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认真研读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人参篇原文参考有关文献，从源头上考证古人参基源，从药材性状、植物形态、产地、功效等6个方面进行论证。结果认为，陶氏笔下人参的主流品种应是桔梗科植物。上党人参应为党参，高丽人参、百济人参应为类似党参的植物。
【关键词】人参
《本草经集注》（以下简称“集注”）由《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和“陶注”三部分组成。陶氏以红字写《本经》，黑字写《别录》，自注用小字加以区别。
这部专著成书于公元500年左右，在唐·《新修本草》颁行后已渐隐没。近代除在吐鲁番出土断简残编外，敦煌出土文物中尚发现该书序录残卷，而全书内容则散落在《证类本草》及《太平御览》之中。
《集注》现有两个辑本，一是日人森立之等人所辑《重辑神农本草经集注》，未曾见过。另一为我国本草学专家尚志钧先生经过严谨校订，辑本（油印）已于1961年问世，在学术界流传[1],[2]。以下为尚辑本《集注》人参篇全文。《本经》与《别录》以楷体示之，加粗字表《本经》，余为陶注。
人参。味甘，微寒，微温，无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治肠胃中冷，心腹鼓痛，胸胁逆满，霍乱吐逆，调中，止消渴，通血脉，破坚积，令人不忘。久服轻身延年，一名人衔，一名鬼盖一名神草，一名人微，一名土精，一名血参。如人形者有神。生上党山谷及辽东。二月、四月、八月上旬采根。竹刀刮暴干，无令见风。
茯苓为之使，恶溲疏，反藜芦。上党郡在冀州西南。今魏国所献即是，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世用不入服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次用高丽，高丽即是辽东。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百济今臣属高丽，高丽所献，兼有两种，止应择取之尔。实用并不及上党者，其为药切要。亦与甘草同功，而易蛀汀Ｎ谄髦忻芊猓房删瓴换怠Ｈ瞬紊痪ブ鄙希奈逡断喽陨ㄗ仙８呃鋈俗魅瞬卧拊唬馕逡叮逞粝蛞酰辞笪遥彩飨嘌啊ｉ彩饕端仆┥醮螅豕阍蚨嗌醯兀勺魃跤蟹ā＝窠揭嘤校髦缓谩
以上为人参篇全文，尚可参见尚辑本唐·《新修本草》[3]。
陶氏在人参篇中对人参的产地，药材性状，植物形态，性味功能等项目，虽论述不详，但可谓精简扼要，条理清晰。通过反复研读，结合考证有关史料，足以证明陶氏笔下的人参主流品种应是桔梗科植物。现分述如后。
1、关于药材性状
在《集注》约250字的“陶注”中，作者用了将近二分之一的文字注释药材来源、性状及质量状况。共收载三种人参并分为三档。（1）产于冀州西南，魏国所献的上党人参，其性状为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质量最好，但不常用。（2）百济人参，系高丽所献，性状为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质量较次。（3）高丽人参，亦系高丽所献，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质量最差。在此，提请特别关注以下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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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根据《集注》所载上党人参的药材性状，形长而黄，状为如风，多润实而甘，分明与现今的桔梗科党参相符，而与五加科人参相去甚远。其中高丽人参，形大而虚软，亦与党参相近，并不符合人参的性状。至于百济人参，气味薄于上党，显然与党参相提并论。
2、关于植物形态
陶氏的描述主要为：人参生一茎直上，四五叶相对生，花紫色。高丽人作人参赞曰：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椴树相寻。
根据上述，《集注》所载人参显然是两种植物。前者应为桔梗科植物的特征，多数学者已鉴定为轮叶沙参。后者按“人参赞”描述，符合五加科人参的某些特征和习性。
近代在人参的本草考证中，有人硬把以上两种植物混为一读，试图证明人参自古就是三桠五叶的五加科植物。因而把四五叶相对生说是与三桠五叶相当，一茎直上即是人参的花茎（百尺杵）。花紫色与人参花丝有的略带紫色相匹配。看来不免牵强，难以自圆其说。
