上升。
辽国对幽州城非常重视。当年，燕云十六州刚划入辽国版图不久，辽太宗耶律德光就将幽州提升为南京幽都府，列为陪都。后来，又在隋唐建设的基础上，对幽州城池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幽州城已成为辽国南部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幽州城方圆三十里，城墙高三丈，宽一丈五，城池坚固，易守难攻。
宋军连续攻城十余日没能攻克，“将士多怠”，士气开始有些低落。
耶律休哥率三万骑兵飞驰南下，昼夜兼程。七月初六，辽国各路援军抵达幽州城下。
南府宰相耶律沙（？---988）率辽军从沙河赶来增援，在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畔，首先与宋军展开激战，战至黄昏，耶律沙败退。
入夜，耶律休哥与一直坚守在幽州城北得胜口（今北京昌平西北）的耶律斜轸（？---999）两军汇合。耶律斜轸下令每人手持两个火把，耶律休哥下令兵分左右两翼，向宋军发起猛攻。
辽军骑兵如猛虎下山一般，冲向宋军。
守在幽州城内的韩德让和耶律学古见援兵已至，下令打开幽州城门，城内军民一齐涌出，列阵鸣鼓，呐喊助威。
宋军已连续作战多日，早已疲惫不堪，忽然三面受敌，阵脚顿时大乱，官兵纷纷南撤，争道奔走，全线溃退。
慌乱之际，宋太宗与诸将走散，他“股中两箭”，难以骑马，近臣急忙找来一辆驴车，载着他急速逃走。
辽军主将耶律休哥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他身受三处重伤，已昏迷不醒。他的随从们用一辆轻车载着他继续前进，并代他发号施令。
辽军一路追击，从高粱河畔一直追到涿州城下。
高粱河之战，宋军一败涂地，死者万余，值得总结和反思的东西很多。
第一、治军必须赏罚分明，而且必须及时。攻取太原之后，宋太宗应立即犒赏三军，这样才能激励士气，鼓舞斗志。
第二、围城必须要想到打援。攻取太原城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分兵击败了前来增援的辽军。令人不解的是，此次围攻幽州城，宋太宗为什么不分兵去抢占得胜口、古北口等要塞，以阻击辽之援军？
第三、在组织大规模决战之时，作为全军统帅，手中必须握有战略预备队。战争瞬息万变，关键时刻要亮出最后的致命之剑。
高粱河之战，是宋朝深入辽境主动发起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是宋朝用武力夺回燕云十六州的第一次勇敢尝试。
从此，宋辽两国开始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岁月。
公元986年（雍熙三年）正月，雄州知州贺令图等边疆帅臣上书说：
“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韩德让宠幸于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
宋太宗决定再次出兵北伐，遂发布《北伐谕幽州吏民诏》。
宋太宗此次北伐，总的战略计划是，出兵二十万，兵分四路，在东西两线展开，先声东而击西，用东线牵制辽军，用西线直取云中，然后四路大军合围幽州。
曹彬担任全军主帅，参战将领达三十多名。各路主帅分别是：东路军曹彬、西北路军米信、中路军田重进、西路军潘美。
宋太宗命东路军和西北路军十万主力沿东线北上，声言取幽州，但实施佯动，持重缓行，目的不是攻占郡县，而是将辽军主力吸引在东线，使之无暇西顾，以保障西线大军顺利夺取山后诸州。
同时，他命西路军出雁门关直取云中，中路军自定州北上出飞狐口，切断并阻击西援之辽军。西路军收复云中后，立即与中路军汇合，挥师东进。然后，东路和西北路大军强攻幽州，中路与西路迅速跟进，四路合围，一举攻克幽州。
现代有人认为宋太宗这个战略计划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几路大军过于分散，不能及时有效进行配合；二是东路军主力等待时机的时间过长，容易出现不测之变，而后来也果然出现了不测之变。
这个说法很可笑。怎么能说东路军需要等待时机呢？东路军的作战任务很重要也很明确，就是牵制辽军主力使之无暇西顾。
宋太宗还遣使去朝鲜半岛联络高丽国，约其进攻契丹，但没成功。宋军水师亦在渤海湾集结待命，随时准备攻击辽国后方，但一直没展开行动。
三月，战争首先在东线打响，西线大军也迅速出击，诸路大军，捷报频传。
东路军很快攻占固安（今河北固安）和涿州（今河北涿州）。
西北路军则攻取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和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
中路军迅速攻克飞狐口要隘，进军蔚州（今河北蔚县）。
西路军则一举夺取寰州（今山西朔州东）与朔州（今山西朔州）。
此时，辽国主政的人物是辽太后萧绰（953---1009）。她就是史上赫赫有名的萧燕燕、萧太后。她美丽聪慧，有胆有识。她是辽景宗耶律贤皇后。辽景宗在公元980年驾崩，年仅十二岁的辽圣宗继位。面对虎视眈眈的诸王宗室，萧绰重用韩德让、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终于控制了政治局面。
她将幽州诸事委托给耶律休哥全权处理，以耶律斜轸为北枢密院使，命韩德让总理宿卫事，以保护宫廷安全。据说，萧绰年少时曾许配给韩德让。
萧绰闻听宋朝从东西两面大举北伐，她立即进行全国总动员。她派耶律斜轸率部驰赴云中，以抗击西线宋军。同时，令各路精兵火速增援幽州，由耶律休哥统一指挥，抗击东线宋军。随后，她与辽圣宗也亲率大军赶赴幽州前线。
幽州留守耶律休哥用兵十分灵活，他晚上派轻骑前去骚扰宋军，白天则用精兵虚张声势迷惑宋军，同时又悄悄派出精锐到宋军背后设伏，断掉宋军粮道。
曹彬十万大军在涿州驻扎了十天，因粮草不济，被迫撤出涿州，撤回雄州。
宋太宗闻讯大惊，他令东路军与西北路军汇合，沿白沟河、新城一线驻扎，养精蓄锐，待西线两路大军收复山后诸州挥师东进之时，再全师迅疾北上围攻幽州。
此时，宋军西线战果辉煌，四月中旬，山后九州已占领过半，势如破竹。东路军曹彬手下诸将求功心切，强烈要求继续出兵北上。于是，东路军“乃裹五日粮，再往攻涿州”。
三十四岁的萧绰身披戎装，英姿飒爽，她亲率辽军骑兵主力，来到涿州城东五十里处扎下御营。萧绰与耶律休哥两军对宋军已形成钳夹之势，辽军准备在涿州一带与宋军决战。
曹彬在涿州发现情形不妙，急忙引军冒雨南撤。五月初三，当宋军退至岐沟关时，遭到辽军骑兵的追击与围攻。宋军溃败，损失惨重，溺死于拒马河者不可胜计。
宋太宗见东线大军已全线溃退，合围幽州的战略已经失败，为避免更大的损失，遂令西线大军撤出战场，并令潘美所率的西路军，护送云、应、寰、朔四州的百姓迁徙到内陆。
中路军将士安全撤回。
可是，西路军却损失了一员大将杨业，即评书《杨家将》中杨令公原型。他被监军王诜逼迫，孤军出战，力竭被俘，绝食而亡。
宋太宗闻讯悲痛惋惜，下令将潘美降职三级，将王诜革职流放。
关于雍熙北伐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宋太宗在给前宰相赵普的手诏中是这样解释的：
“朕昨者兴师选将，止令曹彬等顿于雄、霸，裹粮坐甲，以张军声，俟一两月间山后平定，潘美、田重进等会兵以进，直抵幽州，共力驱攘，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将帅等不遵成算，各驰所见，领十万甲士出塞远斗，速取其郡县，更还师以援辎重，往复劳弊，为敌所乘，此责在主将也。”
雍熙北伐，宋军主将是曹彬，他自知指挥失误，罪不可恕。回京后，他身穿素衣来到宫阙，自请受诛。
在宋初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曹彬是主要战将之一，他曾率军灭后蜀、灭南唐，为大宋立下赫赫战功。他承认自己犯有违令失律之罪，因而被降职为右骁卫上将军。
蔡东藩对曹彬评价说：“彬谦仁有余，智勇不足。岐沟之败，误在不智，又误在不勇。”
雍熙北伐又称岐沟关之战，是宋辽二十五年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宋朝北伐失败最惨重的一次。
“岐沟之蹶，终宋不振。”
从此，宋朝基本放弃了用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方针，也失去了北伐燕云的战略进攻能力和作战勇气。从此，宋朝对辽国转入了全面战略防御阶段。
收复燕云，遥遥无期。
对宋太宗这两次北伐，《辽史》有这样一段评价：
“是两役也，辽亦岌岌乎殆矣！休哥奋战乎高粱，敌兵奔溃；斜轸擒继业于朔州，旋复故地。自是宋不复深入，社稷固而边疆宁。”
三
岐沟之战后，宋朝改变了对辽方针，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辽国则相反，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辽军多次南下，试图收复瀛、莫、易三州。这三州，都是当年周世宗北伐所夺取的。
经过几次反复拉锯战，公元989年，易州被辽国夺了回去，但瓦桥关以南的瀛、莫二州，始终牢牢掌控在宋朝手中。
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9月，辽国再次大规模出兵南征，二十万辽军铁骑突破宋朝河北防线，长驱直入，兵临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直接威胁着宋朝首都东京城的安全。
宋朝朝野震动，不少大臣主张立即迁都避敌。但宰相寇准坚决反对，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宋真宗赵恒（968---1022）御驾亲征，冒险北上，来到澶州城并登上北门城楼。
宋军官兵见黄龙大旗在城头迎风招展，大受鼓舞，“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
辽军主将萧达凛在澶州城下巡视地形时，被宋军伏弩射中头部而亡。辽太后萧绰担心辽军腹背受敌，遂向宋军提出和约。《辽史》说：“将与宋战，达凛中弩，我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也！”
经过谈判，宋辽双方最终于景德元年十二月（公元1005年1月）达成休战协议：
双方罢兵，结为兄弟之国，辽视宋为兄；宋每年给辽“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分治，于边境设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澶州古称澶渊，因此史称这个盟约为“澶渊之盟”。从此，宋辽两国罢兵言和，开始了长期和平相处的历史岁月。
但是，对“澶渊之盟”的认识，从古至今一直争议很大。
对于辽国来说，燕云十六州是契丹军人拿生命换取的，并不是石敬瑭白送的。关南的瀛、莫二州是燕云十六州的组成部分，后被周世宗用武力抢了过去，因此，辽国有权利将它收回去。而在宋朝看来，自开国之时，瀛、莫二州便是宋朝之领土，岂能被辽国夺去？这样一来，战争将永无休止。
用“澶渊之盟”这种方式来结束战争，可能是宋辽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模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澶渊之盟是公平的，也是合理的。
付出三十万两匹岁币，换取辽国对关南二州的放弃，对于宋朝应该说是合算的，这没什么屈辱可言。对于辽国来说，虽然放弃了关南二州，但每年可以获取三十万两匹岁币，也是合算的，也没什么屈辱可言。
从澶渊之盟到宋徽宗时代，历史已走过一百多年。宋朝经历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和徽宗六个朝代。辽国则经历了圣宗、兴宗、道宗和天祚帝四个朝代。
一百多年来，宋辽两国基本上都能遵守澶渊盟约，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据统计，这期间双方互派使节达三百八十次之多。
但也发生过令宋朝很不愉快的事。
一件事是“重熙增币”，这事发生在宋仁宗(1010---1063)朝代。
公元1042年（辽兴宗重熙十一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辽兴宗（1016---1055）一边在宋辽边境上增兵造成南下之声势，一边派使臣来宋朝索要土地，要求宋朝将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归还给辽国。
此时，宋朝正与西夏交战，战争屡屡失利。很明显，辽国这是一种趁火打劫的行为，这是在借宋夏之战而谋利。
宋朝担心遭到辽与夏联合攻击，遂同意增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辽国则放弃索地，并答应约束西夏，遣使去西夏谕令其与宋朝讲和。
这样，宋朝每年给辽国的岁币便增加到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
辽兴宗名叫耶律宗真，汉语文化素养较高，工诗词，善丹青，他曾主动把自己所画的天鹅、苍鹰等画作，赠送给宋仁宗。宋仁宗也礼尚往来，作飞白书以回赠，一时传为美谈。
辽兴宗还写信给宋朝，提议两国关系仿照中国南北朝先例，辽称北朝，宋称南朝。这个提法被宋朝拒绝。
还有一件事是“划界事件”，这事发生在宋神宗(1048---1085)时代。
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二月，辽道宗耶律洪基(1032---1101)遣使来宋朝，提出重新划定蔚州、应州、朔州一带的边界，要求以分水岭为界，同时辽国在沿边地区增派军队，扬言宋朝若不答应，则武力解决。
此时，宋朝正忙于向西开边，宋军刚与吐蕃军打了一场败仗，即踏白城之战。
这次划界事件从性质上来看，与增币事件一样，也是一种趁火打劫的行为，都是对澶渊之盟的违背与破坏。
宋神宗权衡利弊，最终答应了辽国的划界要求，弃地达七百里。
这件事在宋朝国内反响很大，弃地的责任最后由王安石等变法派大臣来承担。
这件事对宋神宗本人刺激也很大，十多年后，他仍然没忘记这份屈辱。临终前，他留下一份针对燕云十六州的遗诏：能收复燕山者，虽异姓亦可封王。
这份遗诏，显然也违背了澶渊之盟的精神。不过，它产生于一定的心理背景之下，即在宋神宗看来，辽国已经违约在先。
这份遗诏，在当时并没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因为那时出兵北伐，用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根本不具有现实性，很显然只是一种空想和愿望。
三十多年后，当历史车轮缓缓驶入宋徽宗（1082---1035）朝代时，宋神宗的这份遗诏，开始引起宦官兼军事统帅童贯的关注。
童贯曾率军收复青唐地区。青唐地区自唐朝末年便陷入吐蕃人之手，是中原王朝丢失了三百多年的一片土地。
然后，童贯将目光瞄向北方。童贯向宋徽宗上了一道《平燕策》，表达了自己对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兴趣。
宋徽宗对收复燕云十六州砰然心动。
宋徽宗是宋神宗的儿子，自继位以来，他一直坚持走父皇开创的变法图强、开边拓疆的道路。收复燕云失地、恢复汉唐疆域，并不是宋徽宗作为一个艺术家一时激情之冲动，也不是所谓性格轻佻之表现，这是作为一个中原王朝皇帝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
一旦实现这一百年梦想的机遇到来，宋徽宗绝不会放弃，他将亲自执导这幕历史大戏。
可是，从一波三折的海上之盟，到震撼东南的方腊暴动；从不可思议的北伐之战，到波诡云谲的平州风云；从金太宗决意南下，到宋徽宗引咎辞职-----
一对盟友竟转化成一对仇敌！一个大好时机竟演变成一场滔天噩梦！
“梦魂惊起转嗟吁”！
从金太祖掀起反辽风暴，到宋徽宗噩梦惊魂，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演变过程？有多少惨痛的教训值得借鉴？
诗曰：成败只在一念间，风云变幻叹千年。千年悠悠兴亡事，燕山历历在目前。
第一章 蜡丸密信
一
公元1115年（北宋政和五年）三月初，雄州（今河北雄县）城里的杏花与桃花相继绽开，红艳艳，白灿灿，满城锦绣，春意盎然。
这天早晨，白沟驿馆的一名驿官骑马来到雄州府衙，交给知州和诜一封蜡丸密信。
雄州是宋朝北方的一座边关重镇，原名瓦桥关，曾随燕云十六州一起被契丹占领。公元959年，周世宗率军北伐时，瓦桥关契丹守将不战而降。周世宗下诏将瓦桥关改名为雄州。雄者，巍然勇猛也。大概周世宗是想以此彰显武功，威慑契丹。
雄州城北三十里处有一条河，叫白沟河，那便是宋朝与辽国的界河。那里有个渡口，叫白沟渡口。宋辽两国每年来往的使臣，都从那里坐船过河，然后沿着畅通无阻的驿路，南下宋朝首都东京汴梁城（今河南开封），或者北上辽国首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
