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睁开眼睛，把脉现实！
——敬答黄有光教授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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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金碚（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
原文刊发：《管理世界》2019年第5期
文章主要内容
02
摘要：经济学必须睁开眼睛，观察现实世界。理论经济学的“假定”尽可能地接近现实，具有真实性，这应该成为经济学范式变革的方向。经济学何去何从涉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现实经济在向何处去？因为，现实经济态势归根到底是经济学何去何从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问题的核心在于：现实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经济学就不能停留于传统状态而不思进取和变革。也许继续沿着传统范式走下去，以求更精致地表达抽象符号世界的“最大化”或“最优”图景和努力探讨新的范式结构，以增强经济学的解释力，都是值得经济学家们努力的方向。不过，依我之见，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值得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上述第二个方向上。切准现实世界跳动的脉搏，才能构建更具科学性和解释力的经济学体系。
关键词：经济学 域观 范式变革 理性
拜读黄有光教授发表于《管理世界》2019年第4期的《经济学何去何从？——兼与金碚商榷》一文，受益匪浅。黄教授以他深厚的学识所提出的关于拙文中有关内容的意见是中肯和有益的，非常有助于对有关问题的深入研讨，特别是所提出的一些不同观点，很值得交流和深入讨论。正如黄教授所说，“观点不同未必一方有错误。”那也许是视角不同，也许是所强调的重点有别，当然，更可能是由于所依据的范式承诺不同。而后者则是拙文所关注的重点。而对于不同观点的探讨和商榷，更可以促进对经济学相关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理论创新。现就以下几个问题做简要回应，以此求教于黄有光教授。
1.针对拙文提出经济学域观范式应关注不同域态（商域）的特征即域际差异性，黄教授指出：“传统经济学并不否定差异性。”即“传统范式并不否认‘域观’所强调的差异性，其不考虑差异性的简单分析只是方便分析的简化。”这当然没有问题，这种“假定客观存在现象的不存在（即不考虑）”的“方便分析的简化”，是传统经济学的方法论或范式承诺的一个重要特征。因而，一方面可以“不否定差异性”即承认现实经济中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为了“方便分析”又假定经济主体的行为“同质”，即抽象掉差异性。这样，经济学实际上就面对着两个世界：“假设”的世界和“观察”的世界。在“假设”的世界（“假定客观存在现象的不存在”的世界），追求的是简化抽象条件下的推演逻辑自洽。其范式承诺是：尽管不否认所观察到的真实现象（因为那是无法否认的），但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假设”世界的图景却是不同于客观真实现象的。例如，尽管承认经济行为主体“不同质”，各有各的目标，但是假设它们“同质”，行为目标一致（在工具理性驱使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而可以在“假设”所严格限定的条件下进行逻辑严密的推演。这样的体系，可以很有抽象逻辑的审美价值（也许这正是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宝石”的原因之一）。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假设”是否真实？诸多严苛的“假设”有没有曲解真实世界？至少是，同观察到的世界是否（至少在相当程度上）相符？这是一个引起无数争议的问题。经济学的讨论或辩驳往往就是在“假设的世界”和“观察的世界”两界中陷入纠缠状态。那么。经济学的范式承诺是，将“观察的世界”装进“假设的世界”，还是让“假设的世界”尽可能适合“观察的世界”呢？
