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领导推翻满清之革命，创建共和，为中华民国国父。其三民主义之政治理念与五权制度构想成为民国47年宪法之基石，因此，孙中山先生亦为中国民主 之父。民主之理念核心为主权在民，实现这一理念的基本制度则在公民投票选举治国之人。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民权即主权在民，此理念无疑源于西方，孙中山先 生却说：中国之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民国正是继承此道统。儒家大同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正，选贤与能。天下为公正是主权在民之古典表 达，选贤与能从理念而言何异于现代之选举制度。主权在民对中国的意义并非引进西方制度，而是外在榜样激发下中国本有精神之实现。
百年来反传统求西化者斥中国两千年为专制史，而儒为帮凶，不足舆论。对传统温和者则以为儒家有民本思想，而无民主理念，言下之意，中国终究要落后西方一 层。然而，若以保障社会成员福祉广义论之，民本与民主并无本质的区别，中国无非未发明投票这一狭义的具体制度。以为民主优于民本者，实际是混淆了社会理想 和狭义制度，不明同一理想，可能有不同之制度来实现，亦不明具体制度之作用必置于实际历史中观察，不可抽象论长短。如今，民主几成道德名词，评判政制优劣 皆以是否投票为标准，故啓蒙西化派对古希腊推崇备至，以为今日西方民主两千多年前即已种下根苗，全然无视当时极少数有投票权公民外之广大奴隶。现代西方票 选制度实源于君权神授下国王（诸侯）与贵族之权力平衡，而后市民阶层崛起，始有主权在民之说，然现代民主之初，投票权以财产为基础，仍然是少数人之统治， 不分贫富种族性别而行普选乃非常晚近之事。
民权之国，社会基础在自由与平等。中国传统乃四民社会，士农工商。以农立国，皇帝行躬耕礼以示重农，由此在价值观中农民非受压迫之阶级，唐宋以降贵族阶层 消失，耕读传家成为社会榜样，而后商人地位上升，渐有士商合一之势。一言蔽之，社会阶层流动，四民渐成职业分途，而非如欧洲不平等之等级结构。欧洲近代革 命追求之职业自由，迁徙自由，宗教自由乃至私有财产权益哪一样不是已经存在。中国传统语汇中甚至没有自由这个词，并非无此追求，实在是皆不言而喻。
政治制度层面论，民权体则在政治参与之平等开放。中国千年来依儒家选贤与能之理念而行科举，其对几乎所有男性开放，既不以身份亦不以财产为资格，而与个人 文化水平相联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绝非神话，其平等与开放远高于普选前之投票民主制。科举诚为精英制，然此精英起于平民，非凝固阶级，故可称为开 放之精英制。于阶层流动之社会，通过科举之程序正义分配政治资源，此程序反过来又加强阶层之流动，中国在农业社会即已实现政治平等与开放，西方国家工业化 后方渐能比肩。
制度之运行必依赖历史与社会之具体条件，以为投票制天然优于科举者，可谓全无历史感。以中国之广土众民，前现代之技术条件下，如何实行竞选投票？除非小国 寡民，可诸事众决，所以即使西方现代民主仍然是代议制，且竞选政务员议员之外，司法人员公务员依然由考试产生，其异于科举者几希。现代民主社会之核心，不 在投票，而是稳定之法律框架下，政府权利受限，社会自治。此正是中国社会千年来日益形成之基本结构，皇权不下县，县以下则家族乡约自成秩序，市镇兴，则有 会馆公所之属相伴而生。
西方自由主义之理念基础在自然（天赋）权利，个人追求权利，必有冲突，故定契约以相互克制。而儒家五伦之理念基础在义务而非个人权利，克己复礼，非克他人 以求己权。现代啓蒙家批儒家不着边处在于：用权利观念来分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仿佛君对臣，父对子就有压迫性的权利。五常之真实意义在于地位不同责任不 同，地位愈高，责任愈重，愈担负公共利益。即使现代人最诟病之三纲亦是误解，三纲虽提倡绝对的义务履行，却也只是遵从自己位置上责任为限，而非绝对顺从君 或父之个人意愿。
儒家理念之下，皇帝虽尊为天子，然汤武鼎革，天命可更，其位置远非西方君权神授观下之不可替代。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由此国不可以利为利，必以义 为利担负责任。家族乡约自治一方面限制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干预，另一方面却基于家国认同而履行义务，由此亦弥补前现代技术条件下国家统治力之不足。社会秩序 更多依赖自觉认同之责任伦理，而非国家之法律强制。儒家以义务为基础之价值体系显示出极大社会整合能力，前工业化技术条件下，于如此辽阔之地域合上亿人为 一族，绝非西式以个人权利为中心之价值体系所能完成。今有慕西方而斥中国一统者，不明中国之一统乃基于文化认同之和平演进，而非武力征服。天下一家为人类 共通之理想，欧洲人至今追求而不能完全实现。若无儒家，中国或也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
中国具体历史诚非儒家理想之完美体现，其间充满张力，而这种张力也正是社会演进之动力。社会演进亦受制于历史机遇与地缘，蒙元满清即巨大曲折。民国先贤秉 承士以天下为己任之儒家精神，行汤武革命。其伟大在革命，亦在保守，一方面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国家层面之秩序，另一方面则顺应千年来社会层面演进之自 由与自治。民国47宪法中之民主形式虽然西来，其保障者实乃中国社会之自发秩序，其体现者正是天下为公之儒家理想。
近年儒宪说兴，其皈依传统之心值得嘉许，然其欲复建者实乃千年来之旧制度，一不明经过六十多年，旧制度中担负责任之士绅阶层已不存在；二不明全民识字，信 息交通技术发达之今天，大众民主已不可抗拒。政治制度基于社会结构，其具体演变亦有路径依赖，非可纯理想设计。故儒家崇三代，不过许之小康；皇权官僚不可 覆，则儒家更化，建宗族乡约而行礼教。徒制度不能自行，重在其人，此正儒家意义所在。普选制度下行大众民主已是社会演进之必然，我们应当做顺应时势之儒， 顺应时势非曲学阿世，而是于时势之中发扬儒家之真精神，于现代宪政制度之下行儒家之政道，此正三民儒精神所在。生民权之世，浩浩荡荡，顺之则兴，逆之则 亡，微三民儒，吾谁与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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