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若經』有多種本子。最龐大的，有十二萬五千頌﹔最細小的，則為十四頌。我們這裏主要根據三個本子，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Prajñāpārami ta-bṛdaya-sūtra，以下省稱『心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Va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 tā-sūtra，以下省稱『金剛經』)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Aṣṭasāha-srika-prajñā-pārami tā，或『小品般若經』、『八千頌般若』，以下省稱『八千頌』。這主要是由于時間方面的考慮。對于其他『般若經』的考察，特別是大部的，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Pañcaviṃ`satisāhasrikā-Prajñāpārāmi tā，或『大品般若經』、『二萬五千頌般若』) 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Mahāprajñāpārami tā-sūtra，或『大般若經』) 則要待另外的機會了。
不過，這三部『般若經』也各有其特色。『心經』是最精純的『般若經』。所謂精純，其意即是，它以最濃縮的文字，表達極其深微的義理，哲學性最高。『金剛經』則多詭辭，其無住思想，對禪宗有重要的影響。『八千頌』則是最早成立的『般若經』。[1]其內容豐富；有不少重要說法，可與其他佛教思想相連。例如，它有清淨心觀念，這可連到如來藏思想方面；它提出我淨故色淨，這則近于唯識思想；它的無住觀則通于禪；它的菩薩不捨眾生的說法，與『維摩經』是同一論調；它又提出法身說，以法身為如來的精神主體，這對爾後大乘佛教的三身的說法，播下了種子。[2]
這三部『般若經』都有漢譯，而且都不止一個譯本。『心經』除玄奘譯外，另有鳩摩羅什、法月、般若、利言、智慧輪、法成、施護等譯本。[3]『金剛經』除鳩摩羅什譯外，另有菩提流支、真諦、笈多、玄奘、義淨等譯本。[4]『八千頌』除鳩摩羅什譯外、另有支婁迦讖、支謙、竺法護、玄奘、施護等譯本。[5]我們這裡所依據的，『心經』是玄奘譯本，『金剛經』與『八千頌』是鳩摩羅什譯本。遇到關鍵性的問題，才拿梵文原本和其他譯本來對照研究。
關于研究限度，是就本文而言。現代學者研究『般若經』與般若思想，以日本方面人數最多。但就研究的規模之盛大來說，則應推西方的抗塞 ( E.Conze )。他們的研究，多偏重于文獻學方面。抗塞本人便搞過不少『般若經』的梵本，作了很多翻譯，也編過般若文學的辭典。在文獻學方面，他的成就無疑是空前的。但就詮釋般若義理一面來說，現代學者所做的工作還是不足夠的。此中的原因，除了文獻學的學風使然外，另外一點可能是，『般若經』常強調諸法實相的不可得不可說，其文字也常充塞著一些表面上違背一般邏輯思考的詭辭，『金剛經』便是一個顯著例子。因此，學者多以神秘主義視之，而不多作探討。例如，梶山雄一以『般若經』是神秘主義哲學者的舞台，強調瞑想，不信任言說。[6]鈴木大拙認為般若思想不基于邏輯，而基于直覺。他認為般若波羅蜜多是一個直覺的體系，要完全理解它，需要由邏輯躍至“彼岸”。他又強調般若波羅蜜多與否定的、非理性的表現形式密切關連。[7]抗塞則說『心經』違背矛盾律的邏輯原理[8]；又說『金剛經』直接訴諸一種精神的直覺，拋離邏輯的規律。[9]這些學者的說法，表面來說，都是對的；但他們似乎說得太快。我們認為，關于諸法實相，或空，並非完全不可說；而般若思想也並非如他們所想像般違離邏輯。即是說，了解諸法實相，最後自然是直覺的事，這是不可說的；但其何以為不可說，便是可說。即是，其不可說的理由，還是可說的。另外，般若的思考，亦有是順從邏輯規律的，可以透過理性來理解的。
本文要處理的，是這另外一點，即以理性的理路來詮釋般若的概念與思路，把可說的說出來，顯示其邏輯思考。附帶一說，本文所謂邏輯，有兩個意思：其一是思想形式，其一是形式邏輯。抗塞等人所謂邏輯，是指後者而言。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