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书法鉴赏》崔靖老师为我们讲述一味中药“龙骨”引出的惊天秘密——甲骨文！
第二讲：承前启后的标志-西周早期金文上乘之作《大盂鼎》
第三期：从吴昌硕追述石鼓沧桑及欣赏
第四期：小篆之祖李斯及《峄山石刻》
第五期：隶书探源
崔靖
《墨笔讲堂》公益讲师—向经典要智慧
北京墨笔文化特聘艺术顾问
崔靖，1954年10月出生。汉族。祖籍山西。笔名:龙眠山客。号半聋 。北京墨笔文化特聘艺术顾问，中国国典书画院会员。文化部国礼文化发展委员会国礼书画院理事。中艺藏教育培训中心客座教授。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中国书画院院士。中国道教协会道家书画院艺术委员。中国五老书画院高级院士。北京市丰台区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书法学校特聘书法教师。
首先给朋友们道歉。上一讲最后一个环节现场的集字创作的小品，集李斯《峄山碑》字写得“天下康定”，当晚我重看直播，才发现“康”字有一笔写错了。今天开讲前纠正错误重写一次，上次写的毁掉。因为做为一个写字的人来讲，必须严谨认真，没有会写但有会看的。不能让错别字留在作品里。再次致歉！
上一讲我们说过秦始皇书同文。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是对中国古代文字发展与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据史书记载，秦始皇是采用小篆来统一中国文字的。但是根据考古实物资料，我们却发现这样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1975年底在湖北省云梦县城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余枚竹简，字径很小，最大的不过0.2-0.4厘米，字型工整端秀，笔画浑厚。它的笔画肥瘦刚柔、纵横奔放，浑厚凝重，变化多姿，其点画有明显的起伏变化，这是秦隶的墨迹。
《云梦睡地虎秦简》
1980年在四川省青川县城郊郝家坪发掘了一处战国土坑墓葬群，在众多的出土遗物中有两件珍贵的木牍，一件残损严重，另一件却较完好，三行墨书文字，字迹尚清晰可辨。书体是属于初起的早期隶书。据考证书写时间为战国时秦武王二年。这件木牍上的书体，与以前及当时钟鼎上所铸金文相比较有许多差别。
《青川木牍》出土
其特点：减少了盘屈，化繁为简，圆者渐方。字形从狭长渐变而为正方或扁形，有的字并有“蚕头燕尾”和波势的雏型。这种书体虽然基本上仍是篆书结构，但含有较多的隶书笔意，且笔画带草。根据实物考古人员鉴定确认，青川战国木牍比云梦秦简约早八十年，它的字体和秦简上的秦隶极为相似。是秦武王时期的相国甘茂在平蜀之后，公开发布的有关土地管理的文告。
结合上一讲的内容，充分说明秦朝时既有篆书这样的官方文书的规范字体，又有使用古隶书字体的情况。
这样又回到统一文字这文化史上的大事件。陆续的出土实物，引出与涉及到了三个问题：
一是秦始皇为什么要统一文字？
二是秦始皇采用什么方式来统一文字？
三是我们该如何看待秦始皇统一文字？
前两个问题上一讲我们大致已经说过，这里再重申一下。
第一，秦始皇为什么要统一文字？主要原因是被兼并的六国文字字形不一，影响交流，成为秦朝政令贯彻全国的一大障碍。大秦帝国建立之后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怎样保证政令在如此广袤的国土上得到贯彻执行。
秦朝结束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共融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疆域东起辽东、西抵高原、南据岭南、北达阴山，达340万平方公里左右。如果政令得不到贯彻与保障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时六国文字混乱，战国数百年间周天子因自身衰落，无暇顾及规范文字，其他各国君王也没有也不可能统一文字。在长期分裂割据的状态下，文字得不到规范，异体字频现，简化字横行。例如在六国文字中，'马'字的字形就各不相同。即使在一国之内，同一字的字形也有很多不一致的情况。书写上的不统一成为书面交流的最大障碍。
秦统一后，保证政令统一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的当务之急。实行'书同文'的措施，除了便于交流之外，是政令统一的需要，势在必行。偌大一个帝国，如果不能保证政令统一，那可是天大的问题。如果秦始皇的诏令下达后，地方官员都看不明白的话，岂不贻误了国家大事？秦始皇在兼并六国之后，也确实发生过诏书到达桂林而当地一般民众却读不懂的事情。因此政令统一是加强权力控制的头等大事。这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根本目的。秦始皇用了十年时间完成了秦国三十五代国君梦寐以求的统一天下的大业，在建立大秦帝国之后，秦始皇的一系列作为都是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江山。统一文字的根本目的亦在于此。
