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这是一段动人的校史故事，这是一段历史佳话。北大图书馆原馆长林被甸教授讲述了北大1998年百年校庆前后制作樟木书柜的故事。从计划的灵感闪现，到资金筹集、木材选购、厂家制作，各环节都有精彩的回顾，真实感人，情境如戏。透过故事，我们看到了北大人在文化传承和保护中的卓越追求，看到了国内外机构和友人对北大的关爱，看到了一所大学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在北大图书馆邓广铭藏书区中使用的樟木书柜（图书馆古籍中心 王波 摄）
异想天开
事情发生在1998年北大百周年校庆期间。
校庆献礼项目——图书馆新馆（即东馆）工程日夜赶工，馆内上下更加关心起这上百万册古籍的命运。1975年北大建成了当时国内高校最大的图书馆（今图书馆西馆），为节省开支，书架是发动师生用钢板手工敲打成的。我当年作为历史系教师，随同班上学生也参加了这一南泥湾式的大生产运动。那10层大库层层相连，顶天立地，容量很大，但没有防潮、防虫、防腐蚀功能，经岁月侵蚀有的铁皮书架已锈迹斑斑。由于空间不足，相当部分古籍仍长期堆放在几座古建大屋顶的阁楼上，有些甚至藏于阴暗潮湿的防空洞中。此等状况，显然不能再继续下去！
怎么办？我头脑中突然浮现出一个情景。古籍部主任张玉范，曾请民间木匠搜罗废旧樟木箱，改作古书夹板。木匠取箱体完好部分，精细加工成书样大小的板片，用于一前一后分函包扎，以保护古籍。张玉范毕业于当年历史系考古学专业，与我前后同学。她多次同我讲过，干考古这行的都“好古”，但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个人不收藏古物。她自然不会不明白，收罗旧箱子做书夹，甭说上百万册古籍，就对这数以万计的珍稀善本来说，无疑也是杯水车薪。然而，他们惜书如命，乐此不疲，不正是出于那颗火热的“好古”之心！这件事铭刻在我心中，让我突发奇想：要是全部做成樟木书柜，岂不一劳永逸！其实，这何止是我一人的想法，古籍部同仁亦渴望已久。胡海帆和汤燕把几万件杂乱无章的历代金石拓片，分类造册，整理得井然有序，博得邓广铭老先生交口称赞，也苦于没有地方安放。因此，很快形成了要为新馆配置樟木书柜的共识。
可粗略一算，收纳图书馆全部古籍大约要一千多个樟木柜，这显然需要好大一笔经费。新馆建筑由李嘉诚先生出资，内部配套设备的费用则需自筹，当年学校经费紧张，添置普通家具的钱尚无着落，何谈购置如樟木书柜这样的高档家具；再说，樟木属国家二级保护树种，寻找几个旧樟木箱尚且不易，又何谈制作上千个樟木柜！大笔经费和制作书柜的大批樟木是放在我们面前的两大难关。古时有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曹兵的故事，我们也能借到这样的东风吗？
百年馆藏显魅力
迎接百年校庆的热潮早早在燕园涌动，新馆建设自然也牵动着北大每个师生的心。图书馆紧缺樟木书柜经费的消息传开后，很快得到反馈。惠普公司创始人戴维·帕卡德先生生前多次访问北大，曾倡议要为北大建立“善本书保护基金”。1995年85岁高龄时最后一次到访北大，回国半年就去世了，但留下了以帕卡德命名的基金会。最初为我们提供这一信息的是力学系盛森芝教授，随后得知当年接待帕卡德的正是时任副校长、现任校长陈佳洱院士。因此，北大很快联系上了美国帕卡德基金会。具体负责北大项目的是公司原副总裁艾伦·比克尔先生。
记得第一次与艾伦先生见面是1996年9月在临湖轩，他给我印象是温文尔雅，很有文化素养。当年曾随同帕卡德先生访问北大，对北大的情况很了解。后来得知，他主动接手北大这项工作完全是出于对公司和北大的感情，每次往返北京的差旅费和活动经费皆由他个人所出。他同时要为北大做几个项目，我感到必须抓住时机，趁热打铁，把樟木书柜的事赶紧办下来。
接着，我们因陋就简地在古籍部办了一个展览。展览中特别展示了馆藏珍贵家当：两件“吐鲁番文书”，实为古人契约文书的两个残片。所谓残片，是原纸本文书剪裁成了一为鞋面、一为鞋底的样式，有收藏人题签。据考证出自北凉时期的墓葬。北凉为南北朝十六国列国之一，时间在公元397-460年间，因此是比敦煌文书更早的文献资料。这两件古文献是50年代初历史系向达先生任图书馆馆长以130元购得。当年季羡林先生也收藏古代书画，包括如唐伯虎、八大山人的名作，一般都30-50元一幅。相比之下，130元是一个大价钱，没有独具的慧眼，是不会花这样价钱收购的。它成为北大馆镇馆之宝，馆藏中有年代可考的最早古文献。
这两件文献不仅年代古老，而且品质上乘。纸张薄而透明，正背两面书写，从一面可清晰看到另一面苍劲有力的墨迹，经历1500余年岁月仍完好无损。之所以重点向他展示这两件文献，是因为他曾问到北大所藏古书最早是什么时候，参观中他对此也就更加留神，仔细端详。想来他不会不知道，首建于西班牙的欧洲第一家造纸厂迟至公元1000余年，是阿拉伯人从东方传入的，美国则更晚了。这两张薄薄的纸片，不能不让他感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厚重。
