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那年，我考入复旦大学。
即将毕业前，因部队急需翻译，我毅然终止学业，应招入伍。
1944年7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命令，从昆明炮校调往前线，成了复旦历史上派往前线的第一个学生。
军令如山，火速行动。
第二天一早，我便被送上军用卡车，直奔西郊的巫家坝飞机场。
我甚至没能跟女友当面告别。所幸在途中巧遇好友程君礼，才在车上大叫一声：“我到印度去了，请转告德懿。”
当时我还想象不出自己将要看到怎样的战场。
我们搭乘的是军用运输机道格拉斯DC—3，机舱设备很简陋，里面空空荡荡，无坐凳栏栅，窗门也封闭不严。
当飞机途径驼峰航线，跃上1000公尺的高空时，气温陡然一降，仿佛到了寒带里，令人坐卧都颤颤抖抖，只能僵缩在机舱角落的地板上。
既有初上战场的紧紧张张，又有高原反应的迷迷糊糊，更有前所未遇的冷冷切切，十分难耐。
过驼峰后，气温逐渐迅速上升，顿觉十分炎热，飞机着陆在印度的都门都玛机场，机舱门刚打开，一股热浪便扑面而来，我又被笼罩在热带中，立即大汗淋漓。
一天短短的几小时内，我经历了温、寒、热三带，这诡谲多变的气候，让我提前对战争的复杂残酷有了一点感性的认识。
在“都门都玛”待了一两天，我们全部换上了中国驻印军的英制军服，黄色的衬衫、裤、圆钢盔，还有羊毛线的白袜子。
8月初，我被分到新一军新30师88团3营当翻译官，营长童庆年还给我配备了一个叫莫长生的勤务员。
随后，我随部队直飞缅北重镇密支那，参加了这场著名的战役，也是日军口中的三场“玉碎战”之一。
飞抵密支那的当晚，我直接进了前线阵地，3 营为我专门搭建了一个“人”字形架战壕，夜里暴雨如注，霎时战壕就灌满了水。
伸手不见五指漆黑的夜空，突然火光升腾、硝烟弥漫，四周的枪声、炮声、雨声交混在一起，近在咫尺。
毫无疑问，这阵势早已把我这个从未摸过枪的“文弱书生”推到了人生极度的考验之中。
身囹水牢不能动弹，又冷又饿又疲倦，这一晚就是我人生最漫长最难忘的一晚。
如果说生命的本体还有一点意识，那就是一种强烈的三种感受：一是对生命死亡的恐惧感，二是对父母养育的谢恩感，三是对远方恋人的思恋感。
这三种感受刺激着我大脑皮层的核糖核酸，支撑着我的精神，让我没有沉入水底。
我无法相信，其他远征军战士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他们一年又一年地忍受着这种生活。
而这只是25岁的我在战场的第一天。
我1918年9月18日出生于重庆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当我呱呱落地时，正是皓月当空，因而取名“月华”。
谁知十三年后，我的生日却成“九一八”国耻日，在川东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的父亲，愤然把我名字中的“月”改为“越”，希望像越王勾践那样卧心尝胆、以雪国耻。
20岁那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耕读外国语言文学系，师从著名的文学大师洪深、曹禺等，我曾写下万字长文，励志要学戏剧。
然而日本的炮火惊醒了我的文学梦。我眼睁睁看着日军飞机在我们的学校上空一次次投下炸弹，最危险的一次，炸弹离我只有10米，我命大，炮弹没有炸开。
正在我苦闷百无一用是书生时，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找到了我，说多名教授举荐曹越华，说我是外文系的高才，现在中印缅战场形势紧迫，盟军急需大量的翻译人员，国难当头，希望我能报名参军。
我听得热血沸腾，虽然马上就要毕业了，仍毅然停下学业前往外事局应招，复旦大学推举了三个学生，只有我一人选中，我也成了复旦历史上派往前线的第一个学生。
应招通过的当晚我就和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等其他高校二十多名学生一起打地铺，第二天就坐军用飞机到了昆明。
当时国民政府在昆明成立了“军委会驻滇干训团”，服务于中缅印战区，团长蒋介石，副团长龙云、陈诚。
干训团下设三个训练学校，即炮兵学校、步兵学校、汽车驾驶学校，我被分配到炮兵学校。
炮校设在昆明东郊干海子地区，共有四个教学组，即战炮组、通讯组、驮载组、兽医组。行政及教学都由美军负责，任教的56名美国教官均毕业于世界最著名的西点军校。
为配合美国教官，我们炮校配备了23名翻译，组成译员队，队长是潘志良，我是副队长。
干训团的学员每三个月为一期，一期300人，毕业后即返回原部队。美国教官对干训团很满意，曾评价说：“中国学员接受得真快，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经历，从来没有在美国人身上收到这么好的效果。”
