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三月，在号称“天子诏狱”的锦衣卫镇抚司的大牢里，一位名叫李贽的人已经被关押几十天了。李贽这个名字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比较陌生，但是他在明朝末年却非常有名，是明末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是明末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明末的思想解放运动，完全可以和西欧的“文艺复兴”相媲美。这种思想解放的代表人物，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必然会受到迫害。
万历三十年三月十五日清晨，李贽要让侍者为他剃头。李贽虽然没有正式出家，但是却一直保持着剃头的习惯。当侍者拿着剃刀准备给李贽剃头的时候，李贽趁侍者不备，突然抢过剃刀，转手就朝自己的脖子抹去，鲜血顿时喷涌而出，溅了李贽一身。侍者惊呼道：“师傅，您这是何苦啊？”李贽痛苦地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因为他把喉管割断了。侍者拉着李贽的手问道：“师傅，您疼吗？”李贽摇了摇头，用手指在侍者的手心上写道：“不疼。”侍者又问：“师傅，您为什么要自杀呢？”李贽用手指继续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由于李贽只割断了自己的喉管而没有割断动脉，所以直到第二天深夜的子时，才慢慢闭上眼睛，结束了他极具争议，却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大家一定会问：李贽为什么要用如此惨烈的手段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着不同的解释。据明朝官方史料记载，李贽是“惧罪不食死”（《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九），意思是，害怕被治罪因此绝食而死；可是，更多的人说，李贽是被封建专制制度迫害致死的。可是，李贽明明是自杀的啊！那么李贽究竟为什么自杀呢？对此也有不同的解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因此李贽之死成为大明王朝的一个谜。为了解开这个谜，就让我们从李贽被捕入狱的罪名说起。
万历三十年，闰二月二十三日，一位名叫张问达的礼部都给事中，给万历皇帝朱翊钧上疏弹劾李贽，列举了李贽四大罪名。当时李贽虽然是朝廷四品官员，曾经担任过云南省姚安知府，但是，他已经退休十几年了。这位张问达其实并不认识李贽，与李贽之间也不存在个人恩怨，那么，张问达为什么要上疏弹劾李贽呢？让我们逐条分析一下张问达弹劾李贽的罪名，也许能够找到答案。
张问达弹劾李贽的第一项罪名，惑乱人心。
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九）在这第一项指控中，包含了诸多罪名，让我们逐一加以辨析。
先说所谓“壮岁为官”吧。真不知道这位张问达是怎么想的，“壮岁为官”实在是表明李贽一生坎坷，怎么会作为罪状呢？也许张问达是在嘲笑李贽仕途坎坷吧。其实，李贽之所以“壮岁为官”，完全是因为他的出身。为什么呢？因为，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世代经商的家庭，可是到李贽父亲这一代却没落了。李贽的父亲只好当私塾先生养家糊口。显然，出身于一个没落商人世家，就意味着李贽的仕途会非常坎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历代王朝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虽然有钱，可是社会地位却很低，所谓“富而不贵”。那么，作为没落商人的后代，就不但社会地位低，而且生活困难。
嘉靖三十一年，即公元1552年，李贽考中了福建乡试举人，当年已经二十六岁了。可是，因家境贫寒，无力赴京会试，再加上养家糊口的压力，李贽只好以举人的资格踏上了仕途。明朝选拔官员对功名的要求很高，四品以上的官员必须是进士，而举人也就只能从从九品小官干起，四品就到头了。