宋朝与辽国在白沟河两岸分别设有驿馆，负责迎来送往。
白沟还是一个通商口岸。宋辽两国在此开辟榷场，边贸交易十分红火。宋人用茶、盐、布匹、粮食、瓷器等，换取辽人的羊、马、骆驼等牲畜，以及刀具、马具、皮具等产品。宋朝每年送给辽国的五十万匹两银绢，也在此地交割。
自“澶渊之盟” 一百多年来，两国从未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边境平安，两岸融洽，百姓安居乐业。
雄州知州和诜是武官出身，年龄在五十岁左右，身材较矮，长着一个胖胖的圆脸，慈眉善目，从表面来看，不太像个武官模样。
然而，他不仅是武官，还出生于将门之家。
他父亲名叫和斌，是著名将领。当年，大将狄青南征，和斌曾率骑兵一部做先锋，英勇善战。凯旋回朝后，受到宋仁宗的接见和慰劳。宋神宗时，安南（今越南）入侵，和斌受命率步骑三千出击，他有勇有谋，殊死决战，大败敌军。
和斌曾长期在广西戍边，晚年回到东京，官至侍卫亲军步军司都虞侯。
和诜依靠父亲的庇荫步入仕途，最初在河北军队中任职。他喜欢钻研兵器制造技术，元祐年间，曾研制出一种轻便弓箭，叫做制胜强远弓，又称凤凰弓。那是一种脚踏弓弩，据说能破坚于三百步之外。他把弓弩呈献给宋哲宗皇帝。皇帝很高兴，下令全军推广。和诜以此成名。宋徽宗继位后，他继续在军中任职，历任右武大夫、威州刺史等武官职务。
对一般州府，朝廷都会派遣文官去担任知州。但雄州不同，雄州知州都是由懂军事的武官来担任，这已经成为多年来的一个惯例，因为雄州战略地位很重要。
两年前，和诜被朝廷选中。
和诜拆开密信一看，写信人名叫李良嗣，是辽国的一个光禄卿官员。
信中有两条重要信息，引起了和诜的关注：一是辽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已发生叛乱，辽国政局动荡不安；二是写信人李良嗣恳切要求投奔宋朝。
对李良嗣的请求，和诜当然无权做主。他不敢耽搁，立即起草奏章，连同蜡丸一起，迅速上报朝廷。
出雄州城，沿着平坦宽阔的驿道南下，路两旁全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景色。过黄河不久，便到达东京城。
东京城是十二世纪初期全球最繁华的大都市，“富丽甲天下”。
初春三月，东京城里的杏花桃花已完全盛开。不论是走在通衢大道上，还是沿着僻静小巷，到处都能看到一枝枝美丽的花朵，从黛青色的高墙上伸出头来。
特别是贯穿京城的汴河、蔡河、五丈河以及金水河沿岸，一树树杏花，一树树桃花，争奇斗艳，绚丽多姿，吸引着众多市民驻足观赏。
皇城位于东京城中心稍偏西北，是宋王朝的中枢神经所在。据文献记载，皇城面积不大，周长仅五里，内有大小宫殿四十余座。
与汉、唐以及明、清皇城相比，北宋皇城的确显得有些狭小。
皇城从南往北大致可分为南、中、北三个区。
南区有中书省、枢密院、都堂（宰相退朝后办公之处）、门下省、修国史院等中央政府办公机构，共有房屋约三千间。
中区有辉煌巍峨的大庆殿（朝廷举行大典的地方），有文德殿（皇帝日常上朝视政的宫殿），还有紫宸殿、垂拱殿、崇政殿、集英殿、保和殿、睿思殿等等，各宫殿都有各自不同的使用功能。这一区域，戒备森严。
北区是后宫禁区，即皇帝与后妃们的生活区，外人不允许踏足。
皇城正门朝南，称宣德楼，楼门前是一个广场，可以举行大型集会活动。楼门旁边还有两个边门即东边的左掖门和西边的右掖门，百官入宫走右掖门。
皇城东门叫东华门，西门叫西华门，北门叫拱辰门。
拱辰门外原来是一处供皇帝和后妃们娱乐休闲的后花园，比较空旷。几年前，宰相蔡京觉得皇城过于狭窄，建议向北扩建一下。于是，在此修建了一组园林式建筑，共有七座宫殿十五个阁楼，这就是所谓的延福宫。
延福宫是一处相对独立的宫区，风景幽美，环境安静，宋徽宗有时在这里挥毫泼墨，有时也在这里设曲宴，君臣同欢。
这天，宋徽宗与郑皇后来到延福宫凝和殿北侧一个名叫杏冈的土坡上，观赏杏花。这里有一大片杏树林，花香四溢。
他们在一棵高大的杏树旁停下脚步。
花香从树上飘散下来，一会儿浓一会儿淡，沁人肺腑，清爽又香甜。
宋徽宗深吸一口花香，似乎有些陶醉。杏花那娇嫩欲滴的姿色，醍醐灌顶般地激荡着他的内心，愉悦着他的精神。
据史书记载，宋徽宗“相貌俨雅”，即长得庄重俊朗儒雅，从现在收藏在台北故宫中的宋徽宗画像来看，此话不假。
高大的杏树树冠撑起一片璀璨的云霞，繁花累累，鲜艳夺目。树枝上还没生出绿叶，全是密密麻麻的花瓣。花瓣簇拥在一起，白中透着粉，粉中露着白。她们那么热闹、灿烂、妩媚，又那么娇羞、温婉、柔情。
“官家，今年这花儿开得可真多啊！花儿多将来结的杏子也多，这应该是吉祥之兆啊。”
郑皇后微笑着，她情不自禁地沉浸在初春的气息里，她感到自己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仿佛重新回到了少女时代。
郑皇后是开封人，生长于一个普通官宦家庭。她出生于1079年，比宋徽宗大三岁。她十二岁入宫，一直在向太后身边当侍女。她喜欢读书，儒雅秀丽，聪慧端庄，能言善辩，后来晋升为钦圣殿押班。
宋徽宗为端王时，每当下朝后都不忘到慈德宫叩拜向太后，向太后总是令郑氏和王氏这两个美女陪侍。后来端王继位当上皇帝，向太后便将郑氏和王氏一并赐给了他。
郑氏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头脑机敏，文才出众。她会赋诗作词，会撰写奏章，尤其擅长品鉴欣赏宋徽宗的书法与绘画，因此很受宠爱。
宋徽宗原配皇后姓王（即宋钦宗生母），也是开封人，也生长于官宦之家，这与郑氏相同。她出生于1084年，比郑氏小五岁，十六岁时与端王赵佶结婚。
赵佶继位后，王氏被立为皇后。但她姿色一般，不善言辞，又不会取悦宋徽宗，所以生活一直很落寞。后来，有个宦官诬陷她行为不检。宋徽宗派专案组调查了一番，虽然情况并不属实，但此事对王皇后精神打击很大，让她更加郁郁寡欢。
1108年9月，王皇后在孤独抑郁中去世，年仅二十五岁。
三年后，郑氏被册封为皇后。
郑皇后为人很低调，生活很节俭，从不铺张浪费。在为她制作皇后冠服时，她说：“现在朝廷财力不足，不要制作新的了，就用我原来那件贵妃服改制一下即可。”
宋徽宗对她的评价是“柔明婉淑，谦慎持身”。应该说这个评价很贴切，这说明宋徽宗对郑皇后很了解。
同样，郑皇后对宋徽宗也很了解。
郑皇后知道，赵佶这个皇帝不同寻常，他身上既有艺术家的气质和浪漫气息，又有继承父兄变法图强、开创大宋盛世的热情与政治梦想。
他执政勤恳，每天都要亲自批阅奏章。
他精力特别旺盛，除了忙社稷大事，还要忙书法绘画，忙饮酒品茶，忙谈经论道，忙调风弄月-----
十年前，他开始宠幸出身寒微的刘贵妃。前年刘贵妃去世，他又开始宠幸刘贵妃的养女。这女孩也姓刘，出身也很贫寒，十岁选美入宫，给崇恩宫刘太后（即宋哲宗皇后）当侍女。她年轻漂亮，聪明伶俐，工于心计，又会甜言蜜语，现在已晋升为婕妤，几乎夜夜陪伴在皇帝身旁。
突然，一阵狂风吹来，高大的杏树被吹得摇来摆去，数不清的花瓣纷纷扬扬飘飘洒洒，像雨点一般簌簌落下。
郑皇后心头一震：苍天突降狂风，横扫杏树，蹂躏杏花，莫非要发生什么灾难？
狂风一晃而过，高大的杏树依旧挺拔而立，只是满地落红显得一片狼藉。
这时，宦官梁师成匆匆跑过来禀告：“官家，银台司刚呈来一份紧急奏报，还有一枚蜡丸。”
“从哪里来的?”
“河北雄州。”
郑皇后赶紧提醒道：“官家，雄州是边关重镇，不可马虎大意啊。快回殿看看吧，处理政事要紧！”
郑皇后心里隐隐有种不祥之感。
宋徽宗回到崇政殿，掰开蜡丸，取出一封字体清秀飘逸的帛书。
辽国光禄卿李良嗣上拜安抚大师足下：
我叫李良嗣，本是汉人，家住燕京霍阴，从远祖开始便在契丹做官，虽然身穿契丹服装，拿着契丹俸禄，但从没忘记自己是汉族后人，很早就想穿上汉服，回归中原，可是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近几年来，契丹国君天祚帝排斥忠良，任用小人当权，朝政黑暗，女真人趁机造反，而官兵纷纷溃败逃散。盗贼也趁机四起，攻陷州县，老百姓生活在苦难之中。契丹一片乱象，灭亡指日可待。
最近，天祚帝又下诏要亲征女真，军民听说之后，都惶恐不安，因为军民都不愿打仗，不愿为一个昏君而去送死。我虽然愚昧无知，但对契丹目前的形势也看得很清楚，即契丹已经衰败，必将走向灭亡。
我日夜筹划思虑，想苟且偷生却没有一处安身之地。后来想到《易经》上说，“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论语》中也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我很早就钦佩祖先哲人的智慧，由此获得启发，我想，何不趁此时机举家南归，投靠大宋，恢复我汉家后人之身份，以实现自己平生之志向！
恳切希望大宋朝廷念我一片诚心，将我接纳。如果能获得皇帝睿旨恩准，请预定日期，我将俯伏前去，不胜万幸。
看完密信，宋徽宗仰靠在龙椅上沉思起来。
对于女真人，他大体了解一点。他知道那是一群生活在辽国东北地区的山林野地之人，他们分成若干个部落，以打猎捕鱼为生。那里出产黄金、珍珠和松子，还有一种名叫海东青的猎鹰，个头不大但很凶猛，可以用来捕捉天鹅。
李良嗣预言，辽国必将被这些女真人所灭亡。这可能吗？宋徽宗有些怀疑。
在1115年春天预言女真能够灭亡辽国，实在是有些太早。
1115年春天，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刚刚建国，他还没有彻底推翻辽国政权的政治野心，他只不过是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女真族国家，从而与契丹平起平坐而已。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良嗣的预言是正确的。李良嗣的确具有非凡的政治洞察力。但当时，宋徽宗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
宋徽宗赵佶出生于1082年，是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
宋徽宗的母亲姓陈，开封人。她“幼颖悟庄重，选入掖庭为御侍”。多年后，一个偶然机会得到了宋神宗临幸。生下赵佶之后，她便由才人晋升为美人。
北宋后宫除皇后外，其他有品级的嫔妃分为二十四等，最高等是贵妃，才人是最低等，美人是倒数第二等。
1085年，三十八岁的宋神宗因病去世。陈美人很悲伤，她日夜守护在宋神宗陵殿里，“思顾旧恩，毁瘠骨立，左右进粥药，挥之去，曰：得早侍先帝，愿足矣！”
不久，陈美人也去世，终年三十二岁。
这一年，赵佶才三岁。
十五年之后，赵佶继位当上皇帝，第二年即1101年（建中靖国元年），他追封自己的母亲为皇太后，上谥号钦慈。
这恐怕是陈美人生前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事。
宋神宗皇后向氏不曾生育，她对失去亲生父母的赵佶精心照料，就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赵佶与其他皇子一起，在无忧无虑中成长起来。他从小就很懂事，聪明好学，兴趣广泛，友善仁孝，很早就显示出超群的书法绘画艺术天赋，他还喜欢蹴鞠运动，踢得一脚好球，因此，深得向太后喜欢。
宋神宗一共有十四个儿子，可是从老大到老五，还有老七老八老十，这八个都先后夭折。宋神宗去世后，排行老六的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他比赵佶大五岁。
宋哲宗九岁继位，由他奶奶即宋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直到1093年高氏去逝，他才开始亲政。不幸的是，仅仅亲政七年便英年早逝，年仅二十四岁。
向太后紧急召集宰辅大臣商讨继位人选。宋哲宗没留下子嗣，只能从他的五个弟弟中选择继位人选。在这五人中，论年龄，最大的是老九申王赵泌，可他眼睛有毛病，当皇帝显然不合适。其次就是排行第十一的端王赵佶。
宰相章惇与宋哲宗生母朱太妃关系密切，所以，他主张由宋哲宗同母弟，即排行第十三的简王赵似继位。
但向太后反对，她主张立端王赵佶。
章惇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
知枢密院曾布与章惇有矛盾，他觊觎相位已久，他立即表态说：“皇太后圣谕极允当。章惇并不曾与众人商量，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
蔡卞等大臣也都随声附和。
向太后说：“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遂拍板决定：由端王继位。
于是，在福宁殿宋哲宗灵前，赵佶匆匆完成了继位仪式。
这是1100年（元符三年）正月，赵佶虚岁十九。
赵佶能够继位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向太后与朱太妃暗中较量的结果，也是宰辅大臣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
在宋哲宗去世的前一年，赵佶曾派人持自己的生辰八字，秘密到大相国寺找人算过命，算命人说：“此天子命也”。
有一天早朝结束后，太史局（主管天文星象的机构）郭天信悄悄而又神秘地对赵佶说：“王当有天下”。
由此可见，在宋哲宗患病期间，赵佶本人确曾想过皇位继承问题，有些大臣也看出了赵佶可能成为接班人。
虽然如此，皇位的降临还是让赵佶感到有些突然，让这个青年画家兼书法家既感到兴奋，又有些惶恐不安。他知道，这个皇位是向太后给他争来的，所以他赶紧“泣拜”，请求向太后垂帘听政。
向太后不是恋权之人，她仅听政半年，便还政于宋徽宗。又过了半年，向太后因病去世，年仅五十六岁。
年仅二十岁的宋徽宗从此开始了独立执政的岁月。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
从建中靖国走向崇宁，从崇宁走向大观，再从大观走向政和，岁月已过去了整整十五年。宋徽宗也已人到中年。
宋徽宗驾驭着宋王朝这艘豪华巨轮，在世界东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作为掌舵人，他充满自信，他感觉自己对朝政的驾驭已越来越娴熟。他的理想很远大，他想创造一个富饶文明的太平盛世。他想跨越汉唐，开辟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
但社会历史发展有其规律性，也有其不确定性。成功与失败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宋徽宗是成功的，他的书画作品被后世视为无上珍品。2012年1月，宋徽宗的一幅《瘦金千字文》在深圳拍出了一亿四千万的天价。
但作为一个皇帝，他却是失败的，他是一个穷奢极侈昏庸无能的皇帝。
其实宋徽宗算不上穷奢极侈，也并不是昏庸无能，但他的确是一个失败的皇帝。他失败于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一伟大梦想，失败于十二世纪初期东北亚的一场历史大角逐。
宋徽宗拿起蜡丸密信，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对是否允许李良嗣入境，他犹豫不决。
宋辽两国早就有约定，双方均不得收留对方之叛臣。对辽国来说，这李良嗣不就是个叛臣吗？如果满足其要求将其接纳入境，大宋就有违约之嫌，此事一旦被辽国获悉，必将引起纠纷与麻烦。
然而，李良嗣在信中说他祖祖辈辈是汉人，南归之意又那么真诚，那么迫切，如果将其拒之门外，于心何忍？
再者，燕京本是中原汉土，那里有众多汉民，如果他们知道李良嗣被大宋拒绝入境，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会不会对大宋感到心寒？
其实，类似情况在宋朝历史上曾经发生过。1044年（宋仁宗庆历四年）秋，有个名叫刘三嘏的辽国驸马，因与公主不和，偷偷逃到宋朝广信军（今河北徐水县西）寻求庇护。
刘三嘏是汉人，他说自己是为燕云百姓重返中原而来，请求大宋发兵进攻辽国，收复燕云这片汉唐故土。
有些大臣建议收留刘三嘏，想通过他了解辽国上层秘密。但枢密使杜衍坚决反对，他说：
“我们大宋一向忠于信诺，如果招纳叛臣，那么我们便理亏，况且此人乃契丹皇室女婿，这样的人岂能与之商讨国家大事？不如送其回国。”
宋仁宗采纳了杜衍的建议，令广信军守臣将刘三嘏遣送回国。
或许是宋徽宗不知道刘三嘏事件，或许是他知道，但另有所想。他对李良嗣的密信没做批示，他派内侍张迪将和诜的奏章和李良嗣的蜡丸密信，一并送到太师府，请蔡京太师与童贯太尉共议可否。
二
北宋末年，太学生领袖陈东伏阙上书，强烈呼吁宋钦宗诛灭“六贼”，为国除害。名列“六贼”之首的便是蔡京（1047---1126）。
明代小说《水浒传》，将北宋末年几个朝中大臣弄得面目全非，蔡京也名列其中。
元朝脱脱主编的《宋史》这样评价蔡京：“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
近九百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将一顶大奸臣帽子结结实实地戴在蔡京头上。
奸臣是指不忠于国君、弄权误国、残害忠良之臣。
王安石也戴过这样的帽子，他甚至被看做是“乱臣贼子”。但现在，他已被重新认定为中国十一世纪中后期的改革家。