要想在短短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效果，完全离不开一个固定模式：美军讲课，并作操行示范, 我们译员进行当场翻译。
有次陈诚将军来校视察工作, 专门接见了译员队，他在和我握手时肯定说:“你的工作搞得很好，继续努力。”
从1943年春到1944年夏，我参加了驮载组全部教学内容的翻译工作，深受教官、学员喜欢。
但上前线是我没意料到的。
熬过第一晚后，第二天，就在这退了水的战壕，我迅速把头一晚的生死情景和感想写成了一封信，通过军邮投递了出去。
在信的最后，我正式向她求婚：“亲爱的，给我一个答复吧，您深情的目光辉映着我曾经苍白的青春，我将回报您最倾心的微笑和任何风浪都无法剥落的温柔。”
也在信的最后，我憧憬着俩人美好的未来：“战争结束后，我将在黄土地上筑起一座小小的城堡，让我俩相偎守着炉火倾听那杜鹃鸟清啼的声音，咕咕—咕咕—咕咕。”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我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回去见她，但信发出后，我有了坚定活下去的希望。
从此，在缅甸热带的丛林里、在异国雨季的行军中、在伤员浸血的绷带间、在尸首遍陈的战场内，在给盟军将领们当翻译的岁月里，我天天撞见她的倩影。
我在战壕里，只听见枪声、炮声、手榴弹声交织在一起，火光冲天、硝烟弥漫、血色四溅，到处焦土狼籍、草木凋零、尸横遍野，大地熊熊燃烧，映红了整个上空。
密支那是缅北集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等四维交通空间为一体的战略重地，濒临伊洛瓦底江，也是保证胜利所需物资畅达——中印公路的必经之处。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远征时，它就是双方必争的焦点，后被日军侵夺，成了日军在东南亚占领的领土。
驻印军反攻密支那从4月底就开始了，激烈战事延续到8月初，中、美、英、印联军两万多人包围了据守此镇的四千多日寇。
日军后来将密支那之战、松山之战、腾冲之战，合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区的三大战役——“玉碎战”
日本守军为原18师团，后来18师团得到56师团增援，组成一个联队主力，他们把士兵反锁在掩蔽部里，灌输武士道精神，鼓吹“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作困兽之斗。
他们凭借天然的屏障、坚固的城堡、隐蔽的地坑、密布的工事，负隅顽抗，其战争的惨烈、艰难可想而知，双方伤亡巨大。
已经在印度丛林厉兵秣马两年的盟军，对拿下密支那也是势在必得，首先由“飞虎队P-40”战斗轰炸机实施“高空作业”，扫清障碍；接着地面重炮轰击，铺平道路；继而坦克开道，步兵冲锋上阵。
由于日军修筑的工事坚固，除一丈多深的战壕，还有地坑、暗堡，因而我军后来不得不采取“蛇豪突进”战术，避其锋芒，迂回盘冲，同时组织敢死队陷阵决拼。
经过惨烈的激战，两军交锋、角逐，我军占领了市区，接着对7条主要街道又进行逐巷、挨屋搜索争夺。
日军最高指挥官，城防司令水上源藏少将，被逼退到江边时自杀，仅四五百残敌靠竹筏及泅水渡过伊洛瓦底江，向八莫方向溃逃。
密支那大反攻，历时大半年，我军大获全胜，歼灭日军18师团主力2000余人。盟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称其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
有一天，我们在清理战场时，在地道中搜出一日寇尉级军官。
其人年龄约30岁，熟悉汉语，似受有相当程度的教育，十分老练和灵巧。由于缺少日文翻译，我们对其审讯只得用汉语，以书面形式进行。
他主动作出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我们所准备的一张白纸上，端端正正、整整齐齐，以纯熟的汉文柳字体写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八个大字。
我们进一步审问其它情况，他均一一作了回答，看他态度很好，我们对他未加任何侮辱，十分仁道，随即将其送往我军88团团部处理。
不一会儿，我团部医务室一位湖南籍军医黄君向我走来，他手拿一面刚缴获的日寇军旗送我。
我接过来一看，该旗为一约70公分见方的白色土布，正中为代表日寇血腥红色的太阳图，四角从左至右、从上到下为“武”“运”“长”“久”黑色四字。
想不到这不可一世、狂妄至极、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象征，却在今天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成为正义者的降物。
接着，我随部队开入长期被日本占领的密支那市区。