可是，即使是从九品的小官，李贽也在家苦苦候补了四年，直到三十岁，才被任命为河南辉县的县学教谕，这是官办学校的老师，算不上官职。嘉靖三十九年，即公元1560年，李贽到南京任国子监博士。“国子监”相当于今天的国立大学，国子监博士就是大学教授。可是，这教授只当了三个月，李贽的父亲在老家泉州病逝，李贽只好回乡奔丧，并且要守孝三年，这就叫“丁忧”。
嘉靖四十一年，即公元1562年，李贽守孝期满后，把家搬到了北京，借别人的房子住，并且靠教书维持全家的生活，同时等待朝廷指派新的职务。当时李贽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一家八口，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一年以后，总算得到了太学博士一职，可是，上任不久李贽的祖父去世了，还没等动身回泉州，李贽的二儿子又病死了。
更严重的问题是，李贽要回老家守孝三年，就得辞去工作，也就没有了收入，李贽的家属在北京根本无法生活，李贽只好把妻子和孩子安置到曾经工作过的河南辉县，并把友人帮助办丧事的钱分一半给妻子买些田地，让她们自食其力。守孝三年后李贽回到辉县，迎接李贽的只有妻子和大女儿。他的两个小女儿和两个儿子，都因病饿而死。此时夫妻相见，真是欲哭无泪啊！
万历五年，即公元1577年，李贽出任云南姚安知府，官居四品，这是他一生中担任的最大的官职，由于没有进士功名，李贽的仕途到头了。这一年，李贽五十岁。通过李贽的经历，我们完全可以体会这“壮岁为官”所饱含的艰辛，可是这却成了张问达攻击和嘲笑的内容。
再说说“晚年削发”。李贽退休之后，不愿意回祖籍福建泉州，开始了他在全国各地寻师访友，讲学论道的生活。万历十六年，即公1588年，李贽来到湖广今湖北的麻城县，当时正值盛夏。有一天，天气特别热，李贽头皮发痒，怎么挠都不解决问题，而且汗水混杂着头皮屑，污秽不堪。这对于李贽这样有洁癖的人来说，真是忍无可忍。这个时候，李贽瞧见他的侍者，一个服侍他生活的小和尚正在剃头，于是就让他帮自己把头发也剃光。侍者自然拗不过李贽，就给李贽剃了个光头，李贽顿时觉得非常清爽痛快。可是，人们却以为李贽出家为僧了。
一个六十二岁的前四品朝廷命官在本地出家了！这在当时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麻城知县听说消息之后，亲自登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哀求李贽留头发。可是，这头发不是说留就能长出来的，李贽也只能表示歉意了。其实，李贽根本没有出家，他只是将自己的头发剃了，并没有履行出家人的手续，而且胡须还依然留着。可没想到却成了张问达指控的罪名。
再就是李贽出版的《焚书》《藏书》和《卓吾大德》等书，也都成了李贽的罪名。李贽虽然号卓吾，但据我所知，李贽根本没有出版过《卓吾大德》一书。以李贽的人品，也不会称自己为“大德”。不过，《焚书》的确是李贽的文集，收集了他做于不同时期的文章，表达了他在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的观点；《藏书》主要是李贽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这两本书在当时绝对是畅销书，因为观点真的是离经叛道。
张问达因此上疏弹劾李贽惑乱人心。
那么，李贽怎么个惑乱人心呢？主要是李贽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的确离经叛道。根据张问达的指控，内容大致有以下几项：
其一，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
吕不韦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宰相。李贽认为，吕不韦是秦始皇的生身父亲，因此，秦实际上已经被吕不韦所灭，吕不韦身后的秦国以及后来的秦朝，都是吕氏的天下。
李园是春秋时期楚国人。楚国的考烈王没有儿子，李园将自己的妹妹通过楚国的宰相春申君，进献给考烈王，李园因此成了国舅。当考烈王死的时候，李园发动宫廷政变，杀了春申君，立自己的儿子为王，他就是楚幽王，楚国的江山也因此改了血统。
李贽认为，吕不韦和李园虽然都是小人，但是他们都很有智谋，完全可以被明君所利用。在李贽看来，小人往往有才，人的才能是很难培养的，只要领导英明，就能够驾驭他们，利用小人的才能，达到自己目的。这种观点，即使是今天也很难被人接受，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就更具有颠覆性了。虽然在现实政治中，帝王都在利用小人的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让统治者公开承认这一点，就相当困难了。