应该着重说明的是，《集注》确实存在植物形态与药材性状不相对应，难以匹配的问题。三桠五叶的五加科人参决不能长出“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的根。同样，一茎直上，四五叶相对生，花紫色的植物，虽与桔梗科植物的特征相吻，但与党参的蔓生草本不符。这应归于诸多历史条件所限，不应苛求于古人。陶氏系南梁人，身居苏南茅山，可以亲自见到和应用商品上党人参的药材，而要亲自见到北魏辖地上党人参的植株，特别是带根的植株，应该说在当时是很难做到的。尤其是地处辽东和朝鲜半岛，路途更为遥远，因而很难见到百济人参和高丽人参的植株。特别是按“人参赞”所言，当时颇为神秘难求的三桠五叶的人参植株，陶氏要想见到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集注》出现植物形态与药材性状不相吻合的情况，应是不足为怪，可以理解的。对于此类问题，如取实事求是态度，亦是不难分明的。
如上所述，由于历史条件所限，陶氏确实很难亲自见到上党人参和高丽人参的植株，三桠五叶的“人参赞”亦仅是收载而已。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陶氏确实给我们描述了一种栩栩如生的人参，其植株为“一茎直上，四五叶相对生，花紫色”。陶氏还屡屡提及荠苨、桔梗乱人参，并称“今近山亦有”。这种人参的植株虽与党参的蔓生草本不符，但后人不得不尊重经典作家的本意。即在陶氏心目中的人参应是桔梗科植物。
3、关于人参的产地
《集注》曰：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首先是产于上党的人参，即上党人参。按照自然植被分布而论，上党地区并非五加科人参的产地。当今最具权威的《中国植物志》[4]亦未将太行山脉列为五加科人参的产区。其次为产于辽东的高丽人参和产于百济的百济人参。陶补充说：“百济今臣属高丽，高丽即是辽东”。因此总的产地是辽东。
高丽即高句骊，在陶氏编著《集注》时，高丽的地域很广，其东北抵今吉林省的集安县。历史上该处虽非东北野生人参的主产地，但地处长白山麓，所以高丽人在发现、采挖人参过程中，传颂三桠五叶的人参赞是完全可能的。说明我国在公元5世纪前，东北人民已发现了药用五加科人参，陶氏正式收载于我国的药学专著之中，这是不争的史实。但发现五加科人参直到开发应用这种人参，毕竟还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有时甚至尚需一段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例如因为三桠五叶的人参长于深山老林之中，太稀少太珍贵了，在寻觅采挖过程中难以抵挡毒蛇猛兽的侵袭，因而在相对长的时间里，不具备开发的条件，并未形成交流的商品。还有已出现了同名异物的人参等。因此，陶氏《集注》虽收载了高丽人的“人参赞”，但实际应用的并不是五加科人参。事实上，在陶氏《集注》所收载的“形大而虚软”的高丽人参，显然与人们熟知的五加科人参的性状不符。
至于百济，应是百济人参的主要产地。地处朝鲜半岛西南部的汉江流域，与当时的新罗同为半岛南部的两个国家，均在北纬38°以南。根据自然植被分布概况，并经韩国药学专家证实，朝鲜半岛南部，不论百济或新罗，向来都不是五加科野生人参的产地。因此，百济人参不应列为五加科人参。这与韩国近代大批栽培加工的高丽人参不应混为一谈。
值得注意的是在《集注》人参篇的结尾讲到采作法时，见有“今近山亦有，但作之不好”字句。大家知道，陶氏在编著《集注》时已隐居苏南茅山，“今近山亦有”说明陶氏收载的人参在茅山附近亦可采到。须知可在“近山”采到的只能是桔梗科党参之类。
4、为何反复谈荠苨、桔梗乱人参
在陶氏《集注》的荠苨篇下称：“根茎都似人参，而叶少异。”又在桔梗篇下称：“俗方用此，乃名荠苨，今别有荠苨，所谓乱人参者便是，非此桔梗，而叶甚相似。但荠苨叶下光明，滑泽，无毛为异，叶生又不如人参相对称者尔。”说明陶氏心目中的人参既像荠苨，也像桔梗。不仅根茎都与荠苨、桔梗相似，而且叶的区别点只在于荠苨叶下光滑无毛，又不如人参叶相对生为异。可见陶氏坚持认为人参的叶是对生的，叶片多少有毛。
唐·《新修本草》苏敬曰：“陶说人参苗乃是荠苨、桔梗，不悟高丽赞也。”又说：“人参苗似五加，润短，茎圆，有三、四桠，桠头有五叶，陶引荠苨乱人参，谬矣。”而在宋·《本草衍义》中，寇宗奭站出来为陶氏辩解说：“隐居所言，其意止以根言之，所以言乱人参。《唐本》注却以苗难之，乃本注误矣。”[5]其实陶讲荠苨、桔梗乱人参，不仅讲荠苨，桔梗的根、茎都与人参相似，而且还讲到叶的对比和异同。不是陶氏不悟“高丽赞”，而是苏敬、寇宗奭都没有真的理解陶弘景的本意，因为陶氏认定人参的主流品种，如上党人参，是易与荠苨、桔梗混淆的桔梗科植物。
这里尚可进一步引证的是，就在《集注》沙参篇中载有“此沙参并人参，是为五参。其形不尽相类，而主治颇同，故皆有参名”。其形不尽相类，当有相类。因而，直至金元王好古在《汤液本草》中提出“沙参可代人参”之说。后又经辨证论治称：“人参补五脏之阳，沙参补五脏之阴”。[6] 说明此说与药材性状、植物基源不无关系。