第二，秦始皇怎样实现文字的统一呢？他从两方面来进行。
首先要实现文字统一，必须先设定一个全国性的标准。
其次通过政令废止与标准不符的六国文字，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两方面的具体情形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中记载得非常明确：'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全国性统一文字的标准就是所谓的小篆，具体措施则是废除'不与秦文合者'。据此可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的过程中，有三个人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是丞相李斯，二是中车府令赵高，三是太史令胡毋敬。丞相总管国家基本政务，李斯不但主张用秦国文字统一天下，而且明确提出废除与秦国文字不同的六国文字，并撰写了《仓颉篇》七章作为小篆的范本。
赵高是中车府令，此职位主要管理皇帝的车马，官阶不高，但是深得秦始皇信任。太史令是史官也是皇帝的近臣。出于职业原因，史官对文字统一的要求也许会更加迫切。有人说，秦始皇不仅用秦小篆统一中国文字，还使用了隶书作为统一文字的书体。理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秦朝出土的简牍上往往不是秦国小篆，而是具有隶书体式的古隶。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秦始皇到底是用何种字体统一文字的呢？是文献记载的小篆，还是出土实物中的隶书？要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需首先了解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和隶书是两种不同的书写体式，上一讲我们说过，小篆笔画复杂，整齐协调，写出来的字“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绝妙”，十分规整漂亮，但是书写麻烦。而隶书笔画比小篆简洁，它将小篆的圆转笔画改为方折笔画，书写效果略微宽扁。
那么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之时，他究竟是采取了小篆还是隶书作为统一的标准呢？根据刚才我们对汉代著名文字学家许慎的解读，秦始皇是用秦国小篆作为统一天下文字的标准。
第一，秦始皇为了统一天下文字制定了三部字书来作为教科书让天下人来学习。《仓颉篇》七章，《爰历篇》六章，《博学篇》七章。均用小篆来进行这三部字书的写作。
第二，当时各地的刻石均为小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经五次巡游全国，在各处留下众多的刻石。而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一部分这些刻石的临本或摹本，如泰山、峄山、琅琊、会稽等的刻石，均为小篆。刻石是秦始皇五次大巡游的重要活动之一，内容记载秦始皇兼并六国等丰功伟绩，所用的小篆必是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文字。
第三，《说文解字》是中国文字学的经典之作、奠基之作，因此许慎对于统一文字所持的说法，一定有他的文献依据。既如此，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出土秦简中竟然有那么多用隶书书写的文字呢？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秦始皇将隶书作为统一文字的书体之一，二是秦始皇用秦国小篆进行统一文字最后没有获得成功。而刚才列举的三点足以证明第一种可能不成立，那么只能是第二种可能。
何以言之？中国文字书体的演变大致是，殷商通用甲骨文，西周、东周通用金文，战国时期盛行大篆，汉代流行隶书。在这些文字书体中，大篆是一种使用较为混乱的书体。
李斯建议用秦国文字统一天下文字，这当然是以战胜者的姿态统一天下。但是有一个前提即秦国文字是否是当时天下最先进的文字。文字的功能在于交流，因此字的形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实用性。一种不具备实用性的文字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它不便于书写。既然文字重在交流，那么天下百姓在使用文字时，便常常会创造出书写简便的字体即我们通常称之为“俗体”。这种来自民间的创造有利有弊，积极的一面是为文字书体的演变提供了巨大的能量，而消极的一面则是造成了文字使用的混乱。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算不上先进。但是秦国在军事、经济方面力量的强大，却是其他六国遥不可及的。