张问达指控李贽惑乱人心的第二个理由，以李斯为才力。
意思是，李贽认为李斯很有才华和能力。大家都知道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了全国，是秦朝第一任宰相。但李斯却是“焚书坑儒”的建议者，历来名声很坏。李贽赞赏他，仅仅是同意李斯变法的观点，认为不同的时代，使用不同的方法治理国家。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至于，对李斯“焚书”的建议，李贽评价道：“卒自殒身灭族者，宜矣！”（李贽：《藏书》卷二）意思是，最后落得个身死灭族的结局，活该！显然，张问达的这个指控是不成立的。
张问达指控李贽惑乱人心的第三个理由，以冯道为吏隐。
冯道是五代时期人，曾经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为宰相，先后效力十位皇帝，期间还向辽太宗称臣。儒家强调“忠臣不事二主”，因此，冯道的名子在宋以后，成为“无操守”的代名词。可是，李贽却称赞他为“吏隐”，就是“大隐隐与朝”的意思。那么，对冯道这种声名狼藉的人，李贽为什么称赞他呢？李贽引用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来解释冯道的作为。李贽认为，“社”作为土地是用来安民的，“稷”作为庄稼是用来养民的。能够使民得到安养，君臣才算尽到责任。当君主不能安养百姓，只好由大臣来完成这个任务，这个人就是冯道。冯道不管君主是谁，都在尽为臣的责任。正是因为有冯道在，四个王朝不断更迭，十位皇帝轮班上岗，虽然有战争，却并没有发生争城之战，因此，使百姓免于战争之苦，这正是冯道尽为臣责任的结果。这种观点，即使在当代社会也很难被众人接受，更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李贽的确太超越时代了。
张问达指控李贽惑乱人心的第四个理由，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之间的爱情故事，中国人可谓家喻户晓。然而，在道学家们看来，卓文君是寡妇，再嫁是不守妇道；与司马相如私奔，是不遵父命。可是李贽却认为，如果卓文君恪守妇道，那就会失去司马相如这位佳偶，因此夸卓文君的私奔是“忍小耻而就大计”（李贽：《藏书》卷二十九）。意思是，为了个人的幸福，可以不顾脸面。这种观点在今天并不稀奇，在当时的确很出格。
张问达指控李贽惑乱人心的第五个理由，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
秦始皇在中国古代的主流话语中，是一位绝对的暴君。可是，李贽却赞美秦始皇是“千古一帝”。为一位历史上的暴君叫好，自然成了他被指控的罪名。其实，李贽从来没有说过秦始皇是“千古一帝”的话，只是在他的《藏书》中，将秦始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在第一名而已，显然，张问达对李贽的这一指控完全是欲加之罪。
张问达指控李贽惑乱人心的第六个理由，以孔子之是非不足据。
意思是，不能以孔子的标准评价是非。李贽并没有否定孔子的意思，只是把孔子当作历史上一位思想家、教育家和学者。李贽尊敬孔子，只是反对把孔子奉为神圣不可冒犯的偶像，反对把孔子的只言片语当成扼杀人们思想的工具。这种观点，现在看来完全正确，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确是大逆不道的。
张问达在上疏中弹劾李贽的第二项罪名，肆行不简。
意思是，行为放荡。那么，李贽怎么个肆行不简呢？据张问达的指控，李贽的放荡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与无良辈游于庵院。
意思是，李贽带着一些品行不好的人，到佛教庵院里游玩。其实，这纯粹是恶意诬陷。真实的情况是这样，李贽有一位朋友叫周柳塘，他在麻城附近的龙湖建有一座宅院作为佛堂，取名“芝佛院”。周柳塘请了一位法号无念的和尚，在芝佛院当住持。而这位无念和尚又尊李贽为老师，因此，李贽就成了芝佛院的“祖师爷”。周柳塘有意将这座宅院赠给李贽，希望他在这里颐养天年，弘扬佛法。朋友如此美意，却成了张问达指控李贽的罪名。
张问达指控李贽肆行不简的第二个理由，挟妓女白昼同浴。