市区面积不大，街房与国内市镇的有所不同，不是一间紧接一间连成一排，而是栋栋独立分处，其间有花草点艳铺翠，犹如别墅。
因长期处于交战状态，全市所有树木只留下稀疏的大小枝条，片叶未留，可见战斗的剧烈程度。
在一条街道的转弯处，我们还发现数天过去未予收埋的日本兵死尸被弃置路旁。
由于时间较长，且时值夏季，躯体已全部腐烂，成为一堆巨大的“人” 字形蛆虫躺卧在路中。
它似乎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写照，下场可悲又可耻。
生死旦夕，战火几度。
攻克密支那之后，我们利用雨季，在此作了一月多的休整。
一天在街上，只见一个缅甸妇女遇到我们，问有没有人想买她那颗红宝石钻戒，我毫不犹豫买下了它，用掉了两百多法币。
度过战场上的第一个晚上，我就决定战后要和女友结婚。
只要能活着回国，见到她，我要下跪求婚，把这枚戒指给她。
我的女友叫王德懿，是我在昆明任炮校翻译官时认识的。
当时昆明，既是二战中印缅战区前线盟军的大本营，也是中国抗战后方大本营。
前线战争火药味交混，后方也在热血燃烧，特别是西南联大内迁昆明后，更是学者云集，群贤毕至。
全国青年的豪情、激情和热情都汇集在一起，到处是各种活动，报告会、座谈会、联谊会，甚至还有交际舞会，大家研讨抗战的形势、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
在和西南联大的一次校友聚会上，我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女孩，她大方、漂亮，有种脱俗于大家闺秀的新女性气质，她是谁，她来自哪里？
当音乐声再次响起时，我面红耳赤，却终于鼓足勇气，冲到她面前：“小小……姐，请你跳跳一个舞好吗？”
谢天谢地，她接受了我的邀请。
我们一见如故，志趣相投，从战争谈到生活，从现实谈到理想，从东方的文学谈到西方的艺术，总有说不完的话。
德懿是重庆一个豪门望族家的大小姐，祖上世代经营巴盐，由此打造的王家沱，后来成为中国西部唯一的租借地。
她高中毕业后独自去上海求学，考进上海交通大学想要“实业救国”，上海沦陷后，她跟着东北流亡学生一路流亡，先后读了四所大学，最后独自到贵州，坚持完成学业。
大学毕业后，德懿分配到了交通部工作。过了两年，母亲意外病逝，她悲痛不已。当时妹妹正在西南联大上学，作为姐姐，德懿获知交通部在昆明也有个办事处，便申请调派过去，和同样悲痛的妹妹作个照应。
没想到，她来昆明，让我有机会遇到她。我们迅速相识相恋。
当时的昆明很特别，一方面因惨遭日军飞机野蛮轰炸，市井一派凋敝，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贫困、饥饿、疾病主导着百姓，民不聊生。
而另一方面，昆明也被喻为战前东方大都会，堪比上海“大世界”。
晓东街上的“南屏”电影院，可以同步上映美国好莱坞大片，还有星罗密布的咖啡馆、酒吧、饭厅、商场。街面不时穿梭着美式的敞篷吉普或“道奇”卡车，一派熙熙攘攘、车水马龙浮华热闹之景象。
由于大量的援华美军以及物资的涌入，商店里骆驼牌香烟、旁氏雪花膏、美国玻璃丝袜、高露洁牙膏、舒服佳香皂应有尽有。
我和德懿也常相约穿越金碧路上的金马牌坊和碧鸡牌坊，去品尝小胖子烧鸭、仁和园破酥包子、过桥米线、炖牛奶、烧饵块……
和德懿在昆明享受的那些许愉快，是我在异国战场的一个个夜晚里，时常怀念的。
在密支那休整期间，中国驻印军进行了改编，正式扩为两个军，即新一军和新六军。
新一军由孙立人任军长，新六军由廖耀湘任军长。我被上调到新一军新30师师部翻译室，任中校主任。
9月下旬，我军继续向南不断推进，收复南坎、苗堤等中小城镇，直至缅甸中部重镇八莫。
我在这一过程当中，短暂见到了由军长孙立人陪同，前来阵地视察的史迪威将军本人，并全程担任他的翻译。
11月中旬，当新38师攻克八莫的战役打响之后，我们新30师承担了主攻南坎的任务。
南坎是中缅公路上的一个重镇，位于瑞丽江中流南岸的山麓，从而收复南坎，四周的制高点成为必争之首。
我师的对手是日军第2师团、56师团和18师团。18师团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面对如此血海深仇，远征军战士势必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在此。
12月9日，我方主力与日军激战，敌人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使我方接连苦战数昼夜，战况仍不见好转。
有几处阵地曾遭敌人强大兵力突破，炮兵阵地还一度被敌人夺去，指挥所也遇敌人袭击，师长唐守智亲自带领自己的特务连与敌人混战。
到了15日夜晚，敌军猛攻我5338高地，发射炮弹5000多枚，唐师长亲临前线指挥。
由于战斗空前激烈，不时传来排长、连长阵亡的消息，当唐师长听到第90团3营阵地完全被毁、营长王礼竑少校阵亡的消息，他突然端起机枪，冲了出去。
瞬间，悲愤至极的他，发出了嘶声竭力的叫喊，那种化悲痛、置生死之度外的超人力量，撼天动地。