所以最终由文化并不发达的秦国统一中国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在中国历史上文化弱军事强者的胜利，一统天下的事也是常有发生的。如蒙元铁骑，满族入关，征服汉民族，都是如此。尽管秦国能凭借军事手段统一天下，然而从文化发展层面来看，秦国文化与被灭掉的六国文化还是有差距的，齐文化、楚文化都比秦文化先进。
因此秦国的文字也并不是战国时期最先进的文字，因为它不够简便实用。秦始皇统一文字采用的小篆华美、整齐，观赏性很强，但是小篆的最大缺点是不便书写。一个大臣要在很短的时间内书写几千字的文章以说服君王，若用小篆来书写，显然无法完成。当时使用得最多的应当是从大篆发展出来的更为简便的书体--隶书。我们今天看到的秦简中大量存在的隶书，包括之后还有的竹简木简或帛书等便是秦始皇用小篆统一文字失败的一个明证，它从一方面说明了简便易写的隶书替代了秦始皇强制推行的小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秦简中大量使用隶书就断定秦始皇是用隶书统一文字的，这是有违史实的。
那么隶书的源头在哪里？这个既有传说也有记载：隶书的产生被称作“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它源于战国的末期，据说是秦始皇时代徒隶（囚徒）程邈在狱中首创的。而中国古代的典籍只把它称为“古隶”“秦隶”。没有“程隶”或“程体”之称，不像楷书有欧体（欧阳询）、颜体（颜真卿）、柳体（柳公权）之别。以至于这位中国文字改革的大师程邈先生，两千多年以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
首先要搞清程邈是哪里人，这个问题一直存有争议。东汉著名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他是“下杜”（今陕西西安市南）人， 南朝梁代文学家、书法理论家庾肩吾在《书品》中说他是“下邳”（今江苏邳州南）人，现在很多资料又把他定为“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县）人。其实这个问题，按道理应该以最早记录为准。但是古代籍贯之称，起码应该是县级或者县级以上的单位，查遍秦朝县郡或《史记》《汉书》，没有下杜这个县就是现在西安的各种资料，最多只能抄袭许慎原文，绝无“下杜”具体位置，显然许慎不可能犯这样错误，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作为程邈籍贯，只能是笔误或者后人传抄讹错。现代一些人找不到下杜，就把程邈安置离西安不太远、人文荟萃的白居易老家下邽去了。然而下邽人至今不领情，下邽是陕西渭南市一个镇，1978年更名下吉公社，2012年4月27日复名下邽镇。变来变去，下邽只承认自己是三贤故里，即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名将张人愿和宋朝名相寇准或出生于此或在此地生活过这三个古代名人。没有这个隶书创造者程邈。然而南朝文学家庾肩吾还是一位书法理论家，岂也能把隶书鼻祖的籍贯搞错？咄咄怪事！
程邈本来是秦朝的一个小官，当过县狱吏，得罪了秦始皇，被关进了云阳狱中。他在狱中度日如年，无事可做，白白浪费时光觉得实在可惜。可是狱中能干什么事呢？当时正值秦始皇推行“书同文”政策，以小篆为全国统一文字。其时政务多端，文书日繁，用小篆写公文固然比以前方便许多，但小篆不便于速写，还是费时费事，影响工作速度和效率。程邈以前身为狱吏，深知小篆难以适应公务，若能创造出一种容易辨认又书写快速的新书体，不是更好吗？于是乎他在监狱中一心钻研字体结构，做起文字学问来。
程邈把流传在民间的各种书体搜集在一起，潜心研究，一个一个加以改进，把大小篆的圆转改变为方折，同时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经过加工整理，十年后终于创造出书写便利、又易于辨认的三千个隶字来。他把这一成果呈献给秦始皇。秦始皇在年轻时工作便非常认真，是一个非常讲究工作效率的人，统一天下后，要推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改革又那么多，他更是日夜不停、废寝忘食的工作着。《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记载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换句话说秦始皇每次批示的文书，是以石（约一百二十斤）为单位，不批完一石，便不休息。当时纸尚未发明，公文都刻于竹简上，一百二十斤的竹简码起来大约有一个人的高度，而且自我要求，不批示完，即使已到深夜也不能休息，可见秦始皇的确是在夜以继日的工作。