蔡京是王安石学说的继承者，他不仅继承而且在实践中发展了王安石变法改革的思想，他应该是中国十二世纪初期的改革家。
太师是中国古代西周时所置官职，专门授予辅弼国君之臣。后来多被皇帝用作大官加衔，以示恩宠。
蔡京六十二岁时被宋徽宗拜为太师，那是1108年（大观二年）正月，他时任宰相。
无论是从辅弼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恩宠的角度来看，太师这个称谓用在蔡京身上最合适不过。
蔡京太师府高大雄伟，气势恢宏，占地广阔，仿佛是一座小型皇宫。大门口，矗立着一座四丈九尺高的楼台，匾额上题有“鸣銮堂”三个金字，那是宋徽宗用“瘦金体”御笔亲书。
院中有一个鸟语花香的南园，还有一个碧波荡漾的西湖，都颇负盛名。
这座宅第，是宋徽宗御赐给蔡京的，座落在皇城西北侧的外城，金水河南岸。
金水河是宋太祖时期开凿的一条人工河，是京城四大河流之一。
东京原本就有汴河、蔡河、五丈河三条河流穿城而过，水系发达，为何还要开凿这条金水河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保证皇宫内廷池苑有充足用水。
河水从外城西北穿墙进入内城，蜿蜒而行，自天波门流入皇城后苑，在大内曲曲折折绕过太庙，然后过御街而东行，直至内城东濠。
金水河在皇宫内廷这一段称作景龙江或龙德江，出天波门以西称作天波溪。
宋徽宗临幸太师府，有时坐轿子去，有时则坐小船去。其实坐船去最方便，沿着景龙江、天波溪逆流西行，便可直接抵达太师府。
太师府南边还有一条河，即汴河，那是东京城内最大的一条河流，每日来往船只很多，大多是运输货物的商船。也有装饰华丽的游船，不时穿梭其中。
汴河穿城而过，河上有十几座桥，太师府南边的这座就叫太师府桥。这座桥很有名，东京城里妇孺皆知。
住在桥北太师府里的蔡京，更是大名鼎鼎无人不晓。
蔡京从1070年（熙宁三年）考中进士踏入仕途，到1115年（政和五年）春天，已经在宦海之中沉浮达四十五年之久。他历经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三朝皇帝，都很受赏识，也多次受到过政敌的无情打击和极力排挤。现在，无论是权势还是待遇，六十九岁的蔡京都已达到人生目标的顶峰。
蔡京是福建兴化军（今莆田市）仙游人，字元长，1047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他父亲叫蔡凖，是景佑元年（1034年）进士，曾任屯田郎中、秘书丞、嘉兴知县等职。
蔡氏家族很重视教育和科举，出过不少进士，在当地很有名望。
蔡京自幼聪颖好学，胸怀大志，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喜欢排场，善于交际，锋芒毕露，敢于决断，不怕得罪人。他相貌儒雅，举止潇洒，学识渊博，气质卓越。他与弟弟蔡卞在东京太学读书时，便以博学多才蜚声校内外。
1070年（熙宁三年），蔡京与蔡卞同登进士第，一时传为佳话。
熙宁年间，正是王安石变法风起云涌之时。
蔡京先后担任钱塘县尉、舒州(今安庆)团练推官，在这两个基层岗位上，他工作了六年。他在其位谋其职，积极落实各项变法措施。
1076年（熙宁九年），大臣熊本向朝廷推荐蔡京，说他“学行纯茂，练习新法”。于是，蔡京调入中央工作，这年他虚岁三十。
熊本是1046年（庆历六年）进士。熙宁年间，他大力支持变法，因而得到王安石的重用。他文武兼备，曾两次前去西南地区平定少数民族叛乱，取得很好成效，后来官至吏部侍郎。
从熊本的经历来看，与蔡京似乎没有交集。他推荐蔡京，恐怕只是走个形式而已。真正看中蔡京的应该是王安石（1021---1086）。
蔡京能够进入王安石的视野，与其弟弟蔡卞有很大的关系。
蔡卞也很有才华，他早在1065年（治平二年）就师从王安石，后来娶王安石次女为妻，成了王安石的乘龙快婿。
1076年（熙宁九年），王安石曾很苦恼地对蔡卞说：“天下没有可用之才啊，这可怎么办！不知将来谁能继我而执掌国柄？”
王安石屈指数了数，他认为有四个人或许能够继承自己的学说，辅佐皇帝走变法之路。
一个是自己的儿子王元泽，一个是蔡卞，一个是蔡京，再一个是吕惠卿。
这年七月，王元泽患病去世。
这年十月，王安石罢相。
吕惠卿是王安石变法时的主要助手，但他后来与王安石发生了分裂。
只有蔡京与蔡卞兄弟二人没辜负王安石的厚望，终生坚持王安石变法学说。尤其是蔡京，他后来在宋徽宗时代长期担任宰相，他不仅继承而且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王安石变法改革的思想。
蔡京来到中央最初担任权流内铨主薄。
流内铨属于吏部，是一个直接向皇帝负责的中央人事管理部门，主要考核和铨选八、九品幕职、州、县官的工作，需要有较强的行政组织能力。
蔡京有这个能力。他的精明干练与多才多艺很快引起了宋神宗的注意。
此后几年间，蔡京在崇文院校书、中书礼房习学公事、大理评事、权提点开封界诸县镇公事、起居郎等很多岗位上得到历练，春风得意，如鱼得水。
1083年(元丰六年)八月，蔡京担任贺辽道宗生辰使出使辽国，他的才华和风度让辽国君臣称赞不已。他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使命，回国后不久便晋升为中书舍人。
中书舍人是皇帝身边负责起草诏令的秘书官，参与决策与政务运作，属于政府高级官员。
1084年（元丰七年）十一月，三十八岁的蔡京被宋神宗委以重任，担任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
开封府位居首都东京，乃“天下首府”。权知开封府，即统揽京城汴梁一应行政、司法，民生等要事，地位显赫，实权在握。
人们普遍认为蔡京前途不可限量。
1085年（元丰八年）春天，宋神宗忽然一病不起，没多久便驾崩。
宋神宗第六子，年仅九岁的赵煦继位即宋哲宗（1077---1100）。
五十四岁的高太皇太后（1032---1093）垂帘听政，朝政大权被她一手控制。
高太后一向反对王安石变法，她垂帘听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任用王安石政治上的死对头、守旧派领袖司马光（1019---1086）为宰相。
司马光上任后立即下令废除新法，要求各有关部门在五日之内必须完成。大臣皆言不可，只有蔡京于五日内完成任务，在开封府改募役为差役，表现出强有力的行政才干和雷厉风行的铁腕作风，得到司马光的赞叹。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熙宁四年（1071）颁布实施。简单说就是，各州县所需差役（例如税收人员）都由官府统一出钱雇人来干，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这样做的好处至少有三个：一是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民可以安心回乡务农，有利于农业生产；二是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也不得不交纳役钱，有利于社会公平；三是官府因此可以增加一宗收入，有利于财政平衡。
但此法在运行中也暴露出一些弊端。一是有些家境贫寒或遭遇灾祸的人家因交不出免役钱，被迫变卖家产，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二是有的地方官员在征收免役钱时借机中饱私囊，使得官场更加腐败，引起民众不满。
所谓差役法，简单说就是各州县所需差役，按照农村户等轮流充当。
北宋农村人户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是指占有土地的，客户是指没有土地的。客户不需要纳税，也不需要服差役。
主户按照土地和财产多寡分为五等。一等二等是上户，三等四等是中户，五等是下户。
主户除了纳税，还要按等级轮流派人到政府部门去充当“衙前”“里正”“户长”等名目繁多的差役。上户一般享有特权，真正需要服差役的是那些中户和下户。
因为这些差役没有报酬，属于无偿服务，所以没人愿意干。
蔡京在开封府迅速改募役为差役的做法，招致台谏官员猛烈抨击，说他“但希望风旨，苟欲媚光，非事实也。”
苏轼的弟弟苏辙更是将蔡京贬得一无是处：“京文学政事一无所长，人品至微，士论不与，若不因缘蔡卞与王安石亲戚，无缘兄弟并窃美官。”
今天，也有人据此认为蔡京是政治投机分子，说他本是王安石变法一派，现在却积极响应司马光号召废除新法，由此可见蔡京人品不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毫无政治节操。
是耶？非耶？
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当时也有一些大臣认为蔡京有宰相之才。
年已七十的吕公著是旧党元老，与司马光同心辅政。在蔡京外放离开京城前，他热情邀请蔡京来到自家府中。
他说：“蔡君，我在朝中多年，阅人无数，没有一个人比你强！”
说着，他用手指了指着自己的座位：“蔡君日后一定会坐在这个座位上。”
吕公著还让子孙们站成一排，肃立在旁边侍候。他很诚恳地对蔡京说：“今日我把子孙都托付给你，希望蔡君不要推辞。”
从1085年（元丰八年）五月到1086年(元祐元年)四月，朝廷人事和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主张变法的新党派人物陆续被赶出朝廷，保守的旧党人物占据了朝廷各个重要部门，史称“元祐更化”。
从1087年到1094年，蔡京离开中央重新回到地方工作。
这七年间，他不断遭到朝廷的打击和压制，曾在九个地方担任过知州、知府或者发运使。他到过陕西，到过河北，到过江苏，也到过四川。
这让他有机会接近社会基层，对朝廷政策利弊和民生状况有了更深的认识，思想上进一步得到磨练，政治上更加趋于成熟。
1093年（元佑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十月，宋哲宗亲政，下令绍述、实施元丰新法，罢免宰相范纯仁、吕大防等旧党，起用章惇、曾布等新党。
朝廷人事与政策又发生重大转折。
1094年（绍圣元年）三月，蔡京被召回朝廷担任户部尚书，他积极主动配合宰相章惇推行新法。不久，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1096（绍圣三年）年七月又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专门为宋哲宗起草诏命，职掌禁中机要，深得宋哲宗信任。
此时，活跃在政坛上的主要人物是宰相章惇、枢密使曾布和尚书左丞蔡卞，这些人都是当年王安石变法时的骨干。
1100年（元符三年）正月，宋哲宗忽然去逝，端王赵佶继位，向太后(1046---1101)垂帘听政，朝廷人事与政策又发生变动。
章惇曾对赵佶继位发表过反对意见，因而不久即遭罢相。
曾布自以为对拥立宋徽宗有功，相位非己莫属，但他觉得蔡氏兄弟俩羽翼渐丰，对自己权势的上升构成阻碍，于是他极力排挤蔡卞与蔡京，试图将他们挤出朝廷。
蔡卞被贬黜离开朝廷，但外放蔡京的建议，遭到向太后断然否决。因为向太后很欣赏蔡京的才华，而蔡京与向氏家族关系也很密切。
宋徽宗对蔡京印象也不坏，他继位的诏书便是蔡京所起草。据说，由于当时时间紧迫，蔡京起草诏书时，宰辅大臣们都在旁边侍候，章惇供笔，曾布捧砚，蔡卞磨墨。
向太后还政之后，蔡京遭到台谏官员的一连串猛烈弹劾。因为他有把柄被人抓住了。蔡京与向太后的侄子向宗回、向宗良关系不错，而且又与一个名叫裴彦辰的宦官有些私人交往。于是，谏官陈瓘、御史丰稷、陈此升等人抓住这些把柄不放，纷纷上书，指责蔡京交接外戚，交通宦官。
蔡京被外放。先是出知永兴军（今西安），又改为知江宁府（今南京），但蔡京都未赴任。最后，他被免去端明殿学士职务，提举杭州洞霄宫。
蔡京又一次离开朝廷，离开火热的政治中心舞台。
闲居在杭州，蔡京心情苦闷，郁郁寡欢，但他并没死心，他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朝廷动向，以图东山再起。
1101年（建中靖国元年）初秋，宦官童贯(1054---1126)来杭州主持明金局，为宋徽宗搜罗留存在民间的文玩字画。
蔡京闻讯喜出望外，他感觉机会来了，他立刻前去拜访童贯。两人言谈很投机，宴游不分昼夜。
蔡京是书法大家，也是鉴赏大家，他帮童贯收集和鉴赏了许多名人字画，对童贯的工作支持很大。
童贯对蔡京也有回报，“凡所画屏障、扇带之属，贯日以达禁中，且附语言论奏至帝所，由是帝属意京。”
属意就是留意。其实，宋徽宗对蔡京早就有所属意，他对蔡京的政治主张和书法特色也很了解。他在当端王时，就很喜欢蔡京的书法，并花钱收藏过蔡京的书法作品。
宋徽宗继位之初，蔡京曾利用草制机会面见宋徽宗，建议他继承父志，继续走变法之路，以富国强兵。当时，宋徽宗摇手示意说：
“这些事朕全都知道，但目前不知太后之意如何，卿且耐心等待”。
蔡京这次下放杭州时间不长，却发现了两个有能力的人才，一是童贯，二是朱冲。
蔡京在途经苏州时，发现有一座寺庙楼阁需要维修，可是维修费用巨大。这时，有个和尚向他推荐朱冲。
朱冲是苏州的一个暴发户，靠开药店发财，这人性格很豪爽，广交三教九流，成为地方名人。
通过苏州知州介绍，蔡京见到了朱冲。蔡京问他可否出资维修古寺，他表示没问题。
没过几天，朱冲请蔡京到古寺去看看。蔡京去一看，大吃一惊，几千根木料都已经准备好了。蔡京觉得朱冲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蔡京喜欢有本事的人。
蔡京后来返回朝廷时，就将朱冲和他的儿子朱勔一起带回京城。再后来，蔡京推荐童贯到西北军队任监军，便让童贯给朱冲父子俩搞了个军籍，让他们变成了军官身份。
蔡京见宋徽宗喜欢奇花异石，就让朱冲父子回苏杭，“密取浙中珍异以进”。不久，朱勔将三棵奇异的黄杨树送进宫苑，宋徽宗一见很喜欢。蔡京顺势将朱勔引荐给宋徽宗。宋徽宗便让朱勔领苏杭应奉局，于是，便有了花石纲一说。
其实，宋徽宗与蔡京都已发现花石纲有危害，多次下令制止，但屡禁不止。
向太后去世之后，宋徽宗开始独揽朝纲。当时，朝中大臣对元祐与绍圣两个时期截然对立的政治措施议论纷纷。元祐时期是宋哲宗前期，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她任用司马光为相，全面废除新法。而绍圣时期是宋哲宗亲政时期，他任用章惇为相，全面恢复新法。
支持变法的大臣与反对变法的大臣，即所谓新旧党人，互相指责，斗争激烈。
宋徽宗天真地以为，朝廷应该大公至正，应该消除朋党之争，于是，他既使用新党人物也使用旧党人物，试图进行政治调和。
旧党代表人物是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即左相韩忠彦，新党代表人物是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右相曾布，他们二人之间的矛盾，不仅没得到缓和平衡，反而日益加深。
曾布又矮又瘦，韩忠彦则高大伟岸，两人一个右相，一个左相，常常并立于廷下争论问题，由于他们外形长相反差很大，时人戏称他们是“龟鹤宰相”。
韩忠彦虽然位在曾布之上，但他性格柔懦，大事多由曾布决定。韩忠彦很恼火，他建议宋徽宗起用蔡京。他知道蔡京是被曾布排挤出去的，而蔡京性格张扬跋扈，是铁腕人物，因此他想让蔡京回朝来对付曾布。
起居郎邓洵武这时也悄悄向宋徽宗进言：“陛下如果想继承父兄之志有所作为的话，那么非用蔡京为相不可。”
不久，邓洵武又献给宋徽宗一幅《爱莫助之图》。
这是一张图表，上面记载了自宋神宗以来新旧两党在朝廷的任职情况。图表共有七个类别，即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等。分为左右两栏，左栏是新党人，右栏是旧党人。只见右栏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而左栏名字则寥寥无几。
邓洵武是想以此提醒宋徽宗，朝廷大权几十年来一直被旧党所控制，要想继承父兄之志完成未竟之变法大业，需要大量提拔使用新党人。
这张图是经过曾布之手呈给宋徽宗的。
在图的左上角，有一个人的名子用纸贴盖住。
曾布对宋徽宗说：“盖住的这个人名应该是蔡京”。
宋徽宗揭去纸贴一看，果然如此。
宋徽宗征求曾布的意见。
曾布排挤过蔡京，从内心讲他当然不想让蔡京回朝，但他明白，蔡京回朝已经势不可挡，所以只好表示支持。
当时，蔡京的政治才能被许多人所看好。
史书记载，太学博士范致虚与宫中道士徐知常关系很好，二人私下议论朝政时，范致虚说蔡京是个有能力的人，可以担任宰相。
那时，元符皇后即宋哲宗皇后，也就是宋徽宗的嫂子刘氏，身体有病，宋徽宗很尊重她，便让道士徐知常入宫给她用符水治病，据说效果很好。
徐知常因此有机会面见宋徽宗，他就把范致虚的话传给了宋徽宗。
有人说范致虚与徐知常的所作所为都是受蔡京和童贯所指使，但不知证据何在？
蔡京在皇宫大内口碑也很不错，史书中记载说：“宫妾、宦官合词誉之。”
朝中与宫内支持蔡京的声音越来越高。
宋徽宗于是下决心起用蔡京。
1101年12月，蔡京离开杭州，担任龙图阁直学士、知定州。
1102年（崇宁元年）二月，蔡京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知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还未赴任，三月又下旨令蔡京回朝，担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