就此可以作一个形象比喻：两只脚要穿进一双完美的鞋中，但脚不仅比现成的鞋大，而且还会不断地长得更大，所以，如果穿进去，就会“扭曲”鞋子。那么，宁可“扭曲”以至改做这双鞋，以适合脚的大小呢，还是把脚削小，使它可以塞进鞋里，而且不会扭曲鞋呢？或者，脚干脆不要穿鞋，就光着，以确保鞋一直可以“完美”着呢？黄教授批评拙文有“夸大”和“扭曲”，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涉及如何回答类似“脚穿鞋”的这个问题。有时候，高贵的鞋可能价值连城，绝不可因脚的不合而被扭曲损坏，所以，让鞋和脚各自分开，也不失为一种权宜性处理方式或存在状态：脚未必非得穿鞋才能走路，鞋也未必非得合脚才有价值。不过，归根结底，鞋合脚才是有意义的事物之根本。
这一问题所涉及的认识论也类似于康德哲学中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现象界”及“自在之物”间的关系。在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中不含任何经验因素，逻辑自洽，具有先验性；而“实践理性”具有人的意志和经验性，并以本体世界为对象；人的认识则只是感官对于现象刺激的反应，而难以直接达到（认识）“自在之物”。所以，康德认为，如果理性要想达到（认识）本体“自在之物”的彼岸，就超出了人的思维能力，必然会陷入“二律背反”的矛盾之中。那么，这个矛盾会有解吗？这就涉及对人的认识能力（思维的此岸性）的认识，也就是人有能力获得真理即对现实世界的正确认识吗？马克思的回答极具智慧：“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那么，经济学是应该一心致力于“假设”的世界，尽可能抽象掉经验因素，不断精雕细琢，使之达到逻辑完美的先验性境界，还是要更关注现实世界，在观察世界中发现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从而为实践提供“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呢？或者，就让思维保持其纯粹性而不必具有此岸性，即无须要求它认识本体世界呢？这是经济学发展要回答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决定经济学范式承诺和范式变革的根本方向。
2.有关经济学“假设的世界”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关于货币性质和作用的论断或学术立场。黄文说，对于传统经济学，“传统核心分析不必货币，更非主角。”“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分析，至少是其微观部分，完全不必用货币与商品的金钱价格，而只是关注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当然，诚如黄教授所说，传统经济学确实这样假设（或想象）：市场如同一个“大集市”，所有的人将自己的产品（贡献）拿来汇集到这里与其他人进行物物交换（获得分配）；他们凭经验（每份分配要有多少贡献）都知道各种产品的交换比率（即黄教授所说的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这就相当于依照预先确定的原则进行分配，每一份贡献，都会在这个“大集市”的某一处有一份要求权与之对应。这样，进入“大集市”的全部的贡献和分配一定会两相匹配，于是，社会资源可以在这个被称为“市场”的体系（“大集市”）中达到有效配置状态。这就是所谓一般均衡或黄教授所说的“全局均衡”。传统经济学力图证明，只要预设了各种假设条件，这个均衡的存在或实现，完全不需要货币介入。而如果加进货币（黄教授称之为“金钱价格”），其结果也完全一样。所以，货币不过是无足轻重（不影响推论结果）的一层薄薄“面纱”，不会改变事实本身的性质。显然，这完全是一个“假设”中的推理世界，以“假定客观存在现象的不存在”为前提，构建想象中的完美体系。
在传统经济学分析推理中，关于这个体系的描述可以做得非常形式化、精致化和数学化，描述出一个具有审美价值的市场经济乌托邦，以至于使用自然语言越来越难以符合其逻辑表达的精确性要求，似乎只有使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模型）才能体现其完美性和没有歧义的词语意涵，这导致经济学走上被称为“第二数学”的道路。不过，无论符号图景描绘得多么完美无缺，睁开眼睛看看：在现实世界中有吗？人们见到过没有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就可以到达一般均衡或全局均衡的经济现实吗？在可以观察到的现实世界中，货币明明是绝非可以舍弃的角色，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经济交换都是产品与货币的交换，哪里有不使用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真实市场？马克思说，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是一次“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此时，货币掌握了命运，真的如“王者”般重要，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成为“资本”的化身，进而这个世界被称为“资本主义”！当然，在现代经济中，如何定义“货币”确实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将货币引入经济学的“假设的世界”，可能产生对逻辑精致性的挑战，但是，也不至于因此而回避这一挑战，将货币逐出经济体系（尽管是假设的体系）。
