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拒当皇帝
秦蕾
录自《光荣与陷阱 -纵横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起事后，以疾风暴雨之势打得清王朝摇摇欲坠，腐朽的八旗、绿营在战斗中往往一触即溃，不经一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编练的地主武装——湘军，才应运而生，并发展壮大，成为清政府可以依靠的惟一军队，曾国藩也就成为当时的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于是各种各样的目光也盯在了曾国藩的身上，不少人视其为即将诞生的新主。
按说，以曾国藩当时的权力，地位及其号召力，完全有条件“黄袍加身”的，怂恿他当皇帝的部将和政客也大有人在，然而曾国藩却都没有答应，而是死心塌地地做了一名大清朝的忠臣！
在曾国藩的劝进者行列中，第一位且又始终如一的一位当属湘潭举人王闿运。
王闿运，字壬秋，是湖南著名才子，在经、史、文学等方面都卓有成就，但他更注重学以致用，尤其是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王闿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佐识时务之人成就帝王之业。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即辅佐谁，但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势态，未到其时，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大展才能。因此既要有满腹经纶在胸，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可进可退。进时，用儒学使据乱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时，用庄学去掉忿怨，逍遥自乐。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王闿运时刻关注着时局，寻找实现自己的“帝王学”的机会。
太平军入湘后，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闿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国藩的重视，后因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据王闿运晚年的弟子杨度后来追述，当时王氏“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衡，曾、胡却顾咸相谢”，而王氏只好“笑起披衣下”。说的是王闿运曾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衡”反清，割据一方。王、杨师徒交情甚密，且当时尚健在，故其说宜可信。大致其进言当在咸丰五年（1855年）冬王闿运到武昌的曾国藩军营探望之时。但曾国藩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诗歌唱酬，优礼甚至，而于其意见却很少采纳。所以王对曾，也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自居，未尝甘为僚属。
第一轮劝进高潮的掀起是在1860年安庆战役之后。曾国藩刚刚进驻安庆城的英王府，就接到了北京送来的紧急公文，公文报告咸丰帝于七月十七日（8月22日）在热河行宫驾崩，六岁的独子载淳即皇帝位，以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执掌朝政，定年号为“祺祥”。
这一消息给曾国藩及其湘军上层人物以极大的震动。在这军事上的重要时期，朝廷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以后的形势将如何发展，湘军集团应如何应对，无疑是事关湘军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
曾国藩分析了顾命大臣的份量与前景，他看到八位大臣中的核心人物无疑是肃顺。肃顺是满人中极为精明干练的人才，一向主张重用汉人，自己被授为两江总督就因为肃顺的举荐。表面上看，肃顺掌权对汉官有利。但是，曾国藩根据历史经验又认为皇帝幼龄，总要设顾命大臣；等到皇帝成年，又会以顾命大臣为亲政的障碍，必然发生权力争斗，因为顾命大臣无不自恃功高而揽权，尤其是肃顺，锋芒毕露，刚愎自用，下场一定不会好。想到此，曾国藩不由得隐忧重重。
由于安庆被攻克，曾国藩进驻英王府，皇帝又死去，湘军大将及与湘军有关系的政客、官僚不断往来安庆，议论激变的形势。不少湘军将领都有意在这清廷幼主即位、人心未定之际，请曾国藩取而代之。
湘军将领欲盛筵相贺克复安庆，曾国藩以皇帝刚刚殡天未许，只准各贺一联。李元度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元度。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勉李元度审慎的记载，虽不明记，但大体或是这件事。