意思是，李贽带着妓女大白天一起洗澡。张问达的这项指控倒也不是空穴来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贽的弟弟为了照顾李贽的生活，抛家舍业地从泉州来到麻城。一个男人单身久了，想去青楼会妓女，征求李贽的意见，李贽居然同意了。这当哥哥的有些太宽容了。不过，中国古代文人到青楼会妓女是时尚，本来构不成李贽的罪名，因此，张问达指控李贽“挟妓女白昼同浴”，纯粹是诬告之词。
张问达指控李贽肆行不简的第三个理由，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
意思是，李贽勾引当地绅士家的女人，在佛庵里宣讲佛法，这些女人中有人居然带着被子枕头住在了庵里。这个指控很阴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称为“庵”的地方住的都是尼姑，当地绅士家的女人去听佛法并且住在庵里也无妨。可是，说李贽在尼姑庵里给女人讲佛法，并且一起住在庵里，这就纯粹是恶意诽谤了。不过，李贽在芝佛院讲佛教，的确吸引了许多当地大户人家的妇女，在麻城一带引起了不小的风波。而绯闻的指向，是麻城名门望族梅国桢之女梅澹然。
梅澹然守寡之后，借学佛排遣内心的孤独，以寻求精神解脱。后来梅澹然出家为尼，为了探讨佛法拜李贽为师，有时书信来往，偶尔见面请教。可以想象，一个年轻的寡妇与一个独身的男人，虽然是将近七十岁的老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以这样的方式交往，很容易产生绯闻。
可是，李贽根本不管旁人怎么看，坦然地与梅澹然交往。他夸梅澹然是“出世丈夫”。他认为自己与梅澹然的交往，是非常自然的事。他说：鳏寡孤独，圣人都会怜悯。要写道德文章，我绝不会输给前人。可是，在这深山之中，就是禽兽也知道喜欢异性，何况人呢？“此而不容，无地可容此身矣！”（李贽：《续焚书》卷一）意思是，如果因为此事这里容不下我，那我就没有地方能够容身了。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人，面对世间的舆论，毫不掩饰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李贽活得够坦诚。
坦率地说，李贽与梅澹然在心灵上是非常亲近的，不仅有师生之谊，也不排除异性之间的情意，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李贽是很重精神生活的人。他有一位贤妻，有过日常的夫妻生活，却未曾有过爱情。患难相扶四十余年，李贽的妻子黄氏对丈夫的志趣根本无法理解。对李贽退休之后不回老家泉州，却四处讲学求道，更是不赞成。最终，黄氏撇下李贽一个人，与女儿女婿一起回了泉州老家。在李贽孤独的生活中，身边出现了一位有违俗之胆、求学之志、悟道之慧而且又敬重自己的女性，感情丰富而强烈的李贽，又如何能够无动于衷呢？
有一段时间，李贽为了逃避迫害，避免嫌疑，离开了龙湖。可是，当他接到梅澹然请他回龙湖的信时，不听朋友们劝阻，义无反顾地再次回到龙湖。李贽觉得，人家一个弱女子都不在乎舆论的压力，我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有什么可怕的！敢爱敢恨的李贽，真正的大丈夫！李贽去世之后不久，梅澹然也抑郁辞世。梅澹然的抑郁辞世，透露出她对李贽在精神上深深的依恋。
当然，与李贽书信往来的女性不止梅澹然一个，还有她的姊妹妯娌等等女人。这些女人，都是当地绅士家的姑娘媳妇。他们的交往是光明磊落，无可指摘的。李贽最后将这些往来的书信，全都收在自己的文集之中公开出版。显然，张问达根据道听途说对李贽的指控，根本不能成立。
张问达在上疏中弹劾李贽的第三项罪名是，信奉佛教。
1.儒生的表面文章
自宋朝到明朝，几百年来，儒生们都在做一个表面文章，就是“僻佛老”也就是批判佛教和道教。为什么说是表面文章呢？因为，这些儒生内心很喜欢佛教和道教，出入佛老，甚至沉迷其中，可是在表面上，却对佛教和道教进行批判。由于明朝的皇帝大多信仰道教，因此，信仰佛教就成了被弹劾的罪名。
其实，李贽这个人的信仰很复杂，他出生在泉州，祖上有波斯人的血统，自小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他有位叔祖是道教徒，对李贽也产生了影响。在李贽的成长过程中，他一开始并不喜欢儒家思想，后来为了考功名，不得已才读儒家的书。
李贽四十岁在北京礼部任司务的时候，有一天，礼部的一位官员拿出一本《金刚经》对李贽说：“这是不死的学问，你也不想讲求吗？”这世上还有这样的学问？这位官员的一句话，让李贽怦然心动，从此开始迷上了佛教。可是，李贽当时接受的佛教却并非佛教正宗，而是被称为“狂禅”的旁门左派。