5、关于人参的性味、功能与主治
根据药物功能辨析，中药人参与党参虽同为补气药，但人参大补元气，救逆固脱，效力较强而持久，宜于急危重病气虚欲脱之证；党参平补和缓，药力较弱而不持久，多用于慢性虚弱性疾病。两者的功效以能否大补元气，回逆固脱为鉴别点。[7]
又据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所载含人参的全部方剂，其主治功能均着重于胃肠诸症，如胃中不和，心下痞硬，干噫，呕吐，哕逆，下利，霍乱等病症[8]。对照陶氏《集注》中《别录》所载人参治肠胃中冷，心腹鼓痛，胸胁逆满，霍乱吐逆，调中，止消渴，通血脉，破坚积之功效，确与张仲景《伤》、《金》如出一辙，所用人参均为桔梗科党参无疑。由此进一步证明《别录》确系南北朝以前诸多名医，特别是医圣张仲景宝贵医疗经验的总结。再看清代吴仪洛在《本草从新》中，首次将人参与党参并列分开，明确党参的功能为补中，益气，和脾胃，除烦渴。[9]与张氏《伤》、《金》以及《别录》一脉相承。均与桔梗科党参的功效相一致。
又《集注》按《本经》所载人参味甘，亦与五加科人参味甘微苦不符，而与党参相吻。此亦为诸多学者所共识。[10]因此，陶氏《集注》所载人参，按其性味、功能与主治而言，应为桔梗科党参。
6、《肘后备急方》中的人参
《肘后备急方》系以晋·葛洪《肘后方》为基础，在将近200年后，由陶弘景增补而成。葛、陶均为苏南人氏，著书时，葛在广东罗浮山炼丹，而陶则在苏南茅山修道。因陶既是《集注》的编著者，又是《肘后备急方》的增补者，两书所载人参理当具有很好的参比性和同样的考证意义。葛在《肘后方》原序曰：收载“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篱之内，顾眄可具[11]。可见该书收载的方药，多为不出庭园，随处可得或极易买到的廉价药，具有廉、便、验的特点。陶氏遵循这一原则作了增补，这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肘后备急方》。该书共收载约1300个处方，其中用人参的处方29个，约占总数的2.2%，而且该书还专有一节”葛氏常备药“，列举应常备的药仅25种，人参即是其中的一种。根据人参在该书中出现的频度，并列为25种常备药之一，足见葛、陶二氏心目中的人参并非珍贵之品，而在苏南、广东，甚至庭园内多可采得。因此，完全有理由作出进一步的推断，《肘后备急方》中所载的人参与《集注》一样，其主流品种，绝非稀有的五加科人参，而是常见的桔梗科党参之类。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集《本经》《别录》与“陶注“于一书，是我国最经典的本草文献。认真研究、准确理解《集注》原文，对于人参的本草考证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药材性状、植物形态、产地、功能、荠苨桔梗乱人参、《肘后备急方》中人参6个方面作了论证，认为《集注》所载人参的主流品种应为桔梗科植物，其中上党人参应为党参，高丽、百济人参亦为党参类似的植物。
《集注》首载高丽民谣“人参赞“，开创了三桠五叶人参载入本草文献的先河。但是五加科人参的开发应用应属相当长远以后的事。
本文虽专论《集注》收载的人参，但已涉及人参本草考证的诸多内涵，探讨的相关问题，容后深入研究。
1.尚志钧
2. 陶弘景
3. 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唐·新修本草（辑复本）<M>。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4. 中国植物志（第54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5.
6. 王好古。汤液本草<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42—43
7 .高晓山沈连德。古代人参基源再认识（续）<J>。中成药，1997,19（6）：36
8 .叶显纯。对张仲景运用人参的探讨<J>。上海中医药杂志，1999（11）
9 吴仪洛。本草从新<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5
10.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74,298—300
11. 葛洪。《肘后备急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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