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闽西，成长在闽南，工作在闽东。具体地说是老家8年，厦门22年，福州14年。在其他省份，一个人在省内经历多个地域很普通正常，但在福建，有我这样相同经历的人少之又少。
一个省份内两个城市有截然不同的地域文化，且很少交流，非常奇特，可能独福建省才有。比如在福州，很少遇见厦门或者闽南美食小吃，偶尔听说哪里有沙茶面兴冲冲去品尝，失望而归，一问老板大都不是厦门人。肉粽王1980味道算沾点边，却发明一个套餐名词叫“基础沙茶面”，每次点餐都觉得莫名其妙，沙茶面不是随意点的吗？又比如厦门把海鲜叫酱油水，福州基本吃不到。厦门的地方特产比如厦门馅饼、厦门泡面、冬菜等在福州很难买到。这些现象都说明一个道理，在福州的厦门人非常少，没有消费群体。
如果美食小吃作为地域特色商品有其特殊性，普通商品缺乏交流就更加奇怪了。早年的厦华彩电、夏新手机，有些福州人听都没有听说过。厦门卷烟厂很多烟草产品在福州买不到，比如“厦门”牌香烟，是厦门烟民的最爱之一，在福州购买不得，每次都需要请厦门朋友代购。烟草作为垄断销售的产品，在一个省内要地方相互保护支持，福州却管制厦门的烟草，让省外的烟草流入进来，百思不得其解。
福州公务员罕有厦门人，特别是厦门岛人，这些年稍有增加，估计两只手能数得过来。厦门是副省级城市，提拔竞争同职级比福州容易多了，同级别的工资又大约高一倍，双重效应变成了4倍。简单地说，厦门副镇长和福州副县长职级一样，工资大约是其2倍。福州的人口是厦门的一倍，GDP是厦门的一倍，工作效能简单算可谓一倍，工资低这么多，似乎不公平。因此基本上没有厦门人会来福州考公务员，在其他行业领域也是一样的。去年厦门疫情外溢影响到福建多个地市，偏偏没有影响到福州，人们戏称是因为两个地方隔离没有交往。
我并不是说厦门人高福州人一等，但是人员没有太多交流，势必会影响两个地方的协作。福州和厦门作为福建的两只领头羊，有大量人员交流交往，才会互相欣赏，互相合作产生聚集，形成区域连片带动效益。
我作为从小在厦门长大外地人，感觉厦门人包括闽南人对福州总是很不以为然，流传种种关于福州人的段子，什么福州人小家子气，什么“好男不娶福州女”，什么单位筒子楼走廊煮饭男人一定娶了福州老婆。以至于我一个同学上大学的时候，妈妈和他说：“儿子，大学期间好好读书不要谈恋爱，如果要谈恋爱就不要找外地的，如果要找外地的就一定不能找福州的。”
我到福州工作以后，才开始解构厦门人这种偏见。厦门人偏见中所说的福州人大概是指福州老城区比如三坊七巷的人，这种指代甚至不出南门兜不包括台江、仓山。沿海的福清、长乐、连江，是和闽南人一样有敢闯敢拼、豪爽义气的海边人性格。福州老城区的人是官宦书香门第世家，早年闽南厦门人大概更多接触读书做官的福州人，自然是与草根社会的习俗习气有所不同。老城区官宦之家的女子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千金大小姐，你要她像不缠脚的大脚婆一样洗衣做饭是不可能的事情。
福州有2200年的历史，在福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两千年历史中没有被撼动过，这是福州地理位置、交通辐射、人口聚集等多因素在两千年来相互作用形成的。两千年来能一直客观存在这种地位，一定有其规律道理，并在可预计的未来持续保持。
福州菜偏重甜味，甚至炒青菜也要放糖，这种口味经常被闽南人诟病，说实话我也无法接受。但是要知道糖是明朝才从国外传入中国的食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昂贵的奢侈品，福州菜放糖可见福州早年的开放程度和经济的发达程度，这和江浙菜喜甜是一个道理。相对应的，同样的舶来品辣椒一般不易被人接受，所以容易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普及，成为穷人的调味品。我只是在客观陈述，没有任何地域歧视的意味，至于后来成为大家食物喜好，已经和经济程度没有关系了。
据说，“闽南”一词并非闽南人的自称，而是由福州人创造的。早年闽南人下南洋在东南亚一带聚集生活，产生了许多有影响力富豪商贾，广东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称之为福建人，把闽南话称之为福建话。这种垄断福建人、福建话指称的现象引起了福州人的不满。民国时期福建大官大文豪的都是福州人，理论上民国时期最大官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于是福州人大声疾呼向全国人民普及知识：闽南人不能全代福建人，闽南话不能称为福建话。“闽南”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1930年代的上海报纸，文章的作者就是福州人。以上说法未做考据，博方家一笑。
福州鼓楼人常说福州2200年的历史都在鼓楼，帝国主义来了以后才有仓山，这个玩笑梗也适用于厦门。厦门原是泉州府同安县嘉禾里，也就是同安县的一个乡镇，近代厦门作为通商口岸以后，厦门才逐渐发展起来，1920年代才设立思明县，发展历史特别短。1949年以后，厦门的名声更多是随着两岸炮战所传播，军事的对峙让改革开放前的厦门几无发展。