人们所观察到的现实是：在整个市场经济中，货币像幽灵一样无孔不入地渗透于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如“基因密码”似地塑造着经济肌体和经济关系的性质与面貌，甚至“有钱能使鬼推磨”。看看历史：有学者研究，英国称霸世界200多年，同货币金融密切相关。“1688年的英荷联盟让英国人首次得以了解荷兰几家重要的金融机构，以及它们先进的金融机制。1694年，英国成立英格兰银行，负责管理政府借贷和国家货币……。伦敦也引入了荷兰的国家公共债务体系，通过一个能够自由买卖长期债券的证券交易所融资。这使得政府能够以很低的利息贷款，从而增强了开展大规模项目——包括发动战争的实力。”再看看当今世界：美国所以能拥有世界霸权，美元是其重要支柱之一，对此大概无人怀疑。总之，对于曾经和当今的两个世界霸权国家，“货币”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当然，理论经济学家们可以闭上眼睛，不关注这些历史和现实问题，而按照传统经济分析方式，仍然可以非常形式化地“证明”：在假设的世界中，如果没有货币，经济体系同样可以有效运行；如果没有英镑、美元，过去和现今的世界仍然没有什么两样。不过，那样的“证明”，同现实世界完全无关。
当然，黄教授可能会认为，以上的讨论超出了理论经济学的范围，而在经济学的纯理论领域，关注的是货币的抽象性质，属于经济学的“核心”层而不是现象面。黄文说，“在传统核心分析中，货币是不必要的，不但不是主角，连配角也不是。把货币当成主角，是对传统分析的误解。”其实，即使只关注经济学的“核心”层，这里也完全没有对“传统分析的误解”，而恰恰是触及了传统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命门。经济学术史研究表明，在所谓“凯恩斯革命”之前，货币中性论是居统治地位的学术立场和范式承诺，对此无人“误解”。但是，与此相对立，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则是以货币非中性立场为根基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所谓“凯恩斯革命”实际上是“货币革命”。在他的理论体系中，货币很重要，非中性，绝不仅仅是“面纱”。对此范式承诺，经济学家们虽然可以有不同立场，但并没有“误解”。换句话说，如果认定货币不重要，而只是无关紧要的“面纱”，作用中性，那么，整个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就均无意义（有的经济学家确实这样主张），甚至在经济学体系中根本无立足之地。如果是那样，那么，今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就不会是微观—宏观范式，而仍然只会是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范式了。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认为货币是否重要，承认货币作用是否中性（货币是否仅仅为“面纱”），是宏观经济学及宏观经济政策能否成立的关键，也是古典经济学范式与凯恩斯代表的宏观经济学范式根本性的深刻分歧点。总之，即使是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最迟自宏观经济学诞生之时起，货币不重要或货币中性的古典经济学观点就已经不再是经济学家们公认的共同学术立场和范式承诺了。黄教授深谙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理论，相信对此一定有比笔者更深刻透彻的学术理解。
不过，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对拙文的主题并不很重要。拙文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经济中，以及在经济分析中，货币不仅是不可舍弃的角色，而且“现实地”成为“王者”。看看现实世界：谁都离不开货币，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拙文所要表达的中心观点是：经济学必须睁开眼睛，观察现实世界，理论经济学的“假定”尽可能地接近现实，具有真实性，这应该成为经济学范式变革的方向。