此前我们曾向他介绍过，北大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书，属于世界上最珍贵的古代文献，除最早抄写于公元5世纪的吐鲁番文书，还有7-9世纪敦煌文书250余种，10-18世纪间用木刻版印成的或抄写成的善本书20余万册，其中还有数以千计的中国古代著名学者的手稿本和批改本，那就是海内孤本了。如今当他身临其境，眼见周围架子上层层叠叠、琳琅满目的珍藏，不断点头赞许，显然被感动了。事先我们已向基金会提交了一份47.2万美元的申请报告，这份报告由古籍部沈乃文研究员三易其稿最后又经艾伦亲自改定，在看了这次展览后，他表示要尽快办理。回美国后还找了一位华裔商人作备选，以确保这一项目不出意外。
1997年6月，帕卡德基金会正式通知北大项目已获通过，至11月，收到了全部资金。后来运作中经费有些紧张，我问艾伦可否追加，他说，要是在10万美元之内，他个人即可决定，我说那就9万美元吧。所以前后所得经费共56.2万美元。有了经费，就可以着手樟木采购和书柜制作相关工作了。
“这是我们第二次支援首都建设”
俗话说，有了钱就好办事。其实不然，采购樟木制作书柜就是一件并非轻松的事。樟木品种甚多，仅中国就有46种，分布于江西、湖南、广西、福建等地，其中适用于做书柜的仅是一种称香樟（又名小叶樟）的树种。这就要求先选取样本，交由专门机构做出科学鉴定后才可定点采伐；砍伐樟树在时间上也大有讲究，必须在入春前后砍下的木料才合用；对樟木的干燥也有严格的要求，湿度大会变形，太干燥易开裂。当然，采伐如此大批量的樟木，事先必须得到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也有便捷的做法，就是把木材采购和书柜制作都委托给厂家，一包了事。可是，他们从市场多渠道采购来的木材，难免鱼目混珠，质地不能保证，而且报价很高，大大超过我们的预算，实际上不可行。我们只有从林场直接采购这一条路可走。这就要求有一位业务懂行、善打交道，且有很强责任心的同志来做。副馆长武振江主管新馆建筑工程，又忙于筹划设备和家具，不可能腾出手来。最后，沈乃文研究员又承担起这一重任。乃文从一开始就参与了项目申请工作，现在则需要从日常业务中脱身出来，全力投入。
帕卡德基金会经费到达后，制作樟木书柜的项目才得以启动，时间十分紧迫。如果从1997年7月首批经费到达起算，到1998年校庆新馆落成，不足一年的时间，即使开馆延后到年底，家具需提前摆放入库，也就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够完成从樟木报批、选材、鉴定、采伐、干燥以及最后设计和加工制作的任务吗？而这些环节紧紧相扣，任何一环出问题，都会影响通盘计划的完成。
乃文不负重托，如期完成了任务。这得益于天时地利。迎接北大百年校庆的热潮，很快从校内到校外，从国内到海外，愈临近校庆，气氛愈加热烈。“五四”前夕，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总书记到北大视察，与师生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今天给北大暖寿来了！”他来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与同学们一起高声背诵中外诗词，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百年庆典讲话中，提出“把北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号召，欢庆气氛达到了高潮。这一个个动人的场面，通过电视、广播很快传递到祖国的每个角落。这就是为什么，采伐樟木，经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审批，原本是一项繁复的手续，我们却一一顺利通过，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樟木分属不同的林场，产权分散，仅湖南一省就调集了七个县的樟木，这就需要组织力量，统一协调。砍伐主要集中于四五月份雨季，当年正逢南方发大水，我们曾担心高山上的木材能否及时搬运出来，堆积在江河岸边的会不会被大水冲走。可是，什么事故也没有发生，四面八方的木材按时集中到指定地点。对此，一位长年在市场上打拼的木材公司老总也惊讶不已。