李联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符合曾意，其后“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曾，其联是“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曾国藩一见此联，击节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但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曾国藩却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道拉我上草案树（湖南人俗称荆棘为草案树），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转者注：鄂岳观察使所进白龟。（元和十一年，以李道古为鄂岳观察使。会平淮西，得白龟以献。）右今日某宣进止，示臣前件白龟者。（止，或作旨，今《玉堂宣底》作“进止”，下同。今按：《陆公奏议》，亦可考。）伏以祯祥之见，必有从来。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谓龟为“蔡。”（《语》曰：“藏文仲居蔡。”注云：“蔡，周之守龟，本出蔡地，因以为名。”《家语》：“漆雕凭曰：藏氏有守龟焉，名曰蔡。”古者龟为蔡。）蔡者，龟也。今始入贼地，而获龟者，是获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帅而得地也。）
当年，孙权写信劝曹操取代汉帝，曹操一眼便看出其叵测居心，说：“这家伙是想把我置于火炉之上烤。”曾国藩说湘军诸将只知拉他上草案树，话中含意正与曹语相似，可知湘军诸将确有意劝进。
不久，胡林翼来到安庆。胡是湘军中的第二号人物，也是曾国藩的知心好友，他们谈起话来就更推心置腹，毫无顾忌。胡林翼对时局和八位顾命大臣的认识与曾国藩是一致的，但胡林翼消息灵通，对宫中的秘密比曾国藩知道得要多些，他告诉曾国藩，八大臣与小皇帝生母那拉氏之间的尖锐矛盾，指出可能会发生那拉氏联合恭亲王对抗顾命大臣的大冲突。如果宫里闹起来，鹿死谁手难以预料，反正乱子是一定要出的。
曾国藩听得心惊肉跳，瞪着三角眼，不知何如。
胡林翼瞟了曾国藩一眼，慢慢地从怀中抽出一个信套来，一面递给曾国藩，一面说：“来安庆前，左宗棠来了一封信，说他游神鼎山新得一联，让我交你指正。”
曾国藩接过信套，从中抽出一纸，上面果然是左宗棠的亲笔，只见上面写着：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曾国藩见联，不觉脱口称赞：“好一副对仗工整的佳联，联语字头，又恰好嵌着神鼎，妙极!”
但当曾国藩抬起头来，看到胡林翼那意味深长的微笑时，心中猛然一动，顿时悟出了联中的暗藏机锋，不由得默然良久。
胡林翼见他不说话，也不便再问，遂又掏出一个信封，递上前去，说：“我也有一副拙联，不妨一起请教。”曾国藩打开，只见此联是：“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曾国藩略一品味，便忍不住大声赞赏，连称“极妙”，胡林翼惊问：“妙在哪里?”曾国藩回答：“九弟（曾国荃）攻破安庆城，杀了一些长毛，心里老是后悔，你这一联，有如良药，定可除九弟的心病!”
胡林翼眼中的光彩黯淡了一些，摇了摇头欲言又止。
两天后，胡林翼要回武昌，曾国藩与他送别，拿出左宗棠的联语说：“左季高的联语，我给他改了一字。”胡林翼打开一看，联语中的“似”字已改成了“未”字，变成了“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胡林翼看了放声大笑道：“涤生，你这一字之改，把左季高的整个意思弄颠倒了!”曾国藩正色答道：“天地有位、阴阳有序，本来就不是可以乱来的，左季高要将地比天，这就颠倒了，所以应颠倒过来。”
胡林翼知道，这话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他送的一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同样也是要让曾国藩在这变乱之年，以非常之手段夺取地位，以弭乱安民。但曾国藩拘泥之心太重，不肯做这非常之事，看来，他的话等于白说了。胡林翼于是提笔，在曾国藩修改的签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遂与曾国藩相视一笑，拱手而别。
其实在湘军诸将及胡、左之前，曾国藩的门生、水师大将彭玉麟已经劝进过一次了。
彭玉麟与曾国藩的关系非比一般，曾国藩是他“一二知己者”。彭玉麟用情专注，持身谨严的品格，尤令曾国藩欣赏。然而，就是这位他最欣赏的彭玉麟，正是湘军集团中最早劝其自立的。
安庆克复后，彭玉麟被任命署理安徽巡抚，他派人往迎曾国藩东下，在曾国藩所乘的座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派一名心腹手下，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曾国藩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只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
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此时，向以霸才自居的王闿运也来到了安庆，第二次向曾国藩行其“纵横术”。
王闿运五年前劝曾国藩自立不成，遂去了北京应试，虽未能金榜题名，但却得到权臣肃顺的赏识，在其家教读，用为心腹，甚受尊重。前时营救左宗棠，靠的就是王闿运和肃顺的关系。王闿运时常代肃顺拟写奏折，以致连咸丰皇帝也知道了肃顺府中有位才华横溢的“王举人”。王闿运自视甚高，不愿做官，但自为肃顺看重后，结交内外官员、士人，此时已是名满天下了。
一见曾国藩，王闿运便出语惊人：“国家大乱在即，我为大人谋一良策!”
曾国藩虽喜王闿运的文章，但对他这种危言耸听的态度却很反感。王闿运见曾国藩不置可否，接下去说：“皇太后要行垂帘听政，大人想已知道!”他不待曾国藩回答继续说：“纵观史册，女子临朝，国必大乱!”