曾布派儿子出城门十里路迎接，而韩忠彦则派其兄弟出城门二十里路远迎。
这年五月，蔡京担任尚书右丞、尚书左丞，进入执政行列。
半年之内，蔡京职务连续升迁，引人注目。
不久，韩忠彦罢相出知北京大名府。曾布罢相出知润州(今江苏镇江)。
七月，蔡京担任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右相，左相空缺。
在这场政治角逐中，蔡京完全胜出。
自尚书左丞一跃为右相，这是破格提拔。
蔡京短时间内的骤然升迁，引起朝廷内外一片震动，史书记载说“中外大骇”。骇者，震惊之意也。
七月的一天，宋徽宗在延和殿单独召见蔡京。
宋徽宗说：“昔日神宗创法立制，未尽施行，先帝继位，两遭帘帷变更，国是未定，朕欲继承父兄之志，可是历观在朝诸臣，无人能帮朕实现这一目标，今日朕拜卿为相，不知卿将如何作为？”
蔡京对宋徽宗的知遇之恩很是感激，急忙顿首谢恩说：“愿尽死！”
于是，宋徽宗下诏书，于都省置讲议司，“选天下英才，设官分职，参议其事，兴利除弊。”任命蔡京提举。
讲议司的设置，充分表明宋徽宗决心继承父志，走变法改革之路，同时，这也给了蔡京一个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机会。
蔡京由此崛起。
蔡京的崛起，是他多年追求与奋斗的一个结果，也是当时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一个结果。
蔡京崛起如此之迅速，反映出宋徽宗变法图强的心情很迫切，愿望很强烈。
这年，蔡京五十六岁，踏入仕途已整整三十二年。
从1102年七月（崇宁元年）蔡京任相，到1120年六月（宣和二年）蔡京致仕，这十八年是蔡京主政的时代。虽然这期间蔡京也经历了几上几下，但朝廷基本上还是在实行蔡京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这一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应该说这是宋徽宗时代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
讲议司是一个推行变法改革的权威机构，类似于当年王安石变法时设置的三司条例司。
这是一个拥有几百名官员的庞大团队，在蔡京统一指挥下高速运转起来。
简单来说，蔡京变法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进行：
一是经济体制即茶、盐、酒、货币等领域；二是教育体制既学校、科举等；三是民生保障体制即养老、医疗等。
蔡京踌躇满志，信心满怀，他对各项变法事业都成竹在胸。但他也清醒地知道，变法面临的阻力很大，他要吸取王荆公当年变法的经验教训。他觉得要想赢得变法成功，必须从政治入手，大刀阔斧地彻底清除反对变法的元祐党人势力。
元祐是宋哲宗亲政之前的一个年号（1086----1094），所谓元祐党人，又称旧党，是反对变法的政治派别，具体来说，就是指元祐年间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任用的一批大臣，他们以司马光为首，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
与元祐党相对立的，是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支持变法的一派，时人称他们为元丰党人，也称新党。
宋哲宗亲政后，用元丰党人章惇为相，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元祐党人，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皆遭流放。
宋徽宗继位之初，向太后垂帘听政，曾启用过元祐党人。1101年向太后去世，元丰与元祐两党即新旧两党斗争激烈，宋徽宗本想调和两派，走中间道路，但后来发现此路不通。
1102年宋徽宗将年号定为“崇宁”，意思是推崇熙宁。
熙宁是宋神宗用了十年的一个年号（1068---1077），这十年是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时期，所以也称熙宁变法。同时，这十年也是宋神宗向西开边的十年，宋神宗将宋朝边境向西推进了一千多公里。
。同时，这十年也是宋神宗向西开边的十年，宋神宗将宋朝边境向西推进了一千多公里。
宋徽宗使用这样一个年号，很显然是在以此表明心志，即决心推行新法，继续走父皇开创的变法开边之路。
其实，曾布在担任右相期间，就已经开始动手清算元祐党了。但与曾布相比，蔡京对元祐党打击的力度更大，态度更坚决，手段更狠毒。
1113年（崇宁二年）正月，蔡京迁升左仆射。他又将矛头对准那些曾经弹劾过自己的台谏官员，有十几个人遭到除名勒停等严厉惩处。
从1102年（崇宁元年）夏天到1104年（崇宁三年）夏天，蔡京组织力量，花了两年多时间，对元祐党进行了一次政治上的彻底大清洗，总共有三百零九人被认定为元祐党成员。
宋徽宗下诏：凡是属于元祐党籍之官员，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死去的，一律削去官衔，而且不许元祐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举。
蔡京请宋徽宗将这三百零九人的姓名御书刊石，置于文德殿端礼门外东壁之上，播告天下，“永为万世臣子之戒”，碑上所列之人“永不录用”。
这就是所谓“元佑党人碑”。
蔡京还遵旨手书元祐党人姓名，发至各州县，要求各地仿照京师“立碑扬恶”。
蔡京对元祐党及其政敌的无情打击，可能包含有泄私愤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我认为还是在为变法改革开辟道路，清除障碍。
蔡京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蔡京最大的擅长是理财，他思路开阔，并且很有创新。
在他拜相之初,有六七个巨商上门讨债，他们拿着借条说，哲宗朝时，朝廷出兵攻打西夏，曾向我们借钱三百多万缗，至今未还。
蔡京向宋徽宗做了如实汇报。
宋徽宗面有难色：“辱国！且奈何？”
蔡京很有信心地回答说：“臣请尝之。”
蔡京下令，盘点皇城诸司库藏，将那些多余而无用的东西，打包作价抵债。不出半年，欠款全部还清。
蔡京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变法，尤其是茶法盐法的变革，很快就见到成效，源源不断的税收财富汇集到京师。
蔡京洋洋得意地向宋徽宗报告说：“今内外泉货所积为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
宋徽宗闻听大喜。
于是，蔡京向宋徽宗提出了“丰亨豫大”的治国理念。
丰，就是丰裕，治国首先要抓经济，要让国家财政充盈富裕，这是治理国家的经济基础。
亨，就是亨通，要确保政令畅通，这样变法才能见到成效，这是政治基础。
豫，就是安乐，要创造安详和乐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这是社会基础。
大，就是弘大，要树立大国风范，要体现大国气派，这是国家形象基础。
蔡京的治国理念就是建立在这四个基础之上，层次分明，思路清晰，内涵丰富。这让宋徽宗感到耳目一新。
蔡京的“丰亨豫大”治国理念，源自于他对《易经》丰富哲理的认知，也反映出他对理想政治的思索与憧憬。
可是，这些治国理念却一再遭到误解和批判，被列为蔡京的罪状之一。
有人说，他这是以此粉饰太平。有人说，他这是在“倡穷奢极侈之风”。甚至还有人说，他这是视官爵财物如粪土，在极力鼓动宋徽宗大肆挥霍。
这些说法，细细想来，让人感到既荒唐又可笑。
蔡京的政治作风，一贯雷厉风行，有时候气势咄咄逼人，这让宋徽宗感到很不舒服。宋徽宗开始怀疑蔡京有专权之倾向。
对蔡京的强势政治，一些大臣也感到不满，但苦于找不到攻击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
1106年（崇宁五年）正月，西方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尾巴很长，横亘于天际，每当夜里，照得皇城宫殿窗户一片明亮。
宋徽宗有些惊慌不安。
一些大臣借机上书，说朝廷政策有阙失。
中书侍郎刘逵劝宋徽宗毁掉元祐党籍碑，停止蔡京推行的变法举措，这样天象就会正常，人间就会太平。
宋徽宗采纳了刘逵的建议。一天半夜时分，他派出一群宦官至文德殿，将东壁上的石刻全部毁掉。
第二天早晨上朝时，蔡京忽然发现石刻被毁，遂厉声说道：“石可毁，名不可灭！”
蔡京的激烈对抗态度，让宋徽宗实在是无法容忍。
二月，蔡京罢相，任中太乙宫使闲职，留居京城。
赵挺之被任命为右仆射，刘逵继续为中书侍郎。他们二人紧密配合，将蔡京推行的各项变法改革事业全部废止。
朝廷内外又引起一场不小的震动。
社会上开始广泛流传“三不可”之说，即“法度不可变，刘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罢。”
数日之后，彗星消失了。
宋徽宗对赵挺之和刘逵的施政措施很不满意，对罢免蔡京之举有些后悔。他的心事被郑贵妃发现（就是后来的郑皇后）。郑贵妃将这一信息透露给了父亲郑绅。郑绅又透露给了翰林学士郑居中。郑居中自称是郑贵妃的从兄弟，经常来郑绅家拜访。
郑居中感觉这是一个表现自己政见的好机会，他立即进宫，对宋徽宗说：“陛下建学校，兴礼乐，置居养院、安济院，这都是造福百姓的措施，怎能全部废除呢？怎能说这是逆天之举呢？”
宋徽宗深以为然。
礼部侍郎刘正夫也进宫向宋徽宗进言，与郑居中说法相同。
客观地讲，蔡京主导的崇宁变法的确让北宋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一、政治上，旧党势力已得到清除，结束了蔓延几十年的党争之祸，为社会经济发展打下了政治基础。
二、经济上，重视农桑，鼓励开荒，尤其是调节了茶、盐、钱法等经济政策，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
三、军事上，出兵十万征西，收复青唐失地，巩固边防，提升了皇帝与朝廷的威望，提高了宋朝的国际地位。
四、教育上，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学校教育网络，以学校教育取代旧的科举制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创举，史称“崇宁兴学”。
五、民生上，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民生保障机构。居养院用于救助鳏寡孤独者，安济坊用于救济有病而无钱治疗者，漏泽园则是政府划出地皮安葬那些无力举丧的穷人。这不是慈善事业，这是惠及全民的一项民生工程，这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独创性。
有人说崇宁变法，“名为遵用熙丰之典，乃实肆为份更，未有一事合熙丰者”。有人说，“祖宗之法惠民，安石之法惠国，蔡京之法惠奸。”还有人说，蔡京是通过变法“聚敛钱财”，将原有的变法精神完全改变。
时代不同了，变法当然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际情况而进行，哪能完全照搬呢？
蔡京的崇宁变法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既一脉相承，又有所调整与深化，这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从实际效果来看，崇宁变法取得的成就要比熙宁变法大很多。
朱熹在他的《朱子语类》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1094年（绍圣元年），章惇被宋哲宗调入京城担任宰相，在他进京上任途中，蔡京去拜访他，拿出一份建议书给他，建议实施学校教育和设置安济院。章惇看后还给蔡京，说：“这些事留给你自己以后做吧。”
这个故事说明，蔡京早就开始关注民生之政了。
蔡京第一次罢相仅仅十个月。
1107年（大观元年）正月，蔡京复拜左仆射，第二次出任宰相。这年年底拜太尉，第二年正月拜太师。
蔡京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政治地位更加稳固。
他意识到崇宁年间在打击元祐党以及政敌方面有些扩大化，于是陆续进行了一些甄别与平反。
他接受以前的教训，实行宽柔之策，奏请宋徽宗大赦天下。
他召集百官议政，朝廷中政治斗争的严峻气氛有所缓和，“天下大治，四方向夷。”
可是，蔡京与宦官童贯的矛盾却在暗中逐渐加深。
蔡京与童贯本来关系很密切。崇宁初年，童贯从杭州回京担任内客省使，蔡京推荐他去西北前线担任监军，与王厚一同开边，从此他逐步发达起来。
在对待童贯问题上，蔡京与弟弟蔡卞产生严重分歧。
早在崇宁四年，蔡卞就反对任命童贯为军事统帅，他在宋徽宗面前神情很严肃地说;“内臣为帅，非盛世事。贯闻臣此言必不喜，然朝廷事体可惜。”
蔡卞从宋徽宗那里出来后，遭到蔡京与执政吴居厚、张康国、邓洵武等人“群噪之”。
蔡卞感到很孤立，遂请求离开朝廷，外放知河南府。
那个时候，童贯羽翼还没丰，翅膀还没硬。
后来童贯身价倍增，他掌控着西北军政大权，侍功骄横，对西北军政将领官吏的选拔，完全撇开朝廷，绕过蔡京，直接奏明宋徽宗。
这既伤害了蔡京的自尊，也破坏了朝廷的制度，引起蔡京极大的不满，两人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1109年（大观三年）五月，宋徽宗念及童贯在西北开边战功显赫，下诏授予童贯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是一个显示皇恩和崇高社会地位的荣誉官衔。
对这个诏命，蔡京坚决反对并且拒不执行，他忿忿而言：“童贯是一个宦官，让他担任节度使都有些过分，怎能再授予他使相呢？”
蔡京的强硬态度，让宋徽宗感到很恼怒。
皇权又一次遭到挑战。
童贯听说此事后也非常生气，他暗中秘密联络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张克公等大臣，上朝弹劾蔡京。他又鼓动郭天信进宫对宋徽宗说：“太阳中出现了黑子，主在斥退大臣，否则不详。”
郭天信在太史局任职，宋徽宗任端王时，他曾预言过“王当有天下”，因此，宋徽宗对他的话比较信服。
宋徽宗又产生了罢相之意。
蔡京屡次进宫求见，均被宋徽宗拒之门外。
1109年6月，蔡京上表请求辞去相位。
宋徽宗同意，让蔡京再次担任闲职中太乙宫使。十一月，进升蔡京为楚国公，令其致仕，仍提举编修《哲宗实录》，每月初一、十五上朝。
这是蔡京的第二次罢相。
蔡京这两次罢相虽然背景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因为出现了“天变”。古人认为，出现天变，就意味着朝政有缺失，作为总领朝政的宰相理应承担责任，要么直接罢免，要么引咎辞职。
其实，这只是朝廷政治斗争的一个借口而已。
蔡京两次被罢相，本质原因是相同的，都是蔡京以相权冒犯了宋徽宗的皇权。
自宋神宗以来，北宋政坛已经形成了一切权利都属于皇帝的局面。蔡京竟公然挑战这个局面，宋徽宗岂能容忍？
年轻的宋徽宗其实政治头脑很精明，很善于运用政治手腕，他要牢牢掌控最终决策权，他想将大臣玩弄于股掌之中。因此，明朝王夫之说，蔡京根本不是什么权臣，他只不过是一个弄臣而已。
其实，蔡京既不是权臣也不是弄臣。他既没有挟持皇权独揽朝纲之念，更没有专心追求皇帝宠幸和狎玩之意，
他所追寻的是这样一个理想局面，即相权与皇权共治天下。这是封建时代儒家知识分子的一贯梦想与追求。
可宋徽宗不这样想。他认为，相权是为皇权服务的，相权不能对抗皇权。所以，他既要利用蔡京的才干为自己服务，又要适时打击一下蔡京的气焰，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打击蔡京，实质是打击他所掌控的相权，目的是给满朝文武显示一下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皇帝可以给你高官厚禄，也可以让你什么都不是，甚至身败名裂倾家荡产。
蔡京终于明白，相权在皇帝眼里只是皇权的附庸，自己所要服务的对象不是大宋王朝，而是大宋皇帝。
弹劾蔡京的行动还没停止，奏章还不断送到宋徽宗御案上。有个叫陈朝老的太学生赴阙上书，捕风捉影，上纲上线，专门罗列了蔡京的所谓十四条罪状。
陈朝老是一个很奇怪的太学生。他生于1077年，自元符年间（1098---1100）入太学，一直读到宣和七年（1125年），他在太学竟读了二十六七年书。从二十出头读到接近五十岁，这能不令人称奇吗？
1110年5月，彗星又一次光临天空。江、淮、荆、浙等地区数月没下雨，干旱异常。
朝中台谏大臣又纷纷将矛头指向蔡京，说“蔡京盘旋京师，余威震于群臣”，请求皇上将蔡京逐出京城。
于是，蔡京被降为太子少保，仍致仕，出居杭州。同时，宋徽宗下诏，不许大臣再继续弹劾蔡京。
对于弹劾，蔡京已经很不在意，他说过：“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
