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02期
转自：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作者：林民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内容提要
近期美国布朗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杰夫·科尔根在《国际研究季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关系学科向何处去？》的文章，向学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国际关系学科教学的知识体系、话语与外交政策实践者所直面的国际关系现实相去甚远，几乎脱节。如何完善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践性，使国际关系学科与时俱进，是对新一代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严峻挑战。基于此，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编辑部于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６日召开了以“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与外交政策实践：分离与融合”为主题的青年学者研讨会。与会学者就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教材模板、外交实践、政策选择和学人使命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本刊将发言者的主要观点与读者分享，并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学术争鸣
我从２００８年博士毕业直到２０１３年借调中国驻印度使馆工作以前，一直从事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学理研究。
在印度使馆工作期间主要负责国际问题的调研，回国之后陆陆续续将主要研究精力放在印度和南亚研究领域。因此，渐渐地被人们称为“某某问题专家”。在这个学术转型的过程中，对学理（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因此有一些感受，欢迎诸位批评和指正。
经常能够听到区域研究的学者对本领域研究的批评，例如缺乏实地调研、语言不通、情况不明等等。事实上，所有区域或国别研究领域的问题，不论是欧洲研究、东南亚研究、南亚研究、中亚研究、非洲研究等，其实都存在共同的问题。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三类：
学理研究、国别（区域）研究和比较研究。它们的差别是国别（区域）研究关注单个国家（或者某一区域），关注它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化、宗教等等，方方面面，做得好的称“中国通”、“美国通”、“印度通”。
比较研究，就是对某一类国家的某一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它们趋同和差异的原因所在，诸如比较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等等，都可以归属到此类的研究。
国际关系的研究，顾名思义，重在“关系”的研究，即某一个群体的互动的研究比如，为什么２０１５年５月莫斯科阅兵，印度会派总统出席并且派兵参加阅兵式，而中国的９月阅兵，印度只派副外长参加。撇开比较研究不谈，就学理研究和国别（区域）研究而言，这两类人其实是很难对话的，原因在于：
国际关系研究注重的是普遍性，它提出的问题是面对比较普遍的现象，如国际政治中的均势为什么形成、为什么解体？联盟为什么形成、为什么解体？它不是关注某一个国家的行为，它关注的是群体的互动结果。换言之，更注重“现象”本身。而国别研究更重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国别研究的人都会强调对象的特殊性。
去过印度了才知道 不仅中国追求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印度也追求“印度学派”韩国也追求“韩国学派”。 所以，看看听到国别研究的人说，国际关系理论来自西方，不适合解释中国的外交，不适合解释印度的外交。所以，普遍性和特殊性二者如何弥补和结合，是一个重要的挑战所在。
国别研究者的弱点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而国际关系研究的人则“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所以，搞宏观国际形势研究的人常常被看作是“夸夸其谈”因为当他谈到某个具体国家的事情时，国别研究者就会发现他“其实完全不懂”所以经常会有地区研究专家告诫国际关系学者“跨界写作需谨慎”。
国别研究者，特别是研究小国的，例如尼泊尔、巴基斯坦等等，一辈子只关注一个国家，任何事都如数家珍，能让我们感受到何谓“专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其实也需要更宏观一点的研究，站在区域或者全球层面的研究。
例如，如果研究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研究印度与巴基斯坦关系，要研究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等等，因为都是息息相关的。而这样宏大一点的视野，是地区国别研究者无法提供的。
区域或者国别的研究，重在“理解”，注重的是人文的方法，也就是通过移情式的体验，进入到研究对象的内心深处，感受到它的思想和灵魂。为什么它会采取这种行为呢？为什么安倍不来参加２０１５年的中国阅兵呢？为什么朝鲜会如此行事呢？
所以，一个好的国别研究者， 必定具备某种“亲某”的倾向。如果你不“亲日”你就理解不透日本或安倍的行为，你必须站在人家立场上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行为。
而国际关系研究，重在“解释”上，重视的是社会科学的方法，采用科学的数据可验证地进行研究，它是摈弃“移情式”研究方法的。把握二者差别是理解区域或国别研究的前提。作为弥合二者的建议，我认为区域或国别研究需要改进的两个方面如下：
（１）国别研究要注重“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或者“你想怎么样”
我的观察是，国别研究者很容易被价值观影响，被爱恨情仇的情感影响。例如接触过的地区问题专家，因为比较喜欢某国的某个党派，或者这个党派上台对我们有利，就会不自觉地放大自己偏好的政治力量的发展前途，容易忽视关于它的消极信息。
（２）国别研究要注重“预测”，而不是“解读”
发生国际大事了，总是专家来解读，所以专家就“万能”了，什么事都能解读说的头头是道。这种解读是技术含量很低的活，因为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安倍没有来参加阅兵，你当然可以列出一百条原因解释他为什么没来，苏联解体了你可以列出几百条原因。所以我主张“预测”。事实上，关于社会世界的研究是否可以“预测”，有很大的争论，就此不想详细谈这个问题。
但是，我的反驳回答是，一个日本问题专家都搞不清安倍外交中的各种张力和合力，如何能称得上日本问题专家呢。只有预测，才能有个预判的基本标准。
文章来源：《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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