王闿运的几句话便打动了曾国藩，此人是肃顺的“西席”，其语绝非道听途说。于是，曾国藩认真听他讲了慈禧太后与恭亲王联合，要推倒顾命八大臣，实行垂帘听政的宫廷内幕。王闿运站在肃顺一边，认为肃顺力矫弊政，重用汉人，是个难得的英才，但慈禧太后母以子贵，内结权臣，外援重兵，八大臣很难成为她的对手。最后，王闿运为曾国藩指出两条路：一是拥湘军之重兵，人觐北京，申明垂帘违背祖制，而行顾命之制；或者干脆在东南举起义旗，为万民作主。以湘军之众和曾氏的威望，天下必然响应……
王闿运眉飞色舞，喋喋而谈，曾国藩却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茶几上点点划划。不多时，曾国藩起立更衣，王闿运便站起窃视几上，只见上面竟是一连串的“狂妄、狂妄、狂妄……”王闿运摇头苦笑，遂不辞而去。
曾国藩终生服膺理学，一向以忠君爱国的卫道士自居，劝他做那犯上作乱、青史不容的“逆臣”，无疑是违背了他一生赖以立身的信仰和原则，他是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而且，越是随着湘军胜利在即，大功将成之日的到来，曾国藩越是日夜不安、忧心忡忡。他熟读史书，自然知道“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前车之鉴，他也明白清廷始终对他心存疑忌。金陵克复之后，自己与朝廷的关系将如何处置，这是一个让曾国藩寝食不安的问题。
远在曾国藩和曾贞干率部东下之时，他就反复告诫他们，实则也是自我告诫，一定要在鼎盛之时，杜绝骄横自满情绪，随时准备急流勇退。他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引证历史上霍光等人因恃功自满而遭不测的例子，教育诸弟要谨慎自勉，自惕自慨，不贪财，不贪功，每日劳心自省，要及时回头看看，及时后退，方有可退之路。在给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信中，他也表示了要功成身退的想法。
同治三年六月十八日（1864年7月21日）深夜，曾国藩终于接到了曾国荃攻克天京的捷报。据说，那种既怕又喜的心理压力，使他的手颤抖得打不开信来；而看信之后，那种且惊且惧的心情，又使他晕了过去。
然而，那些骄悍的湘军将帅们却没有曾国藩这般思虑深远，他们正沉浸在胜利的巨大喜悦中，等待着朝廷的厚封重赏。
果然不出曾国藩所料，当清廷的颁赏谕旨传达到硝烟尚在弥漫的天京城时，湘军将帅们全都傻了眼，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大家都知道，咸丰帝临死之前曾留下遗言说，克复金陵者为王，但此时朝廷却只给曾国藩封了个一等侯，给苦战两年、攻克天京的曾国荃封了个一等伯，接着是李臣典、萧孚泗分别封子爵和男爵；朱洪章、刘连捷、张诗曰、彭毓橘等加封骑都尉或轻车都尉。不知何故，同是封赏却分两道上谕，在另一道上谕里，对僧格林沁、官文、李鸿章、杨岳斌、彭玉麟、骆秉章、鲍超、都兴阿、左宗棠、沈葆桢及江宁将军富明阿分别给以表彰和封赏，赏赐不比曾国荃等低，如李鸿章就被加封伯爵。
曾国荃对自己的封赏很不满意，牢骚话刚一出口，又一道上谕发到，直接点了他的名，指责他指挥失当，致使太平天国幼主等一千多人从城中逃出，并指责曾国藩奏报幼天王积薪自焚情况失实，责令他惩罚防守缺口不力人员；还说洪秀全占据南京十余年，外间传闻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勒令曾国藩查清报部，以备拨用。上谕中隐含杀机之处是：“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这两道上谕在湘军将领中激起了轩然大波。这些年来，湘军将士挽狂澜于既倒，遭受了说不尽的苦，同“长毛”拼过无数次血仗，死了万千兄弟，最后不仅封赐不厚，反而弄出了一身的不是。朝廷勒令他们查清金陵城里的金银，逼着他们报部拨用。金陵城确有不少金银，但城破以后，早被湘军数万官兵抢走，分散在各自的腰包，多数已运回老家了，而且他们这些将领正是最大的暴发户，能让他们把吞下的财物再吐出来吗?一时间，湘军将帅群情汹汹，思谋对策。
据记载，当曾国藩在南京城破、太平天国覆亡、进入残破不堪的石头城后，全城余烬尚未熄灭，颓垣败瓦，满目凄怆，不忍卒睹。有一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左右，曾国藩正要进入卧室休息，忽然，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齐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中军回答说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曾国荃至，然后才整装步人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神情肃穆，令大家就坐，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巡弁取纸笔，巡弁进以簿书纸，曾国藩命换大红笺，后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写完后把笔一掷，一语不发，从容退人后室。