蔡京这年六十四岁。
如果蔡京从此退出政坛，在杭州颐养天年，那么，他或许就不会被《水浒传》塑造成一个奸臣形象，或许也不会被太学生陈东列为“六贼”之首，成为北宋灭亡的替罪羊。
可是，他答应过宋徽宗尽死以报，他要兑现自己的诺言，如果宋徽宗需要他，他还会欣然复出。
蔡京的第二次罢相与童贯有很大关系。
蔡京的第三次复出也与童贯有很大的关系。
童贯在西北率军收复青唐地区以后，野心勃勃，对收复北方燕云十六州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向宋徽宗秘密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宋徽宗对燕云十六州也怦然心动。
1111年（政和元年）秋，宋徽宗让童贯出使辽国，令其借机考察辽国军政情况。
蔡京在杭州听说此事后，急忙给宋徽宗写信劝阻：“既然童贯威名在外，就不应该让他抛头露面，要将他隐藏起来，让外界对其感到神秘莫测才好，怎能派他出国暴露自己呢？”
宋徽宗对蔡京回信一封作了解释。
童贯回国后给宋徽宗呈上了一篇《密室录》。
北宋朝廷有规定，官员出国回来后必须上交一份报告，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如实记录下来。
童贯在这份报告中说，辽国皇帝天祚帝置酒于密室，单独宴请自己，有二夫人同席会饮。期间，天祚帝盛赞蔡京德望，他说：“南朝不用蔡京，不能致太平。”
宋徽宗看后，立即把与童贯一同出使辽国的郑允中召来，问他有无此事。
郑允中回答说：“臣不曾参与宴会，不知真情。”
宋徽宗默然良久。
1112年（政和二年）二月，宋徽宗下诏书说，蔡京两居相位，辅政数年，首先倡导绍述，勤劳百为，现在降官在外也已经有三年了，况且元丰之时的勋臣已经所剩无几，所以理应优待，可特受为太师，仍封爵楚国公，赐第京师。
蔡京奉旨回京，很风光地住进了这座太师府豪宅。
三月初，宋徽宗在内苑太清楼大摆宴席，宴请蔡京。
一个月后，蔡京落（解除）致仕，三日到都堂议事一次，又重新开始主政。
蔡京这次赋闲接近三年。
这三年间，宰相是何执中和张商英。何执中是蔡京的老部下，他当然要继续推行蔡京政策。但张商英与蔡京政见不合。
张商英对蔡京政策做了一些调整，名望日渐增高。何执中与郑居中很妒忌，便合谋“日夜酿织其短”，打算将他挤出朝廷。
无论是张商英，还是郑居中与何执中，在童贯眼里都不堪大用，他们都比蔡京差得很远。蔡京胆子大，处事果断，只要看准了的事情他就毅然敢为，毫不退缩。
童贯想，如果要在北方对辽国开战，没有强有力的朝廷做后盾是万万不行的。所以，童贯要暗中帮助蔡京复出。
蔡京很快便获悉密室录之事。
蔡京以为这事不管真假，都反映出童贯有和好之意。于是，他亲自登门拜访，二人握手言欢，但内心深处，当然还是各有各的打算。
这天，蔡京看完和诜奏章和李良嗣密信后，立即派人将文件送往童贯府，请童贯审阅，并邀他前来鸣銮堂共商处理办法。
蔡京知道，童贯现在很得意，因为三个月之前，他在西北前线组织了一场大规模对夏自卫反击战，宋军大获全胜。
三
在《水浒传》小说中，童贯太尉是个无能的草包形象，他率领几十万大军征讨梁山泊，结果中了梁山好汉的埋伏，被打得丢盔卸甲，只身逃回京师。
历史上真实的童贯并不是这样。他率军攻打过吐蕃，攻打过西夏，战功显赫，威震西北，但并没攻打过梁山泊。
1115年（政和五年）三月的一天，童贯拖着疲惫的身子从西北前线回到京城，向宋徽宗详细汇报完西北前线战况之后，他便回家休养去了。
他在城西蔡京太师府旁边也有一座豪宅，也是宋徽宗御赐的。
童贯，字道夫（一作道辅），开封人。他是宦官，但他同时也是朝廷大臣，他具有双重身份，所以他不必像普通宦官那样住在宫内。
童贯是去年十二月被宋徽宗紧急派往西北前线去的，因为西北出事了。环州(今甘肃环县)定远寨大首领李讹移背叛宋朝，写密信给西夏统军梁哆，邀其出兵入宋抢掠粮草。夏军偷偷入侵，围困定远寨达二十五天之久，气焰十分嚣张。
李讹移是宋哲宗时投靠宋朝的党项族部落首领，赐名赵怀明，在宋为官已经二十多年。
他的背叛让宋徽宗很气愤。
宋徽宗立即下诏任命童贯为陕西经略使，令其紧急开赴西北前线，发重兵狠狠打击西夏的挑衅行为。
宋夏战争又一次爆发。
西夏原来并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是党项族拓跋部在很早以前建立起来的一个附属于宋王朝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
关于党项族拓跋部的族属问题，一直存有争议。
有人说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原居住在吐蕃高原，后来内迁到陕北。他们以姓氏为部落名称，以部落为划分单位，拓跋部是党项八部中最强盛的一个。
还有人说他们是鲜卑族后裔。因为鲜卑族里也有一个拓跋部，五胡十六国时的北魏就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也自称是北魏拓跋部后代。近年来有些出土文物，似乎也支持这种看法。
甚至还有人大胆猜测，党项族拓跋部的上层贵族可能是鲜卑拓跋部后裔，而底层群众可能是羌族拓跋部后裔。
唐朝时，中央政府就已开始在党项族集聚区设立行政机构，任命有威望的部落酋长为州刺史，实行羁縻统治。
唐末黄巢起义时，党项族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刺史拓跋思恭出兵抗击起义军，一度收复长安，立下战功。于是，唐僖宗封拓跋思恭为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节度使，赐号定难军，后又封为夏国公，赐姓李。
从此，党项族拓跋部首领便世代姓李，形成一个以夏州为中心，拥有银、夏、绥、宥四州地区的陕北藩镇政权。
宋王朝建立后，夏州节度使李彝殷随即称臣，宋朝对其继续实行羁縻统治。
所谓羁縻统治就是笼络控制的意思，这是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统治政策。
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任用其酋长或首领担任地方官吏，允许世袭，保持其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除了在政治上隶属朝廷按时朝贡外，其他事务均自行管理，中央政府一般并不干涉。
这项政策对于巩固国家政权、稳定社会秩序、促进民族交流与发展，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唐朝地域辽阔，名下的羁縻州比宋朝多很多。
宋朝的羁縻州，主要集中在南方尤其是西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
982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夏州李氏宗族出现内乱。
宋太宗认为这是一个消除夏州藩镇势力的大好时机，于是诏令夏州留后李继捧入朝。
李继捧入京后，献出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并表示本人愿意居住京师。
宋太宗大喜，遂授其为彰德军节度使，同时遣使去夏州，令李氏五服内亲都携带家属内迁到东京居住。
内迁名单上也有李继捧族弟李继迁。
年仅二十岁的李继迁对此十分不满。他诈言乳母死，借出殡之机，率领心腹十几人逃往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巴彦淖尔）。
此后，李继迁聚集党项各部起兵反宋，并派人向辽圣宗表示愿意归附，从而取得辽国支持。
李继迁势力逐渐壮大，不断攻掠宋朝西北边地，先后夺取银州（今陕西米脂）、灵州（今宁夏灵武）和凉州（今甘肃武威），占领河套平原。
宋朝为什么不能出动大军及时将李继迁剿灭呢？
因为此时宋辽已爆发战争，辽国对中原虎视眈眈，辽国铁骑对宋朝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宋朝不得不把主力部队安排在北方前线，无暇西顾。
李继迁是一个让宋朝西北边区政治格局和政治力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人。
1002年（宋真宗咸平五年）十二月，李继迁遭吐蕃军突袭中箭逃归，1104年（景德元年）正月去世，其子李德明继位。
李德明改变策略，遣使向宋朝求和。
刚刚与辽国签署“澶渊之盟”不久的宋真宗，迫切希望西北局面也能稳定下来。
经过谈判，宋夏双方于1006年（景德三年）签署了“景德和议”。主要内容是：宋朝委任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其为西平王（辽国封其为大夏国主），每年赐给银万两、钱两万贯、绢万匹、茶两万斤，开设榷场，开展贸易。
其后三十年间，宋夏基本维持了和平睦邻关系。
李德明实行“依辽和宋、向西扩张”的政策。他派儿子李元昊领兵西进，消灭了甘州（今甘肃张掖）回鹘，又掠取瓜州（今甘肃安东西）和沙州（今甘肃敦煌东），势力直抵玉门关，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
1032年李德明去世。
经过两代人的苦心经营，西夏已经具备了相当实力。所以，李元昊继位后，积极准备脱宋自立。
1038年10月（宋仁宗景佑五年），李元昊称帝，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建国号大夏。他写信给宋朝政府，希望获得承认，但遭到宋仁宗严词拒绝。
宋仁宗下诏削去其官爵，并悬赏捉拿：谁若能斩杀李元昊，即为定难军节度使。
长达三年的宋夏战争全面爆发。
这次战争主要有三大战役。
一战三川口（陕西延安西北），时间是1040年7月。夏军包围延州（今陕西延安），采用围点打援之计，以十万之众，将宋朝不足一万之援军包围在三川口，宋军两员大将被生俘。
二战好水川（今宁夏隆德），时间是1041年2月。夏军采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在好水川设伏，又是十万大军将宋军一万八千追兵重重包围，宋军几乎全军覆没。
三战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时间是1042年9月。这是一场遭遇战，夏军以五万优势兵力，将不足万人的宋军包围在定川寨，十六位将领壮烈殉国。
这三战史称“镇戎三败”，让宋王朝大为震惊。宰相吕夷简哀叹道：“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从此，宋朝再也不敢做进攻之态，专心一意固守领土。
西夏虽然三战获胜，但也元气大伤，国库空空，民不聊生，再加上与辽国关系恶化，李元昊遂派人来向宋朝求和。
1044年（庆历四年）宋夏达成和议：西夏取消帝号，向宋称臣，宋朝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宋朝每年赐给夏银七万两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重开榷场互市等等。
此后几十年间，宋夏边境基本和平。
宋神宗继位后，任用王安石变法图强，励精图治，“奋然将雪数世之耻”。
1081年（元丰四年）西夏内政发生变乱，宋神宗认为攻占西夏良机已至，遂发动五路大军三十多万人马，豪壮出征，分道并进，欲会师灵州（今宁夏灵武），试图一举灭夏，史称灵州之战。
夏军采取坚壁清野、纵敌深入、先疲而后击的战略战术。所以宋军开始进军颇为顺利，长途奔袭，挺进两千余里，后因粮草不济大军溃退，功亏一篑。
第二年，宋神宗又对西夏发动进攻，结果永乐城（又名银川砦，今陕西米脂县西）之战更加惨烈，损失精兵万余、将校二百多名。
宋神宗闻听败讯，“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时当廷大哭，大臣“莫敢仰视”。
两次大败，让宋神宗灭掉西夏的梦想变成了泡影，这对他打击很大，此后不到三年便忧愤而终，年仅三十八岁。
宋哲宗前期高太后垂帘听政，旧党上台，对西夏采取妥协退让的防御政策。
宋哲宗亲政后，启用新党章惇为相，对西夏采取强硬的开拓态势，采用“浅攻挠耕”之积极战略战术。
1098年（元符元年）平夏城之战，击败三十万来犯之夏军。夏军总指挥小梁太后差点被擒，她弃仪仗更服饰才勉强得脱。
从此，宋军基本控制了横山、天都山一带。
1099年（元符二年）十二月，西夏进誓表求和，辽国也派使者前来斡旋，宋朝同意约和，自此宋夏战争暂时平息。
宋徽宗继位后，启用变法派蔡京为相，派王厚、童贯率军西征青唐羌，收复失地，宋军兵锋直指青海湖。
这引起西夏惊慌。
西夏急忙发兵，攻击大宋重镇会州（今甘肃靖远）。刘法率军迎敌，击败夏军。
宋夏矛盾迅速激化，开始争夺横山地区。宋朝采取“构筑堡寨、步步为营”的战略战术，西夏则针锋相对，筑城守险寸土不让。
面对宋军节节蚕食的攻势，西夏又急忙请辽国出面调解。
1106年，辽国天祚帝遣使来向宋朝施加压力，替西夏请求归还失地，西夏也“奉表谢罪，词极恭顺”。
宋徽宗遂同意归还崇宁以来新占之地，宋夏又议和罢兵。
现在，西夏又挑起事端，宋徽宗决定予以狠狠打击。
童贯衔命来到西北前线，立即作出部署，对西夏展开反击。
1115年正月，熙河经略使刘法率步骑十五万出湟州（今青海乐都南），秦凤经略使刘仲武率步兵五万出会州，童贯率中军驻兰州，策应两路大军。
刘仲武至清水河筑城，留兵屯守。刘法在古骨龙（青海东都北）与夏军展开激战，斩敌首三千级，大获全胜。
西夏的嚣张气焰被打了下去。
二月，宋徽宗下诏，任命童贯总领宋朝西北边疆的环庆、秦风、泾原、河西、永兴、鄜庆等六路经略安抚使，统一指挥西北边防军队。
经略安抚使，是宋仁宗于1039年因与西夏作战需要而首先在陕西设置的，是路一级的帅臣即军区司令长官。
宋徽宗将西北这六个军区委任童贯总管，目的是提高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以掌握战争主动权，同时也体现出对童贯的高度信任。
从此，宋朝整个西北地区的精锐之师都在童贯的掌控之中。
童贯身体很硬朗，但毕竟已六十岁了。经过一场大战，他感到身体有些乏力，浑身骨架酸痛。于是，他给宋徽宗上了一份奏章，请求回京休养，很快便获得准奏。
童贯虽然是宦官，但他与一般宦官有所不同。史书记载：“贯状魁武，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
他是中国宦官史上的一朵奇葩。
童贯为什么生有胡须呢？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不像其他宦官那样从小净身入宫，他入宫时已年近二十岁，身体已发育成熟。
一般来说，宫廷不接受成年人净身入宫当宦官。那么，童贯是通过什么渠道入宫当起上宦官的呢？
这件事不见史书记载。
但史书告诉我们，童贯与大宦官李宪是同乡，都是开封府祥符县人。童贯入宫后，即拜在李宪门下为徒。
据此来看，童贯入宫很可能与李宪有直接关系。
李宪是宋仁宗皇祐年间补入内黄门的。宋神宗继位后，他逐步得到重用。1070年（熙宁三年）他初次到西北前线，就显示出超凡的军事头脑。回宫后，他升任后院勾当，掌管苑囿、池沼、台殿、种艺、杂饰等。宋神宗游幸时，他陪侍在旁。
1073年（熙宁六年），宋神宗任命李宪为监军，令他去西北前线与大将王韶协力进兵。
童贯大概就是在这年加入宦官队伍的。童贯生于1054年，这年他恰好二十岁。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童贯便不可能有机会拜在李宪门下为徒。因为，此后数年间，李宪戎马倥偬，基本上都是在前线率军作战。
我们猜测，很可能李宪在1073年开赴前线之前，曾回过一次家乡。作为同乡的童贯，很可能就是抓住这个机会紧紧贴上李宪的。
李宪此时很受宋神宗重用，他回家探亲，肯定是要讲究一些排场。或许童贯就是受到这些显赫排场的启发，觉得入宫当宦官也可以改变人生命运，也可以实现飞黄腾达之梦想。于是，他找到李宪提出了净身入宫的请求。
童贯年轻时长得很帅气，身材挺拔，仪表堂堂，气质不凡。很可能李宪觉得这孩子面相不俗，以后也许能有点出息，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谁能想到，这孩子后来在军事上竟超过师傅李宪，执掌宋王朝兵权二十多年，但最终却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
童贯年轻时一定是个有梦想的人。他肯定梦想过出人头地，成为上层社会的精英人物。
梦想，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内生动力。没有梦想便没有舞台。
童贯读过书。在北宋那个年代，读书的确能够改变命运。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宋真宗名言。
许多寒门子弟，就是通过读书与科举脱颖而出，改变命运，成为社会精英的。
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除了读书科举之路，似乎没有其它能够进入上层社会的通道。
唐朝时还可以通过参军入伍获取功名，而宋朝是重文抑武的时代，习武这条路很难走通。
童贯肯定也像其他读书人一样，有过金榜题名的梦想。他读书很用功，起早贪黑，背诵了许多经典名篇，打下了一定的经文功底。