所谓“狂禅”是指佛教禅宗发展到五代时期出现的一种异端。狂禅的主张是：无心则无戒，只要心中无物，任何清规戒律统统不放在眼里。其特点是：语言上信口开河、行动上放荡不羁、思想上冲破传统。有这样一个传说，可以形象地说明狂禅的特点：
有一天，一位法号丹霞的禅师来到慧林寺住宿，因为天气太冷他把寺内的木雕佛像劈了烧火取暖。慧林寺的和尚见状暴跳如雷，他大声喝斥道：你好大胆，竟敢烧佛像！
丹霞禅师不动声色地说：我想看看这佛像能不能烧出舍利子。
慧林寺的和尚说：木佛怎么可能烧出舍利子？
丹霞禅师说：既然烧不出舍利子，那么把另两尊佛像也拿来烧了吧！
舍利子的本意是火化后的骨灰，据说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后火化，烧出五光十色的舍利子来。佛的舍利子究竟是什么东西无人解释得清楚。然而，能否烧出舍利子却成为是否是佛的标准之一。木雕佛像烧不出舍利子，自然就不是佛，所以无需崇拜。李贽信仰的就是这样的佛教，并且被称作“狂禅教主”。别说儒家和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不喜欢李贽，即使正宗的佛教徒，也会对他群起而攻之。
张问达对李贽的第四项指控是，李贽有可能进京城。
在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的时候，李贽已经辗转来到北京附近的通州住了很长时间了。因此，张问达十分紧张地在给皇帝的上疏中说：“通州距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九）意思是，通州距离北京只有四十里了，一旦李贽进入京城，在湖广麻城发生的事情，将会在北京发生，显然，张问达将李贽视为洪水猛兽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这样的结论，张问达弹劾李贽的罪名，要么是观点不同，要么就是无中生有，要么是造谣诬蔑。人们一定会问：张问达究竟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与李贽过不去呢？
张问达，陕西泾阳县人，万历十一年的进士。曾经担任过两任知县，因为政绩很好，因此提升为刑科给事中。显然，这位张问达是一位朝廷的言官，职责就是专门监督和弹劾朝廷百官的。
说起当言官，这位张问达还真的是尽职尽责。比如，万历二十年，即公元1592年四月，宁夏镇副总兵，蒙古族人哱拜发动了叛乱，几天之内连克数城，“全陕震动”。明朝政府派部队围剿哱拜叛乱。张问达给皇帝上疏，请求免去陕西全省未交纳的赋税，这个建议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批准。可见，张问达是一位心中想着百姓，敢于为民请命的人。
后来，他又担任工科给事中。正好赶上万历皇帝重修乾清宫和坤宁宫，不但劳民伤财，而且为太监提供中饱私囊的机会。因此，当皇帝还要重修皇极殿、建极殿和中极殿的时候，张问达上疏请求停止皇宫建设，这次没有得到皇帝的批准。但是，这并不影响张问达遇到问题继续直言进谏。
不久，张问达又给皇帝上疏了，劝皇帝停止派太监征收矿捐矿税。因为，皇帝派出的太监们，恣意横行，竭泽而渔，中饱私囊，大发横财，直闹得民怨鼎沸。而且，这些太监由皇帝委派，直接向宫廷内库进奉，不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监督，形成了财政上的巨大漏洞。那些不怕丢官杀头的人，前仆后继上疏劝谏，恳请召还太监，停征矿捐矿税。其中就有这位礼部都给事中张问达。
显然，张问达是一位敢于直言进谏的好官，既然是位好官，为什么要用造谣诬蔑的方式弹劾明末思想家李贽呢？张问达在上疏中最后建议皇帝，传令各有关部门和全国各地方政府，彻底焚毁李贽的著作。正是这最后一项建议，暴露出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的真正动机，一句话：文人相轻。面对李贽著作的畅销和李贽在民众中如日中天的影响，很多文人的内心十分不爽，正是文人的醋意，导致了张问达编织罪名，上疏弹劾李贽。
已经多年不问政事的万历皇帝，对张问达的上疏非常重视。皇帝并不理会勾引妇女这类罪名，抓住张问达上疏中涉及的政治问题，给锦衣卫下达了圣旨：“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九）意思是，李贽胆敢宣传叛逆思想，影响社会和百姓，立刻命令东厂、锦衣卫和五城守卫，逮捕李贽并且治罪。同时命令有关方面，将李贽的书无论出版还是未出版的，统统予以烧毁，不许保存。如果谁敢私藏，鼓励言官揭发，朝廷一并治罪。皇帝的圣旨一下，一队锦衣卫直奔通州而来。
