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次做梦回到1986年。一排排的房子，一块宽阔的空地，往后走是山，穿过对面的公路就是厂房，机器日夜轰鸣不休。空气嗅上去潮湿而无所事事。
这一次回去，是发现自己一夜白头，且头发垂及后背。在犹豫是否这样去报社上班之际，醒来。很多人对自己的生命有某种预感。或者死于一场车祸，或者成为英雄，或者长命百岁。有些人的预感最终得以证实。就跟打麻将一样，在千万种可能性中，总有那么几次会打捞出自己正期待的那种。宿命感使人解脱。自由会变成一种重负。
昨晚读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比起《宪法学说》，这本书要难读一些。要想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解读乃至提炼出一个核心概念，需要做太多的评判性工作，而评判，总是带有误解的危险，其本身就可能陷入“浪漫”的主体机缘式独断之中。“只有在因个人主义而导致解体的社会里，审美创造的主体才能把精神中心转移到自己身上，只有在市民阶级的世界里，个人才会变得在精神领域里孤独无助，使个人成为自己的参照点，让自己承担全部重负，而在过去，重负是按照等级分配给社会秩序中职能不同的人。”在类似“理想国”那样的社会里，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使命，行为和审美标准，生命作为一个整体获得意义。武士的勇敢，君王的智慧，工农的勤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世界在理念里和谐起来。而市民阶级冲跨了西欧的等级秩序，孙中山等人的努力终结了古典中国，个人空间得以空前拓展。“在这个社会里，个人得成为自己的教士。不仅如此，由于虔敬的核心意义和持久性，个人还得做自己的诗人、自己的哲学家、自己的君王、自己的人格大教堂的首席建筑师。”自由消解了任何先定的统合性终极意义，然而却未必是每个人都会承担起在世的重负。生存、爱情、游戏，任何细枝末节的偏好与欣喜，都像黑洞那样，对人生显露处无穷的容纳力。自由可能是负担，可能是自我成就，也可能仅仅是消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