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柏拉图培养哲学王的思想是《理想国》这本著作的核心，也是他著此书的意图之所在，那么这样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的这种思想是否为历史所接受，甚至加以利用，最关键的还是它本身是否有着较强的合理性和可实践性，在当时的古希腊的那种社会背景下，柏拉图认为教育就是要为统治服务，为国家培养优良的统治者，而这些统治者又应该是一个个热爱知识，热爱永恒不变的真理，专心致力于学问上的研究，聪明并且充满智慧的，拥有广阔的胸襟和节制的品质，哲充满正义，勇敢坚毅哲学家，也就是说，要想是一个统治者，首先必须是一个哲学家，统治者的职位必须得有哲学家来担任。也即，谁才应当是统治者，统治者应该符合什么样的标准，都取决于一个理想的哲学家。那么怎样培养一个能够符合和满足统治事业的需求的就培养哲学家呢？柏拉图认为应当由统治者（即哲学王）来挑选天性最优秀的男女婚配，婚配过程由统治者秘密操作，以抽签的形式决定；以此生育出天性最好的婴儿。教育方面，他们在不知道自己父母的情况下被送至育儿院，接受音乐和体育方面的良好训练，以期成为合格的护卫者。并为以后成为哲学王打好基础。另外，哲学家应为城邦制定法律，因为要是国家稳定而不分裂、不出现衰退，就必须是国家神圣形式或理念的真实仿制品；而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看到并仿制神圣的原物。哲学王的后继者的问题，即哲学家的培养问题。对此，柏强调选择让那些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理想国》P233)天赋的人进行哲学。但只有当他们韶华已逝的时候才允许对他们进行辩证法方面的训练，只有当他们的体质开始衰退，而他们又已过了公共与军事服务的年龄，这时，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可允许随意进入这块神圣的领域。在此领域，他们才可以通过辩证法和理性看到善的理念，并在此理念的指引下认识万物的实在；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城邦合格的继承人。城邦也才能永远在善的指引下长存。那么这些观点是否就那么的完美呢？ 首先，教育是一个培养人才的活动，人才不一定就要是专为统治服务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在一个国家四分裂的时候，那教育到底是为那个统治者服务呢？如在中国先秦时期，诸侯国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代表它统治者的利益，是这个诸侯国的人才，而他不代表其他诸侯国的利益，到了其他诸侯国就不是人才了吗？再如在如果一个时期的为统治者服务的人才在某个朝代很受欢迎，可是当朝代的变更使他的地位下降时，他就不是人才了吗？显然不是这样的，如果完全按照统治者的需求（也就是一个哲学王的标准）去衡量一个人是否是人才，完全按照统治者的需求去发展教育的话，那么，人类历史上将会出现一场大的灾难--------人才的断层，教育的枯萎。 其次，在培养哲学王的途径方面，柏拉图主张统治者，选择优秀的男女进行婚配婚配，过程由统治者秘密操作，以抽签的形式决定，这一点首先就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你，以今天的思想来评价这一观点，就是统治者对公民的一种婚姻自由干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利于谐国家的建设，柏拉图还这张在天性优秀的父母不知道的情况下将其送至接受教育，这很明显是不切实际的，首先优秀的婚配者不一定能够就能生下先天优秀的统治者接班人，就算是，将其秘密的送走也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对治理国家还是有很多不利的 ，这种培养哲学王的方法是顾此失彼的，是不科学的，再说，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从小就失去或离开父母有其他人来抚养的孩子，人格往往是不健全的，一个连人格都不是很健全的人，他很难成为一个大思想家伙哲学家的，即使他成为了一个哲学王，又怎么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呢？柏拉图主张善，可是这中培养哲学王的途径却是与行善格格不入的，相违背的，这就表明柏拉图的“人的最高理念就是善”这一思想和他的统治者应该有哲学家来担任的主张二者是相分离的，甚至是起冲突的。 柏拉图主张城邦的法律应该有哲学王来制定，这就更离谱了，哲学家们追求的境界远比现实的要高，更多的是思想道德上的，要把哲学思想真正的落实到整个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实践中，那显然还是一个人类共同的梦想。哲学在西方最开始享有"科学之科学"的美誉，但不可否认的是，“科学之科学”也无法取代各种具体的科学；更不可能是拥有了哲学知识就拥有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哲学上的智慧与现实中的智慧是两回事。如果要是一哲学家的境界和哲学家的标准去要求所有其他人，包括所要培养的“哲学王”，都是一种太过理想化的行为。 再次，柏拉图主张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是哲学家，这就将知识和权力集中于一个人甚至是一部分人，而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本来就应有个限度。权力完全"知识化"的局面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出现；权力纯粹依赖自身运作的状况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当知识分子尤其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权力系统中，他本身会不会变质？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这对知识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更为严重是将整个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或极少数的“智者”身上，无疑让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普通公民的命运受制于少数人，风险大是其一，对个人自由选择权的侵害是其二。同时，这里隐含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假定：智者了解所有人的需求并能选择出“最好”的政治生活方式。其实，有一点常识和自主意识的人都会很容易的看出其中的巨大漏洞：统治者在决策时的限度是一方面；实际政治中他们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是第二方面；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的“善”只能说是带上了以己度人的色彩，是第三方面。这一切并不应因为他们初衷的美好而成为饶恕他们的理由。可取的选择是首先承认知识的限度，个人智慧的限度，在渐进中探索，在探索中渐进；而不是寄希望于对目标及其实现途径一劳永逸的选择。柏拉图的愿望无疑是好的，但他的主张更多地具有个人理想主义的色彩。这固然可以为后人在政治设计时提供一个参照；但若真的付诸实施，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康德曾说过“国王成为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需要发生，因为权力之位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理智及独立判断的能力。然而，一位国王或是如国王般的人，也即自我管制的人及人民，不应压制哲学家，而应该给他们公开言论的权利，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统治者就是一个哲学家，那么的统治者还会公开的言论自己的统治的不足，尤其是他自己所犯的种种不足吗？ 所谓旁观者清，就是这个道理，旁观者和当局者合二为一了，就意味着所有人都站在了当局者的角度，都“谜”，还有谁“清”呢?即使有也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而对自己的错保持沉默甚至进行可耻的掩盖。这将是一个一个国家极为可悲的耻辱，也是人民在打的灾难。
|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