众将不知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联语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凛然，最后则是惶然。而围在他身后观读联语的众将，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也表情各异。最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千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段笔记显示，南京城破后的湘军确曾有过拥立曾国藩做皇帝的一幕。可是在专制王朝，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灭九族的，所以在笔记上看不见“拥立”字样，而将领们也不敢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的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彼此之间，都不点破。
曾国藩之所以拒当皇帝，除去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的支配外，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曾国藩以他对清朝两百多年历史的了解，以他个人数十年的政治经验，深知清政府对于洋人的欺凌、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都软弱无能，但对汉官的防范控制，却是老谋深算，有的是办法。眼下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虽然占着优势，但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僧格林沁屯兵鄂皖之间，分明是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范。浙江的左宗棠、江西的沈葆桢，早就与自己离心离德，被清政府拉了过去，成为湘军背后的两把利芒。湘军号称三十万，他能调动的只有十余万。这十余万人中，曾国荃、彭玉麟、鲍超等部是忠于他的。李鸿章虽然是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的，但真正到了关键时刻，李鸿章不一定会像彭玉麟那样对他死心塌地，很可能会站到朝廷那边去。即使对自己的亲信湘军，曾国藩此时也有一层隐忧。当年，自己手创湘军兵制，以有血性的书生统带朴实少心窍的山民，的确使初起的湘军虎虎有生气，终于以少胜多，削平大难。然而，他早已看到，经过长期的征战，湘军已不复当年的朝气，军纪腐败超过当年的绿营，每到一地，湘军将士烧杀淫掠、有如盗匪，早已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攻击。当初如果自己接受部下的劝进，打着驱除满清、兴复汉家天下的义旗，或许还会博得天下人的响应，而如今靠湘军这支名声早已败坏的军队为自己争夺皇位，天下人谁会跟从?!
即使黄袍加身了，恐怕也会重演赵匡胤与赵光义的故事。曾老九倔强狠毒，野心勃勃，要胜过当年的赵光义多倍。他能把黄袍加在自己身上，也就会随时来夺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不定结果落骂名的是我，得实惠的是他曾老九。
曾国藩转念又想，金陵刚破，清政府就要给曾氏兄弟颜色看，其实也不足为怪。清廷享祚二百多年，有几个像他曾国藩这般手握重兵的汉人？这样炙手可热、功高震主怎能令皇帝放心！假若自己悍然自立，那正说明皇太后和皇上料事准了。如今虽受了点窝囊气，但那毕竟是清廷的警告，若以朝廷的旨意而行，那自己就不会失去“功臣”之名，侯爵之位。
曾国藩思之再三，认为眼下最要紧的是让朝廷对自己放心，而朝廷对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手中这十几万军队。当时就有人言：“三千里长江上下，无一船不挂曾字旗！”是啊，这是清朝开国以来从没有过的事情，怎能令太后、皇上放心呢？湘军本来就不是国家的经制之军，不过是为平“长毛”而临时招募的应急之师，现在“长毛”已平，理应裁撤了。他回想起这些天见到的湘军官兵趁火打劫的种种表现，感到这支军队也真该解散了，否则不知今后会给自己惹多大的乱子，添多大的麻烦。
想到这里，曾国藩决定采取措施，自削兵权、利权、稍杀羽翼，以释清廷之疑。
首先奏请裁军，当时曾国藩的湘军嫡系七万多人，鲍超、周宽世两万余人已赴援江西，由沈葆桢指挥了，手中仅余曾国荃统领的五万余，此正是清廷不放心的军队。七月二十日（8月21日）先裁两万五千人，留一万人守江宁，一万五千人为城外游击之师。到同治四年二月（1865年3月），守城部队仅余两千人，城外军也所剩无几，到清政府命曾国藩北上镇压捻军时，曾国藩可以调动的大支武装就仅剩下刘松山统领的老湘营了。