秦始皇看了程邈整理的文字，非常高兴，不仅免了程邈的罪，还让他出来做官，提升为御史。由于程邈的官职很小，属于“隶”，所以人们就把他编纂整理的文字叫隶书。同时“隶人”也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也被叫做“佐书”。这种隶书的特点是扁阔取势，结构简单，笔画平直，有了波磔，与小篆相比，书写方便，易于辨认，就称之为隶书。
隶书的出现，是我国文字史乃至书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书体。同小篆一样，从此我国文字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今文字，在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复杂变为简单，在造字原则上则从表形、表意到形声，字体结构也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完全符号化了。但这个时候的隶书，结体和用笔都带有篆书的意味，长扁不一，波磔也不明显，可以说只是篆书的潦草写法。到了东汉隶书才有了大的变化，结构向扁平发展，笔画出现了雄健的波磔，更趋于工整精巧，从而形成了汉朝隶书的独特字体。汉隶结体用笔富于变化的特点，又影响和促进了楷书和其他书体的形成及风格的多样。直到如今隶书仍然是一种常用的字体，并作为一种书法艺术而存在。这种传世的汉字字体，竟出自下邳一个身陷囹圄的囚徒之手，更是文史、书法史上一大奇迹。
程邈创造隶字这一传说在我国流传了二千多年。《说文解字·序》说：“秦烧灭经典，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秦始皇使下邽人程邈所造也。”唐张怀瓘在《书断》中也说：“程貌，隶书之祖也。相传邈善大篆，初为县之狱吏，得罪始皇，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损益大、小篆方圆之笔法，成隶书三千字。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其书便于官狱隶人佐书，故曰隶书。”
从这些年陆续出土的文物看，不仅让我们得以见到古隶的庐山真面目，而且也对程邈创造隶字的说法有了新的更准确的认识。也就是说程邈创造的所谓新书体，其实早在战国时就在各国民间流行使用。从考古发掘的一些先秦金文、帛书和简册遗物看，隶书的萌芽期当在周朝。如西周孝王时代的《小克鼎铭》等作品，在其笔法上就已初露隶书的端倪。到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字开始了由篆向隶的转变。这一点从一些出土的战国中期的帛书和木简文字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程邈创造隶字的传说虽然不完全可信，但应该据此承认他所做的编纂整理工作。作为一个基层秘书工作者，程邈能做成这么一件伟大的事业，自然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程邈那种历经坎坷而矢志不移、精勤奋进、自强不息、好学不已的精神更值得肯定和赞赏。人生在世谁无挫折？有的人遭受挫折而萎靡不振、自暴自弃，有的人却在逆境中“愿保金石志，无令有夺移”，把苦难和挫折当作一块垫脚石，结果在对厄运的征服中出现了超越自然的奇迹。正如一切幸运并非没有烦恼一样，一切厄运也决非没有希望；人在顺利时不能得意忘形，在逆境中也不要一蹶不振，这便是程邈献字赎罪所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教益。
这样一来，又增加了新的问题与疑点：一是什么是隶书？二是谁创造了隶书？三是秦始皇为什么不用隶书统一文字？四是如何评价用小篆而不用隶书统一文字的利弊？
先说第一点，什么是隶书？隶书的'隶'，意思是'隶属'，隶书是隶属于某一种文字的简便书体。既然西周、东周使用的都是大篆，那么隶书应当是隶属于大篆的一种简便书体，当然这是古隶书。换句话说隶书是大篆的手写体。在用大篆勒石刻碑之前，需要起草相关的文字，而不假思索就直接勒石刻碑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应当是在诸如木简、竹简之类上起草碑文文字。再说第二点谁创造了隶书？据史书记载，秦始皇时期的程邈创造了隶书。这个说法最早见于西晋书论家卫恒的《四体书势》。前面的述说充分这一点。
程邈犯罪入狱。对篆书作了修改，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创立了一种新的字体。秦始皇看了改动后的新字体，很是欣赏，不仅赦免了程邈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将这种字体在官狱中推行。
程邈原来的身份是个徒隶，因此起初新字体专供隶役使用，便把这一书体称为隶书（或曰下杜人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四体书势》）。