3.黄文中说：“传统分析针对流量而非存量，并没有问题。”如果是在传统经济学的范式承诺框架中，这确实没有问题。传统经济学分析实际上只是（其实是只能）主要关注交易关系所体现的“流量”现象，例如只关注（计算）居民买了多少衣服（而且是以价格计算），而无法考虑购买者实际穿了什么衣服，橱柜中还挂了多少件衣服。需要指出：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消费”实际上（在不同场合）是两个涵义非常不同的概念：“常识”经济学所说的“消费”是指实际的吃穿用等行为（基于前述“观察”的经济学），而经济分析中所定义的“消费”则是指消费品（包括服务产品）的交易量（以货币支付额计量）。例如，如果今天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价格3000元，经济分析中就计算为今天“消费”了3000元；至于购买后每天看多少时间电视节目，甚至看不看电视节目，都同经济分析中的“消费”无关了，尽管这才是真正在实质意义上“消费”电视机。同样，经济分析中的所谓“投资”并非指实际进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及其使用，而是指购买了多少（以货币单位计算的）生产要素，表现为货币支出量；至于实际的生产过程，除非有支付发生，并不为传统经济分析所关注。所以，GDP等经济变量的计算采用的是“支出法”或“收入法”（难道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而且要尽可能使用“不变价格”（虽然想排除价格变动的影响，但也仍然得运用价格作为尺度）。总之，在经济理论讨论中使用的经济活动的“生产”、“消费”等概念，同微观—宏观经济分析中使用的“投资”、“消费”等概念是含义不同的。对于前者，确如黄教授所说，流量、存量难解难分，时时发生，不可或缺；但对于后者，却说的就只是流量了，存量通常在其视野之外。而吃穿用等的实际消费行为和实际生产过程，在经济学的流量分析中通常是很少被关注的。如果要在经济分析中加入“存量”因素，例如生产存货、产能状况、家庭消费品拥有量等等不属于“流量”的因素，那就会对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提出难以应对的困难问题（当然，在对现实经济的观察和研究中，分析者们还是会考虑存货及产能等存量因素，特别是存量的“折旧”、“损耗”、“利用率”、“重估值”等，以增强经济研究的现实性和准确性）。所以，如果说“传统分析针对流量而非存量，并没有问题”，实际上只是表明：进行经济分析时假定存量没有问题，或对流量关系不发生影响。其实，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基本逻辑就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即假定其他因素没有影响的条件下，进行“不受干扰的”理论推理（实际上就是前文所说的“假定客观存在现象的不存在”的分析方法）。这是经济学的长处，还是局限呢？
4.黄文说，“即使非完全理性，经济变量也可以加总”。一般这样说，也不算错，在观念上和想象中可以对任何事物进行“加总”。但问题在于，第一，凡要“加总”，总得有加总的计量单位（可以通约），在经济学中所能使用的（可通约）计量单位主要是“价格”，而要用价格来计算，就得有经济意义（或经济价值）；第二，不同的东西，包括不同的行为如果进行量的加总，而且要有其实际意义，就只能计算其中同质性的因素，而撇开不同性质的因素，也就是说，要计算总得有“量纲”；如果将不同质的因素硬性地进行“加总”，则尽管可以想象，但没有意义。所以，经济变量的加总，如果要有经济学意义，就得确定（或假定）存在“经济理性”这个同质性因素。换句话说，进行有意义的“经济变量”加总，确认或“假定”经济理性的存在是必要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经济理性是经济变量加总的可通约性基础。反之，如果想要计量那些不是经济理性所能体现的变量（无法以经济理性进行判断），因而难以价格化，则“加总”就会成为一个经济学难以解决的问题。下文关于“效用”的讨论就涉及这个问题。
5.黄文说：“效用最大化可以包罗万象。”这实际上是传统经济学力图维持的一个范式承诺。效用最大化是传统经济分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无形依托和假想支撑，即假定经济主体的行为目标是追求“效用最大化”，通俗一点（不严格地）说就是“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的”；而且认定，判断经济运行是否理想（完美），资源配置是否有效，就看整个经济体是否达成（或趋向于）“效用最大化”。这是经济学的一个福利原则和伦理基础。如果没有这个依托和支撑，经济学似乎没有了“理性”根基，如同是一座没有地基的大厦。但遗憾的是，如何计量“效用”，甚至“效用”能不能计量，本身就是经济学的一个大难题。于是，只好采用“帕累托最优”来勉强地替代“效用最大化”概念和涵义（假定在资源分配中，不再可能通过改变分配状况而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其实，严格说来，帕累托最优的涵义并不是“效用最大”，而只是“再想要更大，就没法算了”，所以，只能“凑合着算是‘最优’状态吧”。