可是，童贯只读了四年私塾便辍学了。这是为什么呢？
对此，史书中也不见记载。
我们猜想，可能是童贯家里出现重大变故。
什么样的变故能让一个读书的孩子辍学回家呢？一般来讲，最大的可能就是父亲去世，家中顶梁柱倒塌，经济来源出现问题。
经济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最终根源。换言之，一切问题最终都可以还原为经济问题。
童贯告别家人，跟随李宪奔赴西北前线去了。
这是童贯人生之路的第一个重大转折。
李宪在西北军中担任监军，驻扎在西北前线，多次率军与西夏以及吐蕃作战，是著名的军事太监。
童贯长期跟随在他身旁，耳濡目染，日熏月陶，增长了不少军事方面的见识。
宦官执掌军权，引起朝廷许多大臣的不满。但宋神宗信任李宪，李宪也的确不负皇恩，在西北建立了不少功业。
1081年（元丰四年），宋朝五路大军征伐西夏，李宪是其中一路。他率领熙河军团收复兰州，并在此建立城堡。之后，宋神宗令其赶往兴州、灵州，可惜他没能依期赶到。其他几路大军在灵州遭遇大败，出师无功而返。
朝中大臣以李宪贻误战机而弹劾他，欲治其死罪。但宋神宗以其经营西北数年，功大于过，从而赦其无罪。
宋神宗驾崩后，李宪被贬到陈州（今河南淮阳）居住，第二年便抑郁而终。
这年是1086年，童贯已经三十三岁。
李宪给童贯树立了军事宦官的榜样，对他影响很大。
童贯后来也不负李宪栽培，继承了李宪的事业，也在西北军中担任过监军，继续经营宋朝西北边疆。
但李宪生前似乎并没特意提拔童贯，在李宪的战功簿上似乎也见不到童贯的身影。
童贯在宫中担任过内侍殿头，还曾出任过登州（今山东蓬莱）巡检，基本上算是默默无闻之辈。
他虽然熟悉西北边境军事情形，但无论是在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时期，还是在宋哲宗亲政时期，对于西北军务他都干瞪眼，没有任何插手的机会。
1101年（建中靖国元年）秋，四十八岁的童贯以内廷供奉官之职来到杭州，主持明金局，为宋徽宗收集散落在民间的文玩字画。童贯也有画名，据说他的画作“命思潇洒，落笔简易意足，得之自然。”
在杭州，童贯开始了与蔡京的交游。
蔡京是有名的政治家和书法家，比童贯大七岁。他在宋徽宗继位之初担任翰林学士承旨，是满朝公认的大才子，后来遭到台谏大臣弹劾，被曾布排挤出朝廷，闲居于杭州。
听说童贯来到杭州，蔡京立即前去拜访。二人一拍即合，过从甚密，朝夕相处，颇为投机。
蔡京帮童贯出谋划策，收集鉴定文玩字画，尤其是帮童贯搜罗到南唐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一画，让童贯很感激。对周文矩这幅画，宋徽宗梦寐以求。
文玩字画源源不断地送进皇宫，龙颜大悦。宋徽宗对童贯的工作能力大加赞赏。
作为对蔡京的回报，童贯也经常把蔡京的一些书法精品呈送给宋徽宗，并替他说些好话。
不久，朝廷政局发生变化，蔡京东山再起重返政坛。
1102年（崇宁元年）七月，蔡京出任宰相，开始变法。
这年十二月，青唐羌政权发生变乱，蔡京觉得这是个积极拓边的好机会，于是向宋徽宗建议趁机出兵西征，收复青唐羌，恢复西北故疆。
宋人所说的青唐羌就是角厮罗王朝，也称宗喀国，是唃厮啰在十一世纪中期建立的以青唐（今青海西宁）为首府的吐蕃政权。
宗喀是吐蕃人对湟水流域即青海东部一带的称呼。
但也有人认为，青唐羌算不上一个王朝或王国，只是一个部落联盟而已。
宋仁宗封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给予很优厚的俸禄。唃厮啰子孙继承人世代均受宋朝封诰。唃厮啰王朝一贯采取连宋抗夏的政策，与宋朝关系一直很友好。
宋神宗时这种友好关系被打破。
大将王韶向朝廷上了一篇《平戎策》，提出了“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的主张。宋神宗与王安石都表示赞成,希望通过征服唃厮啰王朝作为跳板，转而进攻西夏。
于是，朝廷任命王韶主持西北边事。1072年（熙宁五年），王韶率军向唃厮啰王朝发动进攻，占领了熙河地区。
唃厮啰王朝投靠西夏。
1099年（宋哲宗元符二年）宋朝趁唃厮啰内乱之机又一次出兵，进一步占领湟州（今青海乐都南）和青唐。诏令改青唐为鄯州。但后来因无力控制该地区局势，朝廷决定撤军，将湟州和鄯州大片土地放弃。
宋徽宗继位后很留意西部边事，很想有所作为。此时蔡京的弟弟蔡卞知枢密院，宋徽宗问他：“鄯州、湟州可复否？”
蔡卞认为可以，并推荐王厚为大将。
应该说王厚是合适人选。他是王韶的儿子，而且就是他与另一名大将王赡，在元符二年（1099）率兵占领青唐和湟州。史书说王厚“畅习羌事”，就是说他对吐蕃情况很熟悉很了解。
王赡后来因涉嫌贪污被弹劾，1101年在发配途中自缢而亡。
蔡京大力推荐童贯出任监军。理由是，童贯在宋神宗时期曾跟随监军李宪十多次出入西北前线，对边境地区山川地形和西北军各将帅的才能与特点，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蔡京推荐童贯既有公心也有私心。从公心来说，蔡京推荐的理由是成立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童贯担任监军的确很适合。从私心来说，他这也是还童贯一个人情。
童贯对蔡京的提携心存感激。
去西北前线担任监军，这是童贯人生命运的第二个重大转折。从此，童贯终于踏上了飞黄腾达之路。
童贯是在西征唃厮啰王朝的过程中崛起的。
1103年（崇宁二年）四月，童贯以本路勾当公事职衔离开京城，来到熙州（今甘肃临洮）。六月初，王厚踏着父亲王韶的足迹，童贯踏着师傅李宪的足迹，他们亲领大军出发了。
他们此次作战目标是收复湟州。
宋军兵分两路向湟州进发，沿途不断遭遇羌军抵抗，但大军所向披靡。兵临湟州城下后，王厚和童贯下令两路大军合兵进击，要求一鼓作气拿下湟州。经过昼夜激战，黎明时分，大军挺进城内。
湟州地区面积约1500余里，人口有十余万，城寨有十几座，全都在宋军掌控之中。
宋徽宗闻讯大喜，厚赏百官。童贯也被提升为入内皇城使。
1104年（崇宁三年）三月，童贯和王厚又发起收复青唐战役。他们率十万大军从熙州出发，兵分三路，继续西征。
宋军在宗哥城（今青海平安）附近与羌军展开激战，羌军大败。宋军攻占宗哥城并乘胜前进，直奔鄯州城下。
唃厮啰国主溪赊罗撒孤身单骑逃跑，其母龟兹公主以及其他大首领开城门投降。
消息传回京师，举国欢腾，朝野轰动，童贯与王厚威名四扬。
朝廷诏令改鄯州为西宁，取西方安宁之意。
自中唐以来，陷入吐蕃之手已达三百年之久的青唐地区，终于被宋朝收复。
此次开边幅员广阔达三千余里，招降将领两千七百余人，户口七十余万，宋朝边境西过青海，直至龟兹国界。
有一件事让童贯在军中名声大振。
事情发生在西征青唐的行军路上。一天，大军行进到湟川时，童贯忽然接到快马传来的宋徽宗御笔手诏，令其回师。因为太乙宫失火，宋徽宗担心出师不利。
童贯看后，不动声色，若无其事地将手诏折叠起来塞进靴筒。
王厚问：“皇上有什么旨意？”
童贯笑了笑回答说:“没啥，皇上敦促咱们速取成功罢了。”
占领青唐城后，在庆功宴席上，童贯慢悠悠地将那份御笔手诏拿出来，给诸位将领传看。
王厚一看大惊：“要是这次出兵失败了，怎么办？”
童贯微微一笑，很大度地说：“我已算计好，肯定大获全胜。假如万一失败，当然由我童贯一人承担罪责，与诸位无关。”
对童贯的胆量和胸怀，众将领无不感叹佩服。
童贯抗旨，不仅没被宋徽宗怪罪，反而深受赏识，破例将童贯晋升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
这件事不仅让童贯在军中树立了形象，而且也在宋徽宗心里树立了形象。
1106年王厚病逝。从此，宋朝西北边疆军事局面，主要依靠童贯来支撑。
童贯已成为宋王朝不可缺少且无可替代的军事柱石。
史书记载说，童贯性格很豪爽，为人很有度量，能仗义疏财，出手慷慨大方，无论是后宫嫔妃、宫女宦官，还是道士近臣，都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好处，他从不吝啬。
用钱财笼络人心，一般来说口碑都会很好。
同时，童贯又心细如发，极具洞察力，很善于揣摩皇帝的兴趣和意图。因此，他干事情总能干到点子上去，让圣心满意。
这是获取上司欣赏的一条重要经验。古往今来，人性是不变的。
童贯之所以在西北军队中威望很高，除了职务因素，性格因素外，还有两点也很重要：
一是他舍得花钱，他给阵亡将士发的抚恤金很丰厚。
二是他重情义，他把阵亡将领的儿子收为义子，给他们提供衣食住行，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安排合适的工作。
这天，童贯看完蔡京派人送来的蜡丸密信后，不由得拍手大笑起来。原来这李良嗣本名叫马植，李良嗣这个名子是童贯给他起的。
四年前，即公元1111年（政和元年）秋天，童贯以贺辽生辰副使身份，与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一起出使辽国，给天祚帝耶律延禧贺寿。
天祚帝生于1075年，比宋徽宗大七岁。他是1101年继位登基，比宋徽宗晚一年。
自“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两国之间每年都要互派贺正旦、生辰使，这已成为两国外交关系的一种定制沿袭下来。
派童贯出使辽国，遭到一些大臣的质疑和反对。原因就是童贯的宦官身份问题。宦官是皇帝的家奴，按理说不该参与政事。派宦官出访，更是史无前例，大臣们认为这有损国家形象。
但宋徽宗力排众议，坚持己见。因为童贯具有双重身份，他不单纯是宦官，他还是军事统帅。宋徽宗更看重他后一个身份。
其实，童贯出访辽国，肩负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使命，那就是秘密考察辽国军政实力。那时，宋徽宗心里已经产生了向北开边的念头。
这个念头是由童贯引发的。
童贯成功收复青唐地区之后，内心有些膨胀，他将目光瞄向北方，因为北方还有一大片失地没有收复，那就是燕云十六州。他想找机会亲自去辽国考察一下，从而判断宋军可否向北推进。
童贯悄悄向宋徽宗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宋徽宗当然大力支持。对燕云十六州那片土地，宋王朝历代皇帝都魂牵梦萦。
童贯与郑允中携带着大量礼物来到辽国首都上京。
童贯在上京曾遭到一番戏弄。史书记载说，辽国君臣相聚，指着童贯嘲笑说：“南朝乏才如此！遣一腐夫（即太监）来使，何也？”
听此言语，童贯内心岂能平静？但他忍辱负重。
返回途中，童贯曾夜宿燕京卢沟桥驿馆。
辽国官员马植悄悄登门求见，并向童贯献策说：“大宋如果派人自登、莱涉海，结好女真，与约攻辽，则辽必亡。”
结识马植，是童贯辽国之行最大的收获。
那时，完颜阿骨打还没继任部落联盟长。以当时女真人的力量，要想撼动契丹这棵大树，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马植看得很深刻，他能看到潜藏在女真人身上的巨大力量。
马植请童贯给他起个名字，以便于他以后与宋朝联系。于是，童贯就给他起了李良嗣这个名字。
童贯来到太师府，还没走进鸣銮堂大厅，迎面袭来一股浓烈的沉香木香味。袅袅的沉香木香味，飘散出来的是富贵与安怡，辛辣与张扬。这是蔡京喜欢的味道，这也是蔡京性格的表现。
蔡京正坐在大厅里等候童贯。
一番寒暄之后，童贯问：“太师，李良嗣请求入境，如何处置是好？”
蔡京不动声色地反问道：“依太尉之意，是收留呢？还是拒绝呢？”
童贯爽快地说：“以我之见，还是收留的好。这李良嗣，真名叫马植。曾向我献策，四年前我们有一面之缘，此人对收复燕云很有热情。”
童贯简要介绍一下他与马植相识的情况。
童贯认为，对于向往中原的燕云汉人，大宋应该敞开国门，热情地予以接纳，因为燕云十六州迟早是要回归大宋王朝的。收留李良嗣，或许能吸引更多的辽国汉人官员前来投诚，何乐而不为呢？
蔡京点头赞成。
于是，他们一同入宫来到崇政殿。
蔡京对宋徽宗说：
“陛下，臣与童太尉认为，自古以来，招徕远方之人，是国家兴盛和美之事。现在辽国正在用兵，军民离心离德，收留李良嗣，必能彰显皇威，凝聚燕云汉民之心。”
宋徽宗见两位老臣意见一致，于是准奏，令雄州知州和诜接应李良嗣入境。
第二章谋划北伐
一
雄州知州和诜派人秘密去燕京，通知李良嗣：“我朝皇帝已准你南归，可于四月初一夜半时分，从白沟渡口入境。届时，我方有人前去接应。”
李良嗣携妻带女如约而至。
四月初的夜半时分，在北方，天气还有些寒凉，尤其是站在河岸边上，迎着河面吹来的阵阵冷风，浑身上下都能感受到春寒料峭的滋味。
小船载着李良嗣一家往南岸划去。河面上升起淡淡的白雾，四周一片寂静。
小船悠悠前行，船上的人都在沉默中等待靠岸。李良嗣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风飘飘兮而吹衣，思渺渺兮而纷纭。过了这条河，自己就不再是辽人而是宋人了。多年的梦想今夜终于成真。
仰望夜空，繁星灿烂，辽阔无垠。
对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李良嗣坚信是正确的。对未来，他满怀美好的期待。他憧憬着新的世界与新的生活。
李良嗣一家在白沟驿馆隐藏了八天。直到四月初九，见辽国那边没有什么反应，驿馆便派专人将他们护送到雄州城。
雄州城里的杏花桃花都已经凋谢，嫩嫩的绿叶已开始萌生。
李良嗣来到知州府衙，快步走上官厅，以跪拜之礼通名进见和诜。
和诜急忙令衙役将他扶起来，领到上厅相见。
和诜见李良嗣风度翩翩，谈吐不俗，一表人才，料想他以后必会得到朝廷重用，所以对李良嗣一家招待得很周到。
不久，传来皇上旨意，令和诜安排专门人马，护送李良嗣进京赴阙。
这天早晨，李良嗣一家乘坐马车悄悄离开雄州城，沿着驿道一路南去。
李良嗣、马植和赵良嗣是同一个人。马植是真名，李良嗣是化名，赵良嗣是后来宋徽宗御赐之名。
这三个名字，代表了这个人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
马植是辽国燕京霍阴（通州）人，他出身于一个显赫家族。
韩、刘、马、赵，号称燕京“四大汉姓”，世代显官辈出，在燕云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力。韩氏在安次(廊坊)，刘氏在昌平，赵氏在幽州（大兴）。
马植担任光禄卿，这是一个掌管皇家祭祀、朝会、酿酒、膳食等后勤接待方面的三品官，级别虽然不低，可政治地位似乎并不太高。
《宋史》对马植有两条评价很引人注目：
一是道德评价，说他“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这里的“内乱”，是中国古代一个法律术语，是隋朝《开皇律》规定的“十恶”之一：“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私者。”
有人据此认为，马植有乱伦行为，道德上有污点。他之所以投奔宋朝，是因为他在辽国政界已经混不下去了。
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已无从考证。不过，从马植入宋以后的行为来看，似乎并没有什么不轨或不端的行为表现。
还有一条是才能评价，说他“涉猎<书>、<传>，有口才，能文辞，长于智数。”
马植的这些才能，在他卢沟桥夜见童贯、延庆殿向宋徽宗献策以及后来代表宋朝与金国谈判的活动中，都得到广泛证明。
马植说，自己在燕京与燕中豪士刘范、李奭、马柔吉三人义结同心，欲使燕云回归宋朝，曾在北极庙下洒酒明誓，祈天为约。
由此可见马植还是一个心向宋朝、胸怀大志之人。
这虽然是马植自述，但基本是可信的。因为那三个燕中豪士后来的确都叛辽，有两位还为宋朝收复燕云献出了生命。
刘范也是名门大族之后，他在辽军就职。他可能在参加燕京巷战中倒戈，因而战死。
那次巷战很惨烈，杨可世与郭药师功亏一篑。
宋军在对辽、对西夏、对金作战中，功亏一篑的战例很多。这种现象很值得思索。
马柔吉是马植族兄，也在辽军中任职。他后来投奔宋朝，在赤心军中担任高级职务。
赤心军是一支主要由契丹、奚、汉、女真等各族士兵组成的北人军队，大多数是燕地人。赤心军后来跟随宋高宗南下。1129年，马柔吉因参与苗、刘兵变，被部下斩杀。
李奭是翰林医官，是参知政事李处温的儿子。这父子二人，后来试图做童贯北伐军内应，结果东窗事发，被萧德妃处死。关于他们的故事，后文还有详述。
马植后来还说：
“良嗣旧在大辽，与处温结莫逆之交，论及天祚帝失德事，欲与良嗣同约南奔，尝于北极庙拈香为盟，欲共图契丹。”
李处温是辽国著名宰相李俨（耶律俨）的侄子，马植离开燕京时，他已担任参知政事，已进入南面官决策圈。
当年，辽太宗在接管燕云十六州时，提出“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原则，采取“因俗而治”的灵活的统治方式，设辽官和汉官两大系统，辽官称北面官，汉官称南面官，北面官权力比南面官权力大。北面官管理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则管理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
经过数日颠簸，李良嗣一家终于来到东京汴梁城。站在城门口，望着巍峨的城墙和高耸的城楼，李良嗣内心很激动。
童贯早已派出几名府干，在城门外迎候。
来到童贯府邸，只见门楼横匾上“紫气东来”四个金字气势非凡，遒劲有力，后来李良嗣才知道，那是宋徽宗御笔亲书。