卫恒的隶书之说流传极广，影响很大。但是这一说法在理论上讲不通，同时也不符合文字书体创造的实际情况。从理论上讲任何一种文字的书体都不可能由一个人创造出来，它应当是无数书写者共同创造的产物，唯此才可能得到众多书写者的认同，发挥其交流思想的作用。从实际上讲有现存出土文物佐证。青川木牍的书写时间比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早了八十年。那时的官方文告就已经存在古隶书字体。由此可见隶书不可能是秦始皇时期程邈一个人创造的。真正创造者应该是下层众多的的无名文吏，他们在长期书写过程中痛感小篆的不便，出于工作的实际需要，他们从简化大篆开始，再到简化小篆的长期实践中创造了秦代隶书。
第三，秦始皇为什么不用隶书统一文字？隶书书写便捷，秦隶也早已存在。从理论上讲，用隶书来统一天下文字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但是秦始皇却采用了小篆统一天下文字。正如前所说小篆华美、漂亮、整齐，然而小篆的最大不足是不便于书写。只有一种解释，秦始皇对形式华美的小篆情有独钟，同时也反映了他并不懂得文字规范从简、从俗的两大基本原则。我们从中可窥见秦始皇追求形式唯美的审美心理倾向。
第四，对秦始皇用小篆统一文字的评价。秦始皇统一文字，当时势在必行，功不可没。虽然他统一文字的主观动机是为了加强统治，便于政令执行；这对于一个多民族统一帝国的形成、发展与巩固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维护中国统一的无形文化力量。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措施，使书面语言、书写形式获得了整齐划一的规范，成为跨越时空限制、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并且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统一的心理状态与文化，成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股重要因素。这是必须首先予以肯定的。但是秦始皇没有使用当时已经广泛流传，而且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隶书统一文字，而是采用了华丽但不便书写的小篆，以至于他费尽心力推行的小篆在秦国并未被广泛采用。造成这样的局面，或许有秦国国祚短暂的因素在内，然而文字的流行有它自身的强大力量，简便实用才是文字的生命力所在。小篆不符合这一标准，因此尽管依靠着秦始皇个人的威严，凭借着大秦帝国强大的国家机器，小篆得以在全国强制推行使用，但小篆的难写难认最终使它成为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最短命的文字之一。而被隶书取而代之。
究竟什么样子才叫隶，隶与篆又有什么样的严格区别，吴伯陶先生有所分析订定，他说∶“小篆还保存了象形字的遗意，画其成物随体诘屈；隶书就更进了一步，用笔画符号破坏了象形字的结腹，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小篆和隶书实际上是两个系统，标志着汉字发展的两大阶段。小篆是象形体古文字的结束，隶书是改象形为笔画化的新文字的开始。”“判断某种字体是否隶书，就要首先看它是否出现有破坏篆书结构失掉象形原意之处”。
今天我们从'泰山刻石'（存十字）、'琅琊台刻石'（存八十六字）尚可窥见李斯亲自书写的秦代小篆原貌的一斑，再看留存至今的汉碑、汉简，特别是大量出土的汉简，发现出现最多的不是秦始皇强力推行的小篆，而是易写易认的汉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隶书才是真正统一了中国文字的书体，秦始皇'书同文'的诏令真正得到施行是在汉代。一种先进的书体一旦形成，它就拥有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比如晋代形成的楷书，历经一千多年，至今仍然是我们汉字书写的主要书体。中国古代的主要书写工具是毛笔。在秦简、汉简上，使用毛笔这种柔软的书写工具很容易写出'蚕头燕尾'的隶书。在一定程度上，书写工具的发展也决定了书体的演变，而书体的简便实用又决定了何种书体能够统一中国的文字。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大家李志敏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对当时的社会进步有积极意义，但未必有利于书法艺术的发展。