唐师长这一短暂成像，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深处。
我开始坚信，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这样的将士。
在我军势如破竹的强大攻势下，日寇节节溃退，八莫日军司令原好三大佐被击毙。
不久，缅中重镇腊戊又被我军攻克。
除夺获兵工器械一万多吨外，更重要的是日寇绝无再度切断中印公路的可能，保证了日后国际运输线的畅通，为解放全缅铺平了道路。
继而我们又攻下了猛岩，捷报频传，最后大家在乔梅胜利会师。
从1943年10月开始的缅北反攻作战起，中国远征军在盟军的配合下，克服恶劣的地理、气候条件，经过17个月的连续作战，收复缅甸北部大小城镇50余座，歼灭日军4.8万余人，缴获大批军械。
至此，中国驻印军的使命胜利完成。
我也已经不是蜷缩在运输机上瑟瑟发抖的新兵了，更不再是曾经那个醉心文学梦的学生。战火历炼了我，战士们感染着我，将领们教育着我。
正当我所在的新1军新30师奉调广州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便从战场凯旋，回到昆明。
在人潮涌动的昆明火车站，我远远就看到了身着素洁旗袍、手捧鲜花的德懿，我向她奔跑过去，俩人紧紧互拥在一起。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My Darling，我回来了。”
我从怀里拿出那个随身携带了几个月的精美小盒，将那枚我用体温温暖了的红宝石戒指，戴在了德懿的手上。
1945年10月20日，我们在昆明喜订鸳盟，并在当日的《云南日报》上刊登了“订婚启事”。
直至初冬，我们才在美军的帮助下，联系到车辆，一路辗转回到重庆。眼前的重庆虽然是满目疮痍的街道，但四处依旧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在欣欣向荣之际，我完成学业，并在重庆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百余复旦大学师生和亲人到场见证。
我们的新房是一栋古典欧式的小洋楼，半圆形的大阳台，落地玻璃，四面采光，冬暖夏凉，室内是德懿的笑脸和孩子的咿呀，室外是怒放的杜鹃与海棠。
上战场前，我还是一个刚刚结束学业的学生。从战场归来后，转眼间，我已成家。
战场上的经历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中影响了我的整个后半生。
2005年，我作为重庆地区唯一的二战老兵参加重庆的胜利纪念活动，会见了史迪威将军外孙约翰·依斯特布鲁克先生。
我向他讲述了在缅北战场时给史迪威将军做翻译的见闻。
后半生里，我总会想起战场上的一幕，尽管那只是远征军南下的数年里，一个仅有几小时的瞬间。
那时我随同师长唐守智面见了史迪威将军，时任中印缅战区总司令的他，由军长孙立人陪同前来阵地视察，我全程担任翻译。
史迪威将军短发，高个子，并不粗壮，戴着一副金丝圆框眼睛，有股儒雅睿智的气质。
我们的话题是从对战争的感想开始的。
史迪威将军说：“人类大体上有两种竞技角逐，一是文明的体育，一是野蛮的战争，然而我是一生都有所经历。”
随即他回忆自己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农场主家庭，从小爱好体育运动，在读杨克斯高级中学时就是校足球队运动员，17岁考入美国西点军事学校，荣获过优秀足球运动员的称号。
“现在我人到老年，再处于人类最残酷血腥的战争，虽都是智慧较量、力量对比，但战争必竟不是足球，它是以人的生命为资本进行运作，可不能有丝毫的闪失呀！”
我听后异常兴奋，想不到将军对战争和足球有如此精辟的理解，句句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我赶紧向他说：“将军，我也是一个在学生时代起就酷爱足球的运动员，从小学、初中、高中。在目前就读的复旦大学，我一直是学校足球队的中锋，此时深能领悟您这番话的精髓，只不过现在我纯粹还是一个年轻稚嫩的参与者。”
将军听后十分诙谐地说：“好啊，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我们是真正的知音了，那么眼前就要学会在战争中'运球’，去争取'破门’的胜利。”
史迪威将军的一席话留在了我一生的记忆里。
晚年，当我驰骋在绿茵场上时，以“世纪足球老人”名义登上央视时，我还能想起他那高瘦、魁梧的身材，和那透着谦和、智慧的目光。
就连他那高翘的鼻梁，在我看来也不是傲慢的产物，是属于正直人品的彰显。
短暂相处的史迪威将军，可谓是我绿茵场外所难遇的教练，黄沙场上所幸难逢的良师，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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