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经济理论试图来解开计量效用或算出效用最大化之难题。关于效用的比较计量是只能用“序数”，还是也可以用”基数”，以及关于能否进行效用的人际比较等问题的研究，不少经济学家有过深入探讨和理论建树，但还是都不如“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改善”更容易被学术界接受。可见，所谓“效用最大化”实际上是经济学想象中的一种“海市蜃楼”般的幻境。既不可缺之，又不可信之。它可以成为思想推演中美好境界的一个参照“标的”（图景），但在现实中却是难以观察和计量的，除非采用替代方式，例如收入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等，或者用某种心理学方法来进行估算，但那样做的可信度并不高。不妨想想：谁可以计量出穷人、富人、雇员、业主、商人、官员、国王等各色人物的效用最大化值？或者，他们的效用总量是否实现了或趋向于“最大”值了？实际上，虽说效用“最大”，其实并无数值，没有可加总的“量纲”。虽然经济学家们试图构建“效用函数”，其实并没有可信之“数”，经济学只不过是使用“效用”这个无法计量、甚至难以定义的概念，将各种行为的复杂目标“一言以蔽之”了，用以满足经济学逻辑自洽的形式要求。所以，“效用最大化”确实是经济学的一个形式必需物，之所以可以“包罗万象”，那是因为，它没有实质内容的定义。而没有定义就没有边界，因而可以想象为万物皆可纳入。就像是中国人所说的：人之大幸大悦是得了“天大的好事”，人人以及整个社会都有获得“天大的好事”的动机和行为。那么，如何定义“天大的好事”呢？经济学家严肃地说：那就是“效用最大化”。
6.黄文中关于“全球化并不必要全球同质化”、“有特性不表示没有共性”等论点，我完全同意，实际上，这正是我提出“域观”范式的支撑性论点。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各国同质，即使各国不同质，也不妨碍推进全球化，不同质经济体的域际关系正是域观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经济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多样化世界，经济主体及其行为各有特性，但也有共性。正是因为既有特性也有共性，才会有“域观”现象的存在，才可能产生和可以定义“域类”（不同类型之域）。反之，如果只有共性（同质性）而没有特性（异质性），或者，如果只有特性（异质性）而没有共性（同质性），那么，就无法定义“域”的概念，也不能识别各域类（域境）中的经济主体行为性质和特征了，如果那样的话，“域类”也就不存在，域观经济学的范式承诺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很赞同黄文中所指出的关于特性和共性关系的观点。
7.黄文主张，“还是应该以传统经济学为主角”。黄教授更倾向于维护传统经济学方法的价值，这不必反对，学者们都可以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维护自己的学术主张和保持自己的学术倾向。学术界可以而且必然是有门派之分的，观点传统一些或激进一些都可以共存和对话，这对学术发展有益无害，否则哪里会有“百家争鸣”所推动的学术进步呢？而且，任何科学理论都是长期积淀的结果，完全否定传统经济学，就是舍弃无数经济学者艰辛创造和积累的思想财富和文明遗产，显然不可取。毋庸置疑，传统经济学范式和分析方法当然有其重要价值，仍然是经济学家们的“基本功”和“看家本领”。
黄文进而认为，“传统的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的变量选择，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达到的供需均衡，以及对均衡的评价，是经济分析的核心。这个核心不能放弃，还要加强与拓展”。如果从经济学教学和传承的需要来说，这大体上也可以接受，因为可以作为经济学训练的一个起点，形成经济学分析的逻辑素养。特别是作为经济学教授，一定是很反对学生们在尚未掌握传统经济学的微观、宏观基本分析方法的前提下，就盲目地进行理论“创造”，那只会是无养分之树木，很难成活。但是，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和缺陷日益显著也正与此“核心”直接相关，所以必须要有创新变革。这一判断，相信黄教授也会同意。因此，他才会说，经济学的发展“还有大量的空间，经济学者远还没有到可以休息的时候！”而且，黄教授在许多论著中都曾指出和研究了传统经济学的局限，也主张经济学分析应考虑制度、文化、人的不同行为特征等因素；特别是当经济学用于政策研究时，更应考虑诸多现实因素的作用和影响；黄教授也主张经济学的现实性比严谨性更为重要，提醒不应迷恋过分的经济学简化模式而忽视现实世界的重要因素。对此，笔者高度认同，也与拙文的意见一致。
