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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历，正式名称是农历，不少地方称之古历，是中国传统历法

人们最容易得了西方的阳历，相对于阳历，人们便把夏历称为阴历到的区分时间的参照是白天和黑夜。下午，日从西边落山，天黑了，早晨醒来，一轮新日从东方升起，看见一个新的天。这就是一日，或称一天。

月亮是天上亮度仅次于太阳的物体，月缺、月圆的变化又非常明显，所以，用月缺和月圆作为比一日再长一些时间的参照物就理所当然。与太阳的升起又落山，又一个新的太阳升起称为一日相类似，人们把月亮圆了又缺了，直至看不见了，又见一轮新月，即地球上人们看到的两次相同月相（或新月、或满月）之间的时间称为一个月。

比月更长的时间周期是四季交替。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农耕民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五谷皆熟称为年（年字的上半部是千字，下半部是禾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也），于是把年作为了一个比月更长的时间单位。对于另外一些民族，如古埃及人的收成则与尼罗河的泛滥相关，于是把尼罗河的泛滥作为他们的“年”。但是庄稼的成熟、河流的泛滥作为时间的标准未免粗糙，人们于是找到了天文的标准。古埃及人的标准是天狼星第一次和太阳同时升起的那一天，中国人则用太阳下阴影的最长（冬至）和最短（夏至）作为时间的标准。

从天文学的观点看，日夜变化是地球的自转引起的，月相变化的月球绕地球的转动引起的，一年四季的变化是由地球绕太阳公转的结果。但是，这三者并不公约，他们的大小之比并不是整数。一个朔望月是29.5306日，一个太阳回归年是 365.2422日。那么一年之中的月数就是12.368个。

日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不可舍弃。日的上一级单位怎么取？这体现了各民族的为事风格。

月缺、月圆是自然界最明显的变化之一，所以最早的历法大概都是阴历。日的上一级单位都是月。

阿拉伯民族是最崇尚传统的，所以希吉拉历即伊斯兰教历是真正的阴历。它以日落为一天之始，即一天之中。黑夜在前，白昼在后。以月亮圆缺一周为一月，月亮圆缺十二周为一年。单数月份为大月，30天；双数月份即2、4、6、8、10月为小月，29天；12月平年为29天，闰年为30天。这样，平年354天，闰年355天。这样，希吉拉历中的年就没有了其他历法中年的含义。它的元旦可以在春夏秋冬四季的任何一季。

以希腊—罗马人为文化源头的欧洲人讲究实用，善于用直截了当的方式简化复杂的问题。既然日、月、年三者难以调和，他们就像亚历山大大帝对付那解不开的戈耳迪之结那样，用利剑斩断了事。他们保留了精确的日和年，摒弃了精确的月。虽然月还是叫做月，但是他们的30或31天（也有28或29天）的月，纯粹是持剑的人任意指定的，与月亮已经脱离了关系。这只与太阳有关的历法称为阳历。随着机器、大炮和基督教的传遍世界，这阳历也传遍了世界，成为了世界的“公历”。

中国人和犹太人又有另外的智慧，这两个民族善于在看来不可调和的事物之中，找到妥协的办法，他们都是做买卖时讨价还价的高手。在历法上，他们发明了各自的阴阳合历。他们既要准确的月，又有马马虎虎能将就使用的年。他们用准确的月加上七年三闰、十九年七闰之类的闰月，凑出了在平均意义上准确的年。对于中国的古人来说，具体某一年的长短马虎一点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他们另有一套与准确的太阳年完全相关的骨架，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他们是实用主义者，并不需要理论上的严格，只需要实用。凡是与月亮有关的习俗，他们就用“月”，凡是与气候从而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事物，他们就用节气。与气候有关的所谓黄梅天、伏天、起九等等都固定在以太阳历为骨架的节气上。对于古代的农业生产，这样的历法基本上也够用了。

人类社会中，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度量都是以人自己为标准的。中国人的尺、寸，外国人的foot、yard，都是与人的大小相关。时间量度也是如此。以人的一生为度，长寿一点的差不多30000天。如果以月为统计单位，差不多1000多月，单位太小了一些。而且月和月之间，因为季节的不同，不好作比较。用年为统计单位则更为合适，人生30000天，差不多80来岁，年与年之间可以进行直接比较。正因为要用年为统计和计量单位，对于年的准确性的要求应当高于月，这一点，西方的阳历（年的误差最多一天）要优于中国的阴阳合历（年的误差可达30天）。如果说，这种优越性在古代农业社会并不显著，那么，在现代社会就非常显著了。

日本从中国学习了阴阳合历。在开始工业化的进程中，在需要准确统计和计量的社会里，他们又毅然地舍弃了阴阳合历，引入了西方的阳历。但是，日本人又重视传统的继承，所以，他们在改历的同时，把传统的节日，元旦、元宵、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等一股脑儿从阴阳合历搬到了阳历之中。把好的拿来，又有一点创新，这就是日本民族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