走进大门，迎面是一道高高的影壁墙，浮雕精美，饰有各种吉祥图案，顶端覆盖着古色琉璃筒瓦，造型别致。院内楼台亭阁，假山水榭，错落有致，处处显示出主人的尊贵与阔绰。
当晚，童贯设家宴为李良嗣接风洗尘。他们二人虽然仅有一面之交，但彼此印象都很深刻。
童贯很感慨地说：“一晃四年过去了，没想到你回归之心始终不变，这很难得啊。”
李良嗣激动地说：“自从太尉离开燕京后，良嗣时时惦念。今日见太尉风采依然，良嗣倍感欣慰与振奋。当年，良嗣曾向太尉献策，不知太尉还记得否？”
“当然记得。”
“那时女真力量尚未壮大，而今却不同了，完颜阿骨打已于今年正月正式称帝建国。现在，跨海联盟，与女真南北夹击、灭辽复燕的时机已经成熟。”
童贯听此一言，眼睛一亮，他捋了捋颌下稀疏的胡须：“这消息可靠吗？”
李良嗣笑笑说：“当然可靠，辽国上下无一不晓。天祚帝派出的几路人马，都被阿骨打打得人仰马翻，东北大地已有半壁江山被女真所控制。据说，女真正在计划攻打黄龙府，而天祚帝已下诏准备亲征。这的确是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大好契机，千万不可错过。”
李良嗣的话让童贯心头一振。几年前他就有过出兵北伐的念头，因为时机不成熟，一直按兵没动。他想，应该赶快安排李良嗣觐见皇上。
四月十八日，李良嗣入宫。在延庆殿，宋徽宗接见了李良嗣。宋徽宗离开御座，降尊来到殿前，临轩慰劳并询问所来之意。
李良嗣跪奏道：
“启奏陛下，臣本汉族苗裔，不愿在契丹为官，早有回归中原之志。契丹国主天祚帝整日耽酒嬉戏，四出游猎，斥逐忠良，任用群小，苛政残暴。近年来，女真酋长阿骨打知道天祚帝已失民心，于是起兵反辽，连年用兵，攻陷州县，而辽军不断溃败，散兵游勇四处为患，万民罹苦，辽国必亡。愿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顺伐逆，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
李良嗣慷慨激昂的一席话，让宋徽宗听着心里热乎乎的。
李良嗣又简要介绍了一下东北正在发生的战事:
女真人自去年九月起兵，十月占领江宁州，十一月在出河店击败辽军十万。随后，他们乘胜前进，分路进兵，半个东北已被其占领。今年正月初一，完颜阿骨打登基称帝。据说，他们正打算向黄龙府进军。辽国被其所灭，已指日可待。
宋徽宗问：“听说女真人吃生肉，喝鲜血，有此事么？”
李良嗣回答说：“确有此事。女真人如狼似虎，吃生肉喝生血，都是平常之事。他们对契丹恨之入骨，如果咱大宋能派人从登州或莱州渡海去辽东，结好女真，与之相约一起南北夹击，那么，辽国可图，燕云可复！”
对燕云，宋徽宗曾萌生过收复之念头，但后来又打消了。现在，这念头又被李良嗣一席话给点燃起来。他感到一股热流在体内奔腾翻滚。
宋徽宗问：“你觉得那个女真酋长阿骨打，真能灭亡契丹？”
宋徽宗知道辽国骑兵凶悍勇猛，所向披靡，战斗力很强。但对女真人的战斗力，脑海里一片空白。
李良嗣回答说：“陛下，女真人从不贪生怕死，他们视死如归，他们既然已举起反辽大旗，开弓就没有回头箭，就一定会胜利。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这是前不久天祚帝亲口说的，可见天祚帝对女真也是很恐惧。据臣所知，女真军早已有数万之众，未来不可限量。”
宋徽宗微微一笑，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女真挑战契丹，我大宋可以坐山观虎斗。等到辽国将亡之时，再派人去联络女真，再出兵也不迟吧？”
李良嗣回答说：“陛下，古人云，先动则制人，后动则制于人。如果采取坐山观虎之计，只怕到时燕云故土又被女真占去，错过这大好时机，燕云永无回归之日。”
宋徽宗想了想，说：“听李卿一腔肺腑之言，朕很欣慰。关于跨海联合女真之事，朕将进一步研讨。收复燕云失地，是大宋先祖和先皇之梦想，也是朕的心愿。念你与朕心心相通，所以，朕赐你姓赵。”
李良嗣没想到大宋皇帝会如此厚待自己，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不久，朝廷授予赵良嗣朝请大夫、秘书丞，秘阁待诏。
李良嗣叛逃到宋朝后，辽国对此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并没派人前来追索。有人说，这可能是辽国正忙于内战，顾不上这件事。还有人说，马植在投靠宋朝以前早已辞官，当时他只是一个马贩子而已。
对马植献策的评价，自北宋末年至今，一直争论不休。
批评者说，这是败盟之策，这是引狼入室之策，这是不自量力之策，这是贪婪之策，这是亡国之策，这是自掘坟墓之策，这是加速灭亡之策，等等。
赞成者认为，这是堪比《隆中对》之策，这是爱国之策，这是以最小代价来收复燕云的最佳之策，等等。
纵观北宋末年历史，一个基本事实是，宋徽宗在运作“联金灭辽，收复燕云”之策的过程中，在三个关键点上都没做好：
一、联金之“联”，并没联好，产生了一连串积怨。
二、灭辽之“灭”，也没灭好，暴露出军队的无能。
三、收复燕云之“收”，更没收好，引来一场灭顶之灾。
自赵良嗣献策之后，宋徽宗对收复燕云又开始有所心动。他想，青唐地区陷入吐蕃已达三百多年，都能出兵收回，而燕云落入契丹还不到二百年，趁契丹内乱之机，出兵将其收回，应该也是能办到的。
这天，宋徽宗令蔡京和童贯一同到崇政殿议事，他想进一步了解这两位重臣对赵良嗣之策的看法。这属于机密之事，不能公开讨论。
童贯的意思是，现在从莱州或登州跨海去辽东联络女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这条海路早已不通。联合女真之事，需要从长计议。不过，如果辽国确实如赵良嗣所说，已被女真搞得灭亡在即，那么大宋单独出师北伐，一举收复燕云，也未尝不可。
蔡京态度比较谨慎，他认为，目前辽国情况还不是十分清楚明朗，仅凭赵良嗣一面之词，就匆忙决定出兵，有草率之嫌，应令河北、河东边防帅臣进一步探听辽国动静虚实，摸清情况后再做主张。
雄州知州和诜接到宋徽宗密旨后揣测，朝廷可能对燕云有所图谋。于是，他不惜重金，多方招纳辽国豪俊之士，大力搜集辽国各种情报。
有个辽国商人献给和诜一张燕山地图。燕京地区的山峦平原，森林河流，大道小路，城乡村镇等，俱在其中。
和诜如获至宝，亲自赴京，将地图呈给宋徽宗。
宋徽宗将这张燕山地图悬挂在崇政殿里，时常痴痴地端详。这样一来，收复燕云失地的愿望，在他心中日益强烈。
这天，宋徽宗接到河东路代州守臣王机的奏章，说辽国应州知州王师中，率领全家来到代州投诚。
宋徽宗大喜，立刻令王机派人护送王师中一家速来京师赴阙。
也是在延庆殿，宋徽宗接见了王师中。问及辽国情况，他的说法与赵良嗣基本相同。
宋徽宗让他谈谈对“联金灭辽、收复燕云”战略构想的看法。
王师中认为这是个好战略。现在辽国已日薄西山，而女真恰好相反，如日出东方。大宋若能抓住辽国内乱这个时机，收复燕云易如探囊取物，而联金灭辽，必将加速这一进程，实乃上策。
宋徽宗安排王师中去登州（今山东蓬莱）任职，并给他一个秘密使命：多关注海上动静，寻找时机，探索一条从登州出发、渡海赴辽东联络女真的海上之路。
王师中走后，宋徽宗又想了解驻守在河北与河东边防重镇的帅臣们，对北伐燕云的态度。他派宦官谭稹前去秘密走访。
谭稹长得高大魁梧，外表很像一员武将。他很注重穿戴，仪容整洁。他平时喜欢谈兵论武，夸夸其谈，实际上是纸上谈兵。
他与宦官梁师成关系很密切。
梁师成是宦官中的文人，与谭稹正好是一文一武。他貌似忠厚老实，实则心存奸诈。他现在是宋徽宗身边的红人，“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
梁师成自言是苏轼出子。所谓出子，乃有孕之妾被休弃后所生之子。世人大多不信，但这也许是真的。
在北宋那个时代，像苏轼这样大名鼎鼎的文人，身边都有不少姬妾，何况苏轼又是一个浪漫才子。据说，他曾经在惠州遣散了身边所有的姬妾，只留下一个王朝云与己为伴。
梁师成还是有些才学的，1109年（大观三年)，他参加科举考试，竟高中进士第一甲第十一名。
宋朝北方的军事防御体系，主要由河北和河东两个防区组成。河东即今天的山西，山河表里，关险重重，易守难攻。而河北则是广阔平原，一望无际。所以，河北防区乃是北宋北方防御的重中之重。
宋朝在河北设有四个军事重镇，即四个安抚使路：一、高阳关路，治所在河间府（今河北河间）；二、定州府路，治所在中山府（今河北定州）；三、真定府路，治所在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四、大名府路，治所在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
高阳关、定州、真定三路驻军与河东路太原府、代州等地驻军，构成一个南北纵向深度防御体系，而大名府路驻军则沿着黄河东西分布，横向防御，构成宋朝北方的第二道防线。
谭稹先后悄悄走访了高阳关路、中山府路、真定府路以及太原、代州等地的边关帅臣。
高阳关路安抚使兼知河间府吴玠，定州路安抚使兼知中山府张杲，都一致赞同北伐，他们认为，燕云之地本是汉家故土，理当收复，伐燕可取。
宋朝有两个吴玠。另一个吴玠是1093年出生，北宋末年参军，参加过平定方腊之乱，后来成为保卫陕南和四川的抗金名将。
河东经略使兼知太原府薛嗣昌对北伐燕云似乎更加热切，他不仅向谭稹表示支持北伐，还带着经过他加工润饰的辽国谍报，亲自跑回京城面见宋徽宗，“议论北事，辄请兴师，多至涕泣”。他还委托代州守臣王机“探刺辽人之隙，陈攻取之策”。
代州（今山西代县）是河东路最北之军事重镇，直接与辽国接壤。代州守臣王机也支持北伐，他对谭稹说：“代州对面即是辽国的武州和应州，最近时常有辽国官兵从那里跑过来投诚，据他们说，天祚帝已不得民心，故伐燕可行。”
然而,反对的声音也很坚决。真定路安抚使洪中孚对谭稹说：
“我在北方边境呆的时间很久，熟知辽人情状，他们性格质朴，崇尚义气。朝廷与辽通好已百年之久，现在忽然想与女真一起将它灭掉，这于情于理都不适合。假使灭掉了辽国，那以后面临女真将更危险，女真是野蛮之人，不是那么容易制服的。”
谭稹回京后，将各方意见向宋徽宗做了如实禀报。宋徽宗令洪中孚上奏章，详细阐明自己的看法。
不久，洪中孚的奏章报上来了，他尖锐指出：
“燕云之地的士人和豪族其实并无归附之意，所谓壶浆迎降之说毫无根据。看今日之大宋，政风败坏，钱粮不足，军队缺乏战斗力，诸路帅臣皆不知兵，若贸然出师北伐，必遭失败。今承平日久，兵骄将惰，一旦开战，必将溃不成军。欲以无纪律之骄兵进攻他国而取胜，与缘木求鱼有何区别？万举万败，其理必然。如若出兵，则必将自取其辱，而遗患于将来-----”
看完奏章，宋徽宗感到头晕脑胀，心情沮丧。
难道大宋真的如此腐朽吗？
宋徽宗征求谭稹的看法。谭稹认为，洪中孚已老眼昏花，视物不清，他的话不能当真。
不久，朝廷通知洪中孚，以中大夫、龙图阁待制致仕。洪中孚这年六十七岁，他是1079年（元丰二年）的进士，历仕三朝。
接替洪中孚的是赵遹。他曾担任沪南招讨使，率军平定晏州（今四川兴文）少数民族头领卜漏叛乱，他用“火猴阵”破敌取胜，一举成名。
1116年（政和六年）春天，辽国在燕京地区招兵买马，集结队伍，声势很浩大。因为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被刺杀，东京裨将高永昌发动叛乱，占领东京并自立为帝。天祚帝令南府宰相张琳组织军队前去讨伐。
宋朝误以为辽军集结要南下入侵，宋徽宗急忙任命童贯为陕西、河北宣抚使，“以边事付贯”，以应对局势。
没过几天，出使辽国的贺生辰使罗选与贺正旦使侯益回到东京，宋徽宗这才获悉真相。
两位使者在中京呆了两个多月，因道路阻梗，没能到达上京，也没见到天祚帝，因为上京也发生了叛乱。
侯益向宋徽宗建议：趁辽国内乱之际，进军燕京，收复失地。
可是，反对北伐的边臣依然不少。保州（今河北保定）通判张毣上书表示：
“辽人之势虽数为女真所挫，然上下未叛，其国尚立。边臣迎合，撰为事端，以误朝听，不可不察。”
边将刘延寿路过太原府时，薛嗣昌问他经营燕云之事，他表示：“可伐不可守，可守不可久，矧祖宗盟誓，一旦败之，恐有不测之变。”
知枢密院邓洵武对宋徽宗谋划北伐燕云之事很忧虑，他找到蔡京说：“宋辽百年之盟，万万不可破坏啊。你身为宰相，要负起责任。”
蔡京听后，赶紧去向宋徽宗建议：谋划北伐之事，不要让邓洵武参与。他若参与，非把事情搅乱不可。他眼光陈旧，思维呆板，不懂变通之理。
邓洵武又约童贯到枢密院，他对童贯说：“宋军打不过辽军，这样的教训还少吗？一旦出兵，必将兵连祸结，贻害无穷。”
童贯反劝道：“你在皇上面前，就说燕云当取，商量也得商量十来年，不要与皇上作对，皇上刚有北伐之意，相公如此说话，恐被他人抓住话柄。”
赞成北伐的声音与反对北伐的声音，都在耳边回响，各有各的道理，这让宋徽宗犹豫不决，难以下定决心。
1117年（政和七年）二月，辽国易州涞水人董庞儿聚众起事，攻陷城邑，声势浩大。
雄州知州和诜获悉后立即上奏。
定州路安抚使兼中山府知府张杲则秘密派人前去联络董庞儿，试图让其归顺宋朝。
真定路安抚使赵遹闻讯后急忙写奏章，反对接纳董庞儿。身旁人劝他不要去阻止朝廷大计，赵遹则回答说：
“帅臣所部，封境虽异，事无异也。且论思献纳，侍从之职。遹今以侍从备帅臣，而真定、中山边接，隙苟一开，吾境得无事呼？”
董庞儿名叫董才，贫贱出身，沉雄果敢，号董庞儿，史书记载：董才“募乡兵，战女真败绩，主将欲斩之，才由是亡命山谷，遂为盗，剽掠州县，众至千人。”
不久，董庞儿派人来宋朝，送来降表，表示愿意归顺宋朝，并且“斩牛栏监军，函其首来献”。在降表中他自称“抚宋破虏大将军董才”，决心攻取燕云旧地，报效宋朝，并请求宋朝出兵支持。
童贯担心赵遹再上书反对，遂将其调离镇定路，调到熙州（今甘肃临洮）任职。考虑到他路过东京时，可能会进宫向宋徽宗“有所陈”，于是，下令促其不必进京，即刻从便道直接赶赴熙州上任。
蔡京和童贯都建议宋徽宗接纳董庞儿。蔡京认为，借助于辽国人之手收复燕云，乃是上上之策。董庞儿起事，就是一个绝好机会，不可错失。童贯则主张，以支持董庞儿为由，直接出兵北上，收复燕云。
宋徽宗同意招纳，并且许诺：如果董庞儿能助我收复燕云，日后可以封其为燕王。
蔡京遂令有关部门，秘密给董庞儿的军队制作战袍冠带，一旦接收之后，就将他们纳入宋军编制。
那些日子，宋徽宗很兴奋，很忙碌，他每晚在崇政殿里工作到深夜。有时候半夜三更，大殿里还灯火通明。
宋徽宗令童贯从东京禁军之中抽调一部分精锐组成前军，同时，令河北各路做好战时后勤保障准备，还计划以换防之名，将西军主力秘密开往河北边境集结。
不久，北伐前军从东京悄悄出发。童贯计划率北伐中军于三月上旬出动。
邓洵武闻讯后，急忙入宫，请求面圣，还没等获准，他便风风火火地直接闯进了崇政殿，将一篇强烈反对伐燕的奏章----《北伐问目》，直接交给宋徽宗，并请求宋徽宗命蔡京前来当面讨论。
宋徽宗知道邓洵武一贯反对北伐，对他一度曾生厌恶。但后来一想，邓洵武性格耿直，凡事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不阳奉阴违，话语虽刺耳，忠心尚可鉴。一个敢于说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大臣，应该是可信赖之臣。
邓洵武这篇奏章篇幅很长，一共陈述了二十七条有关北伐利害的事项，每一条都详加注释，如“出师无名”这一条，注释说：
依靠宋辽盟誓，百年以来，两国之间从没发生过战事，现在忽然要出兵伐辽，毁掉盟誓，可是为什么呢？用什么理由来告知天下百姓？又用什么理由去告知辽国？出师无名啊。
奏章结尾，饱含深情：
“陛下，请审视一下今日朝廷，谋议之臣，有比得上赵普的吗？将帅之良，有比得上曹彬和潘美的吗？甲兵之精，能比得上开国之初吗？那时，以太宗之神武，赵普之谋略，曹彬潘美之大将，百战百胜，征伐四方，而唯独对于燕云，几次进攻都以失败而告终。那时不行，今日行吗？且不可轻言出兵。百年盟誓，一朝弃之，诚恐兵革一动，中国昆虫草木皆不得而休息矣！”
宋徽宗看完奏章，忽然感到后背有些发痒，原来脊背中间不知不觉地流出了一层细细的冷汗。额前和鼻尖上也湿涔涔的。
出兵北伐，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
宋徽宗心生怀疑，思想开始有些动摇。契丹不同于吐蕃，也不同于西夏。契丹是一个草原帝国，它的骑兵铁蹄可不是好惹的。他们一旦驰骋纵横，便可征战天下，踏碎山河啊。
宋徽宗觉得必须当机立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于是，他派内侍张迪去请蔡京太师，请其速来崇政殿。
蔡京不知何事，匆匆赶来。宋徽宗拿起邓洵武的奏章向他抖了抖，说：“违背祖宗盟誓，恐怕要招致不祥，还是停止北伐吧。”
宋徽宗突然决定停止北伐，这让蔡京大吃一惊。他呆若木鸡，不知所措，站在那里半天无语。
蔡京实在没想到，邓洵武能用一纸奏章，扭转皇上的心意。是邓洵武的奏章力量太大，还是皇上的心太软？他无法说清。
蔡京冷静一想，不能就这样轻易放弃。他建议，军队可暂停前进，等贺正使从辽国回来，视辽国情形再做决定。
年前，朝廷派尚书司封员外郎陶悦担任辽国贺正使，枢密副承旨李邈为副使，赴辽贺岁。计算时日，他们应该于近期回国。
童贯此刻不在京城，几天前，他赶赴太原，去召开诸路帅臣军事会议，部署西北防御以及调动西军主力开赴河北等有关事宜。
宋徽宗提笔给童贯写下一道手札：暂停北伐一切军事行动，待贺正使回朝后，再做定夺。
童贯在从太原返还京城的路途上，接到宋徽宗这份御笔手札，展开一看，立刻傻了眼。望着熟悉的字迹，童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北伐前军已于三日前从京师秘密出发，今日就可抵达北京大名府。