既然这样，那么更重要的是，经济学何去何从就涉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现实经济在向何处去？因为，现实经济态势归根到底是经济学何去何从的决定性因素。与现实经济相脱离的“假设”性经济学图景，即使具有纸上谈兵的“审美”乐趣，经济学家可以在其中自娱自乐，但总归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所以，问题的核心就在于：现实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经济学就不能停留于传统状态而不思进取和变革。
我很高兴，黄文有如下结论意见：“有如金文所述，传统经济学显然有局限性，需要拓展，以‘域观’的方向来补充，加多分析不同经济、不同领域的差异性，不失为拓展传统的一个重要方向。”相信黄教授也会是经济学范式变革的支持者。其实，对于经济学范式的拓展创新，黄教授早年就取得过有价值的成果，曾提出了以“综观”拓展微观与宏观的观点，将被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所忽视的因素加入其中，以增强经济学分析的现实性和解释力。
8.黄教授对经济学的简化假设问题素有研究，认为不可过度迷信简化模式，但又不能不采用简化假设方法。黄文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是基于一些简化的假设。”接着说，“我们应该接受怎样的假设呢？要看情形。有些情形可以接受某些简化的假设，有些情形不可以接受，要看假设是否使你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关于这一点，非常值得探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说：“人类的社会进程，宛如一条恣意汪洋的大河，生生不息而又浑然一体。所谓的经济事实，只不过是研究者用分类的手段，从这条大河中人为地分离出来的东西。当我们说某个事实是经济事实时，这其实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因为所谓的事实，只不过是现实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在心灵中形成的复本而已，而抽象就是这个过程的第一步。”
那么，经济学的发展是否体现了对“浑然一体”的社会进程进行了合理的“抽象”，或通过“假设”而进行了如黄教授所说的“可以接受”的“简化”了呢？对此，美国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评论道：经济学发展至今，“一方面，经济学的‘门户’得到了清理，以前已经被接受为‘经济学理论’的大量松散的、草率的论断被排除掉了；另一方面，人们对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优势更加尊重，理解也更加透彻了。但是，我相信这种努力也导致了思想的僵化，还导致了一种貌似正义、实为党同伐异的判断准则。某些东西可以被承认为经济学理论，而另一些东西则不被允许，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学成了一个无法接纳其他思想的封闭体系。由此进一步导致了政治、权力、阶级、社会、根本的不确定性、创造生成和发展对经济的影响，全都被‘关在了经济学殿堂的门外’。最终结果则事与愿违，这个研究纲领，至少它的超理性版本，已经失败了。”
当然，要是断定整个经济学都“已经失败了”，显然是言过其实的。但面对经济现实，经济学表现得解释力不足，尤其是承载社会对它的很高期望，以及它力图对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抱负，经济学确实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这应该是绝大多数人，包括经济学家们自己都不否认的事实。这很像医学和医生：越是资深和高水平的医生，医学造诣越高，就越是深刻认识和坦然承认医学之局限性，越是不相信“灵丹妙药”以及“包治百病”、“手到病除”的神化，往往越是会感叹于医生之“无能”、“无力”和“失败”。而对于经济学来说，更重要的是，由于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人类发展史上罕见的巨大变化，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现实经济已经今非昔比，经济主体和体系结构不仅“表现出”而且“骨子里”都进入了变革的新时代，难道我们不应该扪心自问：传统经济学包括它过去所坚守的“核心”，还能以不变应万变吗？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笔者认为，对经济学范式变革的研究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