湘军裁撤，军饷也就不需再留，七月二十九日（8月30日），曾国藩首先奏请停解广东厘金，这是一笔可观的、也是湘军军饷中最可靠的开支来源。自1862年8月开始征收，二年间共解银一百二十万两，曾国藩请求停解，正说明他的诚意。清政府接到曾国藩的奏请后，立即批准，谕旨还要曾国藩留其三成作饷，曾国藩也拒绝接受，以示“远利权”的决心。接着，他又奏请停解江西半厘，即前不久同沈葆桢争夺的那部分厘金，清廷也予以批准。随后，曾国藩又奏请停收湖南的“东征厘金”。
由于曾国藩主动申请停解军饷供应，多少平息了舆论对湘军和曾氏的攻击，清政府也不再追问南京的金银了。
最后，曾国藩还奏其弟曾国荃开缺回籍。曾国荃虽读过几天书，但学识浅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满天下，不仅清廷对他最不放心，湘军诸将也多与他不合。攻破金陵后，他放纵部下淫掠，时人皆谓江宁财货尽入其手，直搞得舆论沸腾，千夫所指。曾国藩无奈，只好以病情严重为由，陈请曾国荃开缺回籍调理，以避开舆论的锋芒，解除清政府的这块心病，此举正合清廷之意，于是立即批准。这本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暂时退避正是为了永久地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
不学无术的曾国荃不解其意，在曾国藩移住江宁那天，当着满堂宾客大发怨言，把曾国藩弄得十分狼狈。十月四日（11月2日），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屈和怨愤返回湖南老家，由于怨气仍未平消，终致大病一场。同治四年二月（1865年3月），清政府令曾国荃病势大减即进京陛见，当年七月又简授曾国荃为山西巡抚，他都托病辞谢，不肯从命，直到同治五年（1866年）调其为湖北巡抚，他才前往赴任。
曾国藩所做的这几件事，无论是停解部分厘金，裁撤部分湘军，抑或为曾国荃陈请开缺回籍，都是围绕着“兵权”二字进行的，无非是像他以前对曾国荃说的那样，“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以“善其末路”。但也仅仅是“推让少许”而已，并非要完全放弃业已到手的权力，尤其是赖以起家的兵权。曾国藩带兵多年，深知兵权的重要。他之所以由在籍侍郎一跃而成为清王朝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其关键就是自己手中掌握了一支军队。否则，即使他位至督抚，在清廷眼里仍不过是一无足轻重的文臣。因而，他的裁军仅限于江宁和皖南各军，成大吉、鲍超、江忠义、席宝田的部队和老湘营，仍有数万之众。这些军队名义上不归他掌握，但统领皆其旧部，其影响力还是在的。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淮军尤寄厚望，认为只要淮军能承湘军之续，李鸿章能绍己之业，使湘淮两军，曾李两家联为一气，便可“中外之患不足虑”，任何人都无法动摇自己的地位。这也是曾国藩当年大力培植李鸿章及淮军的苦心所在。
攻灭太平天国后，功高震主的曾国藩依靠深长的谋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消除了清政府的疑忌，巩固了地位，度过了难关。能够做到这一点决非易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像曾国藩这样恰如其分地完成这种转变的事例是不多的，而身败名裂、兔死狗烹者却史不绝书。由此可见曾国藩历史经验之丰富、政治嗅觉之灵敏，老谋深算、处事果断。
最后一个劝曾国藩称帝的大概还是王闿运，那是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自剪羽翼、裁撤湘军近一年后。捻军起义又在豫、皖、鲁中地区发动起来了。清廷再次派兵镇压不下，便重新起用曾国藩北上“剿捻”。正当曾国藩准备北上时，王闿运来到曾国藩的军营。
王闿运此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曾国藩见他到来，极为高兴，但因为前两次“劝进”的经历，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但王闿运这次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章，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亮、魏武帝曹操以入东汉，则顺而易。”曾国藩起初听得津津有味，频频点头。的确，学习辞章从唐代韩愈上溯西汉、逆而难，如果自曹操入东汉，就较容易，也顺理成章，但到后来，曾国藩还是听出王闿运的弦外之音。原来还是让他做曹操！但他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闿运自知他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
其实，这就是王闿运的不明智了，当年曾国藩兵强马壮的时候尚拒当皇帝，如今，他已自剪羽翼、精力衰退，即使他想当皇帝，也没有这个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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