为啥突然下令暂停呢？
童贯担心朝廷发生什么变故，于是快马加鞭，急忙赶回京师。他换上窄袖衣衫，以宦官身份入宫，四处探听虚实。他来到崇政殿门外，往里一瞅，见宋徽宗很平静地坐在那里批阅奏章，一颗悬着的心才平安放下。
回到府邸，童贯长吁短叹不已。
赵良嗣此时仍住在童府，他上前询问。童贯摇摇头，很无奈地说：“收复燕云之事，难办啊。皇上犹豫不决，不能下决心出兵，大好时机恐怕要错过。”
赵良嗣听罢也连声叹息。
二月下旬，陶悦和李邈从辽国返回东京。在得到宋徽宗批准后，童贯请他俩先到自己官邸汇报情况。
童贯问：“听说辽国盗寇蜂拥而起，是真的吗？”
陶悦回答：“好像没有什么盗寇之事。”
童贯又问：“你凭什么说没有呢？”
陶悦不假思索地回答：“无论是去还是回，我们一直沿驿道行进，日行一程，既不停留，也不改路，沿途很安定，就凭这些来断定的。”
“那你怎么知道其它地方没有盗寇呢？”
“我们每到一处，都拿出钱财贿赂驿站里的驿卒，打探辽国各种消息，他们都说只是与女真交战，别无他寇。”
沉默了一会儿，童贯又问：“听说辽国逃荒的人很多，到处都是？”
陶悦很惊讶：“没有啊，我们沿途所行之处，皆有住户，田皆耕垦，经过村镇时，大路边上时常有人聚集观看，不曾见一个逃荒之人。”
“那你们听没听说，有人已经占据易州？”
陶悦摇了摇头：“我们不路过易州，但从沿路打探的消息来看，没有此事。”
“那么，辽国现已出兵包围霸州，这事你们知道吧？”
陶悦大吃一惊：“我们沿雄州、莫州之路回来，离霸州很近，可没听说此事啊。”
童贯脸色一变，语气很严厉地说：“你们这也没听说，那也不知道，那你们到辽国去到底打听到些什么？难道白去一趟不成？”
陶悦急忙说：“我们听说，有一个叫谭襄的人，欲立九大王（即燕王耶律淳）为帝，九大王闻讯窜入山中藏匿起来，众人及时将谭襄捕杀。由此来看，辽国人心还没散乱，天祚帝还有凝聚力。”
这时，李邈插话说：“目前来看，契丹人还没有反叛天祚帝之意。”
听了童贯汇报后，宋徽宗在延和殿接见了陶悦和李邈。
宋徽宗说：“你们去辽国的所见所闻，朕已知晓。朕现在只问你们一句话，此时出兵北伐，收复燕云，可行否？”
陶悦和李邈一齐跪倒在地，异口同声：
“陛下，契丹不可伐！如果因此而误国，愿诛臣以向边将谢罪！”
这天晚上，宋徽宗彻夜未眠。
聪颖美丽、柔情似水的刘婕妤也陪着他一宿未睡。
经过反复考虑，宋徽宗最终决定：停止北伐。
第二天，宋徽宗命童贯收回在大名府待命的北伐前军，同时，给河北、河东各路安抚使下达诏书：
“大宋与北界和好，今逾百年。近者，沿边累奏北界讨伐女真、渤海，久未帖定，可依屡降处分，约束边界，不得妄动，亦不得增添人马，别致警疑。”
接着免去定州路安抚使兼中山府知府张杲的职务，派韩彦粹接任。
出兵北伐收复燕云之计划，遂暂时搁置起来。
但童贯还一直惦念着北伐，他曾与熙河路钤辖赵隆私下讨论过这个问题，赵隆极言不可。童贯拉拢他说：“君能共此，当有殊拜。”
赵隆是一员猛将，也是一员老将，宋神宗时他曾跟随王韶、李宪出征熙河，作战很勇敢。赵隆对童贯说：“隆，武夫，岂敢干赏以败祖宗二百年之好？异时起衅，万死不足以谢责。”
童贯见他不愿参加北伐，态度又很坚决，便推荐他去担任陇右都护兼西宁州知州，驻守西北边疆。
对女真人在东北迅猛崛起的情况，对辽国内部真实的状况，宋徽宗和他的大臣们都缺少详尽而准确的信息，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形势的判断和决策。
第七章 登州
王师中来登州任知州已经三年多了，宋徽宗交给他的那个秘密任务，他一直也没完成。三年来，他几乎每天都心事重重，他觉得自己有愧于皇上的重托。虽然皇上并没催问，似乎将那事已经忘记了，但王师中不敢忘记。由于任务牵涉到朝廷机密，所以他不能与别人商议，只能由自己去想办法，这让他很苦闷。心烦意乱时，他就走出府衙独自在海边转悠。
登州（今山东蓬莱）坐落在胶东半岛最北端，三面濒海，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是隶属于京东东路的一座海防军事重镇，自宋朝建国以来，便在此屯驻重兵，练习水战，以防契丹从海上入侵。
唐代时，登州与泉州、扬州和明州（今宁波）并称四大古港，是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1074年（宋神宗熙宁七年），由于国防需要，北宋朝廷将登州港关闭，取消了从登州去往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航线，实行“登莱海禁”政策，禁止一切船只进入这一海域。作为对外贸易口岸的港口功能，被胶州湾畔的密州港所代替，登州港则变成了一座军港。
在登州城西北，丹崖山东麓，有一个水军基地，那便是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建造的一个水寨式港口，依山傍海，隐蔽性很高，有马蹄形的沙堤防卫栅栏。停泊在港内的战船船型瘦长，外形酷似刀鱼，速度很快，适用于海上作战，所以人称这个军港为“刀鱼寨。”这是北宋京东地区唯一的水军基地，被看做是捍卫京东地区海上安全的一道屏障。
丹崖山不高，海拔仅有五十来米，矗立在山巅之上的那座蓬莱阁却很有名。此阁始建于1061年（北宋嘉佑六年），殿阁宏伟，凌空高达十五米。蓬莱阁与黄鹤楼、岳阳楼和滕王阁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楼。站在蓬莱阁上，当海浪平静时，北眺辽东半岛隐约可见。
在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海域里，分布着大大小小三十多个岛屿，站在丹崖山上能大体看清楚的只有五个，而距离最近的那个兀然枯焦的海岛，就是神秘的沙门岛（今称庙岛），离海岸大约有六十里。
沙门岛是个令人恐怖的地方，是地狱的代名词。宋朝法律规定：犯死罪而宽免者，配隶沙门岛。刺配沙门岛，是刺配刑罚中最严厉的一种。一旦登上该岛，就等于踏上了不归路，“至者多死”。
沙门岛归登州管辖。
王师中刚上任不久，就曾登岛视察。岛上有驻军看押囚犯，所以又称沙门寨，寨即军营。军事兼行政长官称作监押，也称寨主。现任寨主叫苗福林，是个矮胖子，他眯缝着一双虾皮子眼，向王师中叫苦不迭：“王知州，得赶紧增加钱粮，增派兵员，现在囚犯已严重超编，原定名额是三百名，现在则看押着六百多名，囚犯人数已翻了一番，可是钱粮和士兵却增加不多，管理上存在着很多困难啊。”
王师中知道，沙门岛曾发生过虐囚事件。那是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前后，因为岛上囚犯太多，地狭难容，当时寨主名叫李庆，他索性下令，将超编的囚犯装进口袋直接扔进大海，两年间竟有七百多名囚犯被如此处理掉。此事后来被登州知州马默发现并上报朝廷，李庆闻讯，畏罪自杀。
王师中视察了一番之后，发现情况的确很严重，他对苗福林说：“我马上把这里的情况上报朝廷，你要瞪大眼睛，履行好职责，一旦出事，首先要追究你的责任。”
不久，增派钱粮和兵员的问题得到解决，刺配到沙门岛的囚犯数额也得到严格控制。
除了沙门岛，另外还有三十多个岛屿，星罗棋布，距离海岸最远的海岛超过一百里。大多数岛上有渔家居住，有些岛上还建有炮台、烽火台等军事设施，驻扎着大宋巡海的水军。
王师中逐个岛屿走访巡视，每到一处，他都要悄悄打听，有没有乘船去过辽东半岛的，有没有熟悉这条海上之路的，因为他心里一直装着宋徽宗交给他的那个秘密任务。
其实，早在秦汉时，登州即已开辟了去往辽东半岛、然后登陆朝鲜半岛，或者沿着朝鲜半岛南端行进、穿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的国际航线，这条航线史称“登州海道”，或称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唐朝时，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来中国，都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航行，在登州登陆，回航也从这里出发。直到北宋中期以前，高丽到中国朝贡的使节大多数也由此入境和出境。
王师中站在海岸远眺，只见天水相连，白浪滔滔，烟波渺渺。此时，夏季已经来临，当地人说，这个季节常能见到海市蜃楼。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睹。”可是，三年来，王师中从没见到过海市蜃楼的踪影。一次次眺望带来一次次失望，这让他深感怅然。
在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海域里，分布着大大小小三十多个岛屿，站在丹崖山上能大体看清楚的只有五个，而距离最近的那个兀然枯焦的海岛，就是神秘的沙门岛（今称庙岛），离海岸大约有六十里。
沙门岛是个令人恐怖的地方，是地狱的代名词。宋朝法律规定：犯死罪而宽免者，配隶沙门岛。刺配沙门岛，是刺配刑罚中最严厉的一种。一旦登上该岛，就等于踏上了不归路，“至者多死”。
沙门岛归登州管辖。
王师中刚上任不久，就曾登岛视察。岛上有驻军看押囚犯，所以又称沙门寨，寨即军营。军事兼行政长官称作监押，也称寨主。现任寨主叫苗福林，是个矮胖子，他眯缝着一双虾皮子眼，向王师中叫苦不迭：“王知州，得赶紧增加钱粮，增派兵员，现在囚犯已严重超编，原定名额是三百名，现在则看押着六百多名，囚犯人数已翻了一番，可是钱粮和士兵却增加不多，管理上存在着很多困难啊。”
王师中知道，沙门岛曾发生过虐囚事件。那是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前后，因为岛上囚犯太多，地狭难容，当时寨主名叫李庆，他索性下令，将超编的囚犯装进口袋直接扔进大海，两年间竟有七百多名囚犯被如此处理掉。此事后来被登州知州马默发现并上报朝廷，李庆闻讯，畏罪自杀。
王师中视察了一番之后，发现情况的确很严重，他对苗福林说：“我马上把这里的情况上报朝廷，你要瞪大眼睛，履行好职责，一旦出事，首先要追究你的责任。”
不久，增派钱粮和兵员的问题得到解决，刺配到沙门岛的囚犯数额也得到严格控制。
除了沙门岛，另外还有三十多个岛屿，星罗棋布，距离海岸最远的海岛超过一百里。大多数岛上有渔家居住，有些岛上还建有炮台、烽火台等军事设施，驻扎着大宋巡海的水军。
王师中逐个岛屿走访巡视，每到一处，他都要悄悄打听，有没有乘船去过辽东半岛的，有没有熟悉这条海上之路的，因为他心里一直装着宋徽宗交给他的那个秘密任务。
其实，早在秦汉时，登州即已开辟了去往辽东半岛、然后登陆朝鲜半岛，或者沿着朝鲜半岛南端行进、穿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的国际航线，这条航线史称“登州海道”，或称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唐朝时，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来中国，都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航行，在登州登陆，回航也从这里出发。直到北宋中期以前，高丽到中国朝贡的使节大多数也由此入境和出境。
王师中站在海岸远眺，只见天水相连，白浪滔滔，烟波渺渺。此时，夏季已经来临，当地人说，这个季节常能见到海市蜃楼。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睹。”可是，三年来，王师中从没见到过海市蜃楼的踪影。一次次眺望带来一次次失望，这让他深感怅然。
苏东坡也来登州担任过知州，那是1085年（元丰八年）十月。他到任仅仅五天，便接到朝廷诏令，命他马上回京升任礼部侍郎。临行前，苏东坡登上蓬莱阁远眺，寻觅海市蜃楼。时值深秋，一般来说，海市蜃楼出现的季节已过，也许是苍天有眼，那天海上忽然显现出一座华丽的都市城楼奇景，苏东坡很激动，遂写诗纪胜：“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摇荡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
王师中没有苏东坡的福气，他沿着海边又转悠了一圈，被咸腥的海风吹得兴味索然，便闷闷不乐地回到知州府衙。刚坐下不大一会儿，平海水军指挥使杜友忠匆匆进来说：“王知州，巡海士兵在砣矶岛一侧，发现了两艘大船，船上载有男女老少二百多人。”
“砣矶岛？”
王师中对那个小岛印象很深，那小岛方圆有十几里，处于群岛中间位置，周围遍布玄洞奇礁，鬼斧神工，令人称奇。岛上到处可见五色彩石，姿态各异，色彩斑斓。尤其壮观的是，海岛上空，鸥鸟成群，遮天蔽日。
“是啊，两艘大船躲在砣矶岛避风。”
“船是从哪里来的？”
“船上的人自称是辽国苏州人，他们本想到高丽国避乱，因海上风大，漂流至此。”
王师中一听是辽国苏州人，眼睛一亮，苏州不就在辽东半岛吗？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赶快把人和船都给我带回来。”
“都已带回来了，船主就在门外。”
“马上带他进来，我有话要问他。”
杜友忠出去把一个黑脸的中年汉子领了进来。
王师中问：“你叫什么名字？听说你们是辽国苏州人？”
“我叫高药师，是辽国苏州人，我们本想到高丽去避乱，没想到被大风刮到大宋来了。”高药师神态局促不安。
“你们为什么要去高丽？”
“近来辽东战乱不断，民不聊生，我们估计不久以后，女真大军定会举兵南下，因此，我和曹孝才、僧郎荣等人商量，不如结伴去高丽谋生，听说那里比较安定。”
辽东与胶东虽然只有一个海峡之隔，但由于海路中断，两岸不通消息，所以王师中对海峡北岸发生的战事竟然一无所知。
王师中又问：“辽东发生了什么战事？”
“刚开始是东京裨将高永昌杀死了东京留守起事，自称大渤海皇帝，国号大元国，攻占了东京道的五十余州。后来皇帝派宰相张琳、燕王耶律淳募兵讨伐，高永昌感到寡不敌众，就向女真求援。女真完颜阿骨打乘机南下，击败辽军后，他令高永昌取消帝号，可高永昌不听，于是，阿骨打出兵占领东京，擒斩高永昌。这样，东京道领土全归女真所有了。”
王师中心中大喜：“这么说，辽东现在已被女真人占领了？”
“是。女真军马与辽军交战好几年了，他们夺取的地盘早已越过辽河。现在海岸以北，自复州、苏州至兴州、渖州以及咸州一带，都是女真地盘了。”
王师中想，如此看来，只要跨海去辽东，就可直接跟女真取得联系。望着高药师那黧黑的脸盘和壮实的体魄，他感觉这就是自己一直要寻找的人。由高药师来掌舵，开辟一条去往辽东的海上之路，应该是可行的。
于是，王师中把高药师的情况以及自己的建议写成奏章，迅速上报。直到这时，他才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觉得自己总算对皇上安排的任务有了一个交代。
公元1117年（政和七年）七月四日，宋徽宗将王师中的奏章仔细看了好几遍。他没想到几年过去了，王师中还依然记得自己当年交给他的那个秘密任务，他觉得王师中这人办事还行，很认真。
宋徽宗记得很清楚，跨海去辽东联络女真共同灭辽的建议，是赵良嗣在两年前提出来的。没想到，女真人用了两年时间就将东北大部占领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女真人的实力已经很强大了，此时，派人渡海去辽东联合他们共同灭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可宋徽宗转念又一想，一旦与女真人建立联系，那么与辽国的友好关系就必然会中断，必将产生不利后果，必须要有个应对措施。
宋徽宗在崇政殿里一边踱步一边思索。他抬头望了望窗外，窗外是一片竹林，苍翠的颜色，挺拔的身姿，婆娑的影子，这都是熟悉的景色。
宋徽宗觉得，这件事事关重大，还是先交给蔡京和童贯这两位老臣去研究一下再做决定吧。于是，他走到御案前，提笔写下一道手札：请蔡京太师与童贯枢密共议可否。
内侍张迪将宋徽宗的御笔手札和王师中的奏章，又一并送到太师府。蔡京看后，立即派人去请童贯到都堂议事。
来到都堂，蔡京对童贯说：“据王师中这份奏章来看，目前辽东已被女真人占领，泛舟渡海，同他们建立联络，这并非难事，只是有一点，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名义去联络他们呢？”
童贯说：“女真人既然已经建国，可否派使臣持国书直接前去访问？”
蔡京摇摇头：“这样做，恐怕不妥。因为我们现在对女真人情况不明，能不能与他们结盟还很难说。再者，派使节持国书去，一旦被辽国获悉，就会被他们抓住把柄，说我们破坏百年之盟，这于我不利。”
“那以太师之意，该如何是好？”
“我看不如以买马为名，派人先到辽东去与女真人接触一下，等到了解了女真人真相之后，再做打算。本朝之初，太宗皇帝曾多次派人去辽东一带买马。这样，即使被辽国发现，也无大碍。”
蔡京行事谨慎，老谋深算，童贯不得不佩服：“如此甚好，还是太师虑事细密周全。”
宋徽宗听了蔡京和童贯的汇报后，表示同意，于是，秘密下达诏书给王师中，令他从登州当地招募合适人选，以买马为名，随同高药师泛海去往辽东，了解女真人的情况。
王师中接到诏书后，立即精心挑选了七名军官，又从进武校尉差平海军指挥使那里借来了兵船。八月二十二日，七名军官与高药师登船下海，启航北去。
王师中来到海边送行。这天，海上风平浪静，一望无际，王师中目送着船帆远去，不知为什么，心里忽然感到有些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