9.黄文的结论中写道，尽管“有一些需要商榷的地方，但金文论述重要问题，解释清楚，条理分明，在得到本文的补充之后，应该是经济学博士生水平的良好的方法论教材。”无论拙文是否达到了可以作为“良好的方法论教材”的水平，相信黄教授并非恭维之言，而是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现况，特别是经济学博士生教育状况的有感之论。在今天中国高校的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博士生们如何确定研究方向和论文选题？推而广之，众多经济学研究者如何进行论文选题？是一个人们多有议论的问题，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折射出经济学向何处去的态势。具普遍性的状况是：与过去相比，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大都受过良好的数学训练，对传统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以及建模方法也有较好的掌握；但是，所思考和研究的真问题反倒不如过去年代。形式化、数学化的技术性表述方法，他们可以做得很精致，“建模”和“推论”均能逻辑严密，形式美观，符合规范，但是，大多“证明”了一些凭常识也可以获得的结论。形式高深、推导复杂的论文写作，其实是一次绞尽脑汁的逻辑操练，与经济现实几乎无关。有学者批评说，现在的许多博士论文和投稿论文，“重形式，少思想”、“模型技术华丽，结论不证自明”。因此，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学教学研究向何处去？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也许继续沿着传统范式走下去，以求更精致地表达抽象符号世界的“最大化”或“最优”图景和努力探讨新的范式结构，以增强经济学的解释力，都是值得经济学家们努力的方向。学派林立，才有可能形成各方相互交流、相得益彰的经济学大家庭的繁荣“域观”体系。不过，依我之见，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值得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上述第二个方向上。如拙文所述，中国经济学界在这个方向上做出贡献，既是使命，也有独特的优势。中国经济的“域观”特色为经济学的范式变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最后须指出的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主要限于经济学庞大体系中的一个特定“学域”（学术域类），即主要针对和围绕我所说的“主流经济学”，黄有光教授称之为“传统经济学”，学术界通常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这个学域显然不是经济学的全部或全景，但确实是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或者“底基”。经济学的不同学派都有自己不同于主流学派的论点和学术立场，非主流学派对主流学派的挑战是经济学界的常态；而且如拙文所说，实际上经济学界已经做过大量的探索，进行了具有范式变革意义的拓展性研究，并取得了多方面有价值的突破和建树。不过，如何对主流经济学的现有范式进行正面冲击（改造或拓展），并更具建设性地进行范式变革研究，实现系统性创新，形成新的范式承诺和范式体系，却还是一个亟待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完成的大课题。
当然，在极其庞大的经济学大厦的底基上“动土施工”，绝非轻易之举，这需要更多经济学家们的协同参与，以群体之力，才能创造与新时代相称、反映大变局现实的经济学新范式。这不仅要展开想象力的翅膀，更要睁开观察世界的眼睛。尽管理论经济学体系具有演绎逻辑的结构特征，这是它的一个骄傲（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没有这样的形式精致特性），但是，如果因追求这种形式化的精致结构而导致严重脱离现实，则会使经济学成为自言自语和循环论证的符号体系（以自己的假设“合乎逻辑地”推论和证明自己的结论），而失去其认识世界和经世济民的价值。所以，经济学范式变革的有效路径应是：睁开眼睛，把脉现实。切准现实世界跳动的脉搏，才能构建更具科学性和解释力的经济学体系。
原文刊发：
金碚：《经济学：睁开眼睛，把脉现实！——敬答黄有光教授》，《管理世界》，2019年第5期，第9~1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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