乃文正是乘了这样的东风，六下江南，深入湖南、江西边远林区，足迹到达湘西南靠广西边境的冷水滩。古属永州地，正是唐代柳宗元贬官“流放”十年的地方。几条线路上往返奔波，劳苦可以想见。他备尝了种种艰辛和困苦，有时“几陷绝境”，也最先感受到成功的喜悦。一次到湖南验收，只见各个车站场地樟木堆积如山，浓郁的香气远远扑鼻而来。趋近一看，木材的直径、长度、曲直度都属上等，欣喜和对林区人民的感激之情，一齐涌上心头。林区群众说，像这样大批量采伐，我们只经历过两次，一次是1958年建人民大会堂，这次赶上北大百年庆典。这是我们第二次支援首都建设！
北大图书馆古籍中心中的一排排樟木书柜如排兵布阵，摆放有序（图书馆古籍中心 王波 摄）
图书馆建设史上的一项盛举
制作书柜尚需克服最后一个难点，即樟木容易变形。眼见被遗弃的旧樟木箱，不是箱板弯曲，就是开裂，不免让人心存疑问。乃文会同古籍部同仁，集思广益，确定了一个方案：传统工艺加现代科学方法。具体说，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烘干技术。樟木家具理想含水率为8-10%。新砍下的木材水分大，传统采用堆放风干法，需时长，且易开裂。目前现代化工厂均有科学烘干设备，但也需防止樟木中有效成分的流失。我们要求工厂先出几种样品，经具有先进设备的北大分析化学实验室科学鉴定确定最佳方案。第二，榫接技术。分上下两截的柜体和前后对开的8扇玻璃门全部为框架结构，以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的榫接工艺。工厂现代机械设备，相比木匠目测手锯，可以做到更精准对接，严密咬合，整个柜体不使用任何金属材料加固，仅配有古式黄铜拉手。乃文设计的这一结构和造型后来为多家图书馆所袭用。第三，打蜡技术。柜体保持原木本色，采用中国传统的打蜡工艺，避免使用油漆产生的化学腐蚀，并起到防潮、防干裂的作用。三条措施说来简单，要落实好并不容易。
方案一经确定，厂方两月即可交工。最后，共制作书柜950个，多格拓片柜65个，多层卷轴柜11个，包括展柜、条案等合计1058件。由此，实现了150万册古籍全部入柜的预定目标。
北大新置上千个樟木柜保护古籍，很快在图书馆界引起了反响。百年校庆过后不几天，国家图书馆长任继愈先生来访。任先生在我上学时是北大哲学系教授，自然感到分外亲切。可先生忙于公务还要治学写文章，今天怎么有暇只身前来走访呢？我正在纳闷，他入座后，随即便问起樟木书柜的事。从筹划、经费、木材采购到设计制作，问得很细，尤其是关于如何防止变形问题，我一一作了介绍。当时樟木书柜尚未到货，只有看我们设计的图纸和工艺说明，他来回翻阅，边看边称赞说：“北大做成这件事，很难得，很难得！”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谈话间，特别是对细节的问话中，不难感到任先生心中同时考虑着国家图书馆古籍的保存问题。多年前我曾参观过北图古籍库，位于地下室，印象中保存条件并不理想。北图古籍比北大数量更多，品质更高，理应得到更好的安置。然而，北大这次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久，就在南方这场大水灾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鎔基下达了一道严禁采伐原生林木的命令，北大1000个樟木书柜的故事也许成了绝响。
现在，未名湖畔，图书馆北侧，耸立起一座新的传统风格的大楼，北大图书馆新古籍馆正落户在那里。内部设施先进，恒温恒湿，北大上百万册古籍的存放和阅览，第一次有了相对独立的完整空间。前些时候，我有幸入库参观，书库分设三层，空间宽敞，各类古籍，各得其所，上千樟木柜如排兵布阵，摆放有序，在明亮灯光下场面十分壮观。季羡林先生捐赠的上百幅古代名画也安了新家，入藏特种保险箱中。那是先生节衣缩食收藏的国宝，当年因他居室漏水，我曾帮助搬东挪西，如今不用再担心受损了。在东馆落成时，由于空间不够大，其中252个书柜只得又放置于防空洞中。现今，当年住过车马店，蹲过防空洞的珍贵古籍，真正获得了“贵宾”身份，入住“星级宾馆”了。当然，保存并非是最后目的，如何更好为读者服务，才是我们应该继续努力的目标。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中心外景
（作者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馆长（1993-1999年），曾任北大历史学系教授、北大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北京大学校报》第1635期第4版
责编|李舒燕
排版|曾亦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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