潘良桢先生在《书法研究》上曾撰写了《隶书艺术及在书法演变中之作用》一文，认为隶书的起源不能归于某一人所创制，程邈造隶书的说法是不正确的，隶书的出现，无疑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的、是古代先民长期的群众性书写实践的结果，文字是社会实践的工具，更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隶书的出现，决不是某一个人闭门造车的结果，也决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突然发生的。隶书艺术，在雄厚的基础之上，经历了前后无数学书者的苦心钻研，在我国书法艺术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隶书起源的争议更引起了众多人的兴趣和关注，揭开隶书起源之谜对繁荣和发展中国书法艺术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下面我们简要地说一下《青川木牍》和《云梦睡地虎秦简》的书风。1975年出土于湖北的1100余枚《云梦睡虎地秦简》，学界认为是早期隶书作品，其中一部分的成书年代可上溯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运笔上有了明显的波挑，时有连笔意识和提按痕迹，逆入横出的横画及点的运用都明显增多，笔画浑厚而丰满。用笔上有的短促果断；有的古拙奇崛；有的左收右放、左仰右抑，颇显浪漫恣肆的性情，兼容了篆书和隶书之美。少数木牍轻松活泼的笔致，竟可隐约些许草书的踪影。1980年四川省青川木牍出土《青川木牍》，被视为年代最早的古隶标本。
《青川木牍》上的书体，字亦大小、宽窄、肥瘦不一。个别字保留着篆书的基本形体和用笔；纵有行、横无格，字距大、行距小，绝大多数字已初具隶书形态、笔意、笔势之意味。字用笔尚无波磔挑法。但点画短捷干练，俊活利落。给人以斩钉截铁的美感。从文俊认为：“牍文尚出于隶变的初期阶段，篆法隶势、古今结构一应俱全，呈无序状态。表明隶变伊始，书写性简化还在自然地进行，人们还没有形成清楚的书体意识，主动去改造所有的字形，以使文字体系的符号式样协调一致。同时牍文书写平正工稳，用笔从容，与人们所想象的隶变之六国文字式的潦草颇不相同，应该是它从简化‘篆引’中化出的真实反映。从艺术的角度看，牍文的美感还不够明晰，也未能至于上乘，这与它处于日常实用书写的地位是相称的。徐仲舒和伍仕谦认为：秦国文字最初是直接继承西周文字的。
青川木牍与睡虎地秦简二者相去八、九十年。用笔书写的书法风格和字体基本相同，再就二者的字型比较，有长方、正方、扁平等。笔画肥瘦刚柔变化，无一不类。睡虎地秦简其中有些捺笔，已有明显的波势。此种书法已经明显地成了汉隶的雏形。因此“木牍文字的书法，就是隶书的先导”。“隶之与篆，都应是同时代的产物，不能说隶书晚于篆书”“秦始皇统一文字，只不过是用秦国几代通用的文字以代替异形异言的六国文字。”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在其《文字学概要》中说：“在秦国文字里，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俗体才迅速发展起来。在正体与俗体的关系上，秦国文字跟东方各大国文字也有不同的特点。东方各国俗体的字形跟传统的正体的差别往往很大，而且由于俗体使用得非常广泛，传统的正体几乎已经被冲得溃不成军了。秦国的俗体比较侧重于用方折，平直的笔法改造正体，其字形一般跟正体有明显联系。而且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正体后来演变为小篆，俗体发展为隶书。”裘锡圭文中所说的俗体就是简牍书体，而正体对战国之秦国而言主要是指秦篆或秦石刻如《石鼓文》。青川木牍作为裘锡圭所称的俗体就是隶书体；对后世的楷书和隶书都具有生发意义，故楷书和隶书的源头都在战国秦简里。因此战国秦简就是古楷或古隶；或谓之楷隶的混沌时期。
关于程邈造隶书的故事，历代也曾提出质疑；在宋代《宣和书谱·隶书·叙论》就曾对隶书起源问题有所质疑：“后人发临淄冢，得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棺上有文隐起，字同今隶。按胡公先始皇已四百年，何为已有隶法？……若邈者，既知此体，乃自作一家法而上于秦，特以解云阳之难耳？不然，何胡公之棺有是耶？”胡公之棺的隶字，第一时间比始皇早400年，以秦统一天下计，当在公元前600多年，属春秋时期。第二地点不是在秦而是在齐国，属中原复地。第三“若邈者，既知此体”这是质疑的口吻，意思是假如或假设邈知此体，“乃自作一家法”“特解云阳之难耳？”第四，这段话的两个问号，第一个问号是双重的，一方面对春秋齐国出现隶字不解，另一方面对秦汉隶书起源问题有如坠烟海之感。第二个问号，也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说假如或就算程邈知道隶字体，但它必定是在春秋就有的东西，但它失传了，惟有程邈或他的家人知道，于是把它献给秦始皇，解云阳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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