我小时候的厦门城区非常小，局限于中山路一带，出了文灶就是农村农田。厦大当时不属于厦门，周末去中山路买东西叫“今天我去厦门了”。得益于改革开放厦门设立为经济特区，厦门高速发展，城区扩散到全岛。如果有幸经历这个年代的人，都会感叹于当年那种日新月异的变化。
我特别怀念1990年代末的厦门，那个时候的厦门非常温馨，在全国最早获得全国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称号。人口没有今天那么拥挤，交通也没有今天那么堵塞，城市的建设一天天进步，人们生活的富裕感和幸福感是发自内心地满足。
福州的城市精神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觉得用来形容厦门也很贴切。厦门这座城市让外来人都会立刻喜欢上他，并立即会转换成我是厦门人的主人翁意识，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厦门这个城市包容不排外，当然也无法排外。往上算三代都是老城区厦门人的估计不超过20万。我小时候，班上同学基本上是本地人，我算是难得的外地人。而如今岛内中小学，外地的生源已经占了80%以上。
厦门人口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百万增长到500余万，大量优质人口流入，使厦门成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移民城市。移民带来了多元的族群、多元的文化、多元的观念，一定会使城市充满机遇和动力，国内外的城市发展历程大多如此。相对于厦门，福州城市人口增长缓慢，我查阅了一下资料，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福州人口基本没有增长，但这些年增长很快，近十年人口流入增长了100万，和这十年福州的发展态势是一致的。
福州一直面临尴尬，流传“厦门是福建省会”的梗刺激着自尊。实事求是说，省会城市条条框框束缚多，发展肯定没有山高皇帝远来得痛快。老城市转型改造包袱重，没有厦门那种一张白纸好画画的腾挪空间。我1998年第一次来福州，在白湖亭看到满街的棚户区木板房，吃惊省会城市不如县城。这些棚户区到了近年才改造完毕。福州近十几年发展可谓翻天覆地，城市框架大幅拉开，城市面目焕然一新，经济总量已超越泉州成为第一，城市的现代化程度不输厦门，已没有二十年前那么大差距。
开放包容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动力。我在福州经常听到“福州有2200年历史，厦门是一个小渔村”、“厦门靠政策不劳而获，厦门财政单列不做贡献”类似的议论抱怨，这令我感到尴尬。城市发展要善于学习他人长处，厦门在很多方面很多领域确实领先福州，知名度和美誉度大于福州，这是事实。每到节假日黄金周，厦门游客爆满，福州是人去城空。
我一直不赞成厦门定位于旅游城市，也一直很疑惑厦门能成为旅游城市。厦门旅游就是“一块石头一座庙，一个学村一学校”，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和福州不能相比，接待设施承载能力经常爆表，比如拥堵的厦大南普陀、鼓浪屿，让游客体验感很差，本地居民也不堪其扰。厦门应该定位于生活的城市，良好的气候条件和新兴城市居住环境，吸引各类人才在厦门安家落户，宜居宜业。
我也惊讶于福州的旅游为什么一直发展不起来。许多外省朋友到了福州出差办事，最终去了厦门和武夷山旅游。翻翻《闽都别记》，2200年历史的城市，可以打造出无数吸引人的文化旅游品牌。优美的岸线资源和山海交融的地貌，优越的地理交通辐射，温泉等地域特色资源，这些都是可以成为发展旅游产业的良好基础。
福建各地多民系多元文化是福建文化的宝藏，也需有一个集中展示的窗口，让外地人了解福建。福州既然作为省会城市，就应该有当仁不让的省会胸襟，而不仅仅局限于本地福州文化。闽南、莆仙、客家、武夷等文化，以及福建共同的茶叶、陶瓷等文化，都是很好的文化IP，由福州来融合呈现。龙岩行政中心所在地新罗区属于闽南文化，且可以打造福建客家首府概念。福州作为省会城市，当然可以成为八闽文化的集聚地，让闽都文化的“都”成为名副其实。
我在连江工作的时候，去厦门拜访看望连江商会的乡亲。商会会长听说我的经历后，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我在厦门二十几年，都是连江人到厦门打工，终于有厦门人到连江打工了。我希望很多年以后，福州厦门两地人员密集双向交流，我这种经历已经不能当做笑话讲了。
福州简称“榕”，厦门简称“鹭”，一起并称叫“榕鹭”。两个城市融入一起，共同带领福建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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