当年已经76岁的李贽，此时正寄居在通州城北门外马氏庄马经纶的家中。李贽当时已经卧病三个月，截止李贽被捕那天，他已经几天粒米未进，还不断呕吐。请医生诊治，李贽脉象混乱，医生也诊断不出李贽究竟患的是什么病。总之，李贽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了。
正在床上躺着生病的李贽，听说锦衣卫来了，猛地坐起身来，大声地说：“这是为我而来的！”他挣扎着下床，摇摇晃晃地走到门口，吩咐马经纶：“给我取块门板来。”李贽刚躺到门板上，锦衣卫便冲了进来。李贽对抬门板的马家仆人说：“快走吧！我是罪人！不能在此逗留。”
可是，马经纶却坚持要和李贽一起进京城。李贽瞪着眼睛喝斥马经纶道：“您是被放逐出京城的犯官，按照当朝律法，岂能再进京城？家里还有高堂老父，不可枉送性命，不要做傻事！”马经纶说：“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就是窝藏妖人的人。要死一起死，先生要是不在人世了，我不会一个人独自留在这世上的！”
李贽拗不过马经纶，只好同意他与自己一起进京城。一行人抬着门板上的李贽刚出通州城，数十名马家仆人追了上来。这些人奉马老太爷之命前来阻拦马经纶。他们当道而跪，恳求马经纶不要自投罗网。可是，马经纶义无反顾，扶着门板，守护着李贽向京城进发。路途颠簸，半道上李贽就昏迷了；当抵达监狱时，李贽的脉搏已经很微弱了。
第二天提审，李贽被半掖半拖地带到大堂，气息奄奄地躺在冰冷的地上。大金吾，相当于城防司令问李贽：“你为什么乱写一些书呢？”李贽回答道：“我写的书太多了，这些书都在，对儒家思想有益无损。”大金吾笑道：“你这老头真够倔的。”可是，判李贽什么罪呢？因写书、出书犯罪，这在大明王朝的历史上还没有先例，翻开《大明律》也找不到相应的罪名。
锦衣卫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就建议将李贽押解回原籍。张问达在给皇帝的上疏中，弹劾完李贽的五项罪名之后，也建议朝廷将李贽押解回原籍。显然，当时无论是皇帝还是朝廷都没有要杀李贽的意思。
那么，李贽为什么要自杀呢？据我分析，李贽自己对自刎诏狱的结局不但有思想准备，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结局正是他自己期望的。我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有几个理由：
理由一，李贽的心情十分平静。
李贽被带回狱中，他并不觉得痛苦，相反心境相当平静，似乎这一切来得那么自然，他早有思想准备，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并且，不觉得悲哀，甚至有几分欣喜。比如，李贽在狱中咏道：“万里无家寄旅村，孤魂万里锁穷门，举头喜见青天上，一大圆光照覆盆”。（李贽：《续焚书》卷五）意思是，离家万里寄宿在乡村，孤独的灵魂潦倒穷困，抬头喜看晴朗的天空，一轮明月亮如银盆。这首诗虽然写得不怎么样，却真实地反应了李贽在这阴森的诏狱中的心情。
理由二，李贽感到一种满足。
身陷囹圄的李贽怎么会感到满足呢？因为这个结局正是他所期待的。比如，他曾经在诗中这样写道：“多少无名死，余特死有声。只愁薄俗子，误我不成名。”（李贽：《续焚书》卷五）意思是，多少人死的无声无息，可是我一定要死得轰轰烈烈。只担心周围这些凡夫俗子，耽误我成不了名。
理由三，李贽渴望这一天。
显然，李贽在追求一种轰轰烈烈的死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死在天子诏狱，这是李贽多年来的渴望。比如，万历二十四年秋天，也就是李贽被捕入狱的六年前，李贽的好友汪可受，时任山西督学，得知李贽到了山西沁水，便来看望李贽。交谈到夜深，汪可受问：“先生如何考虑自己死后的事情？”李贽说：“如果能够荣耀地死在天子诏狱中，就能成就我的一生了。”说完这话之后，孩子似地拍着手说：“那时名满天下，快活快活！”汪可受不以为然，只当他在说梦话。可是，这一天真得还让李贽等到了。
万历三十年三月十五日，从锦衣卫传来消息，朝廷决定将李贽押解回原籍福建泉州。李贽一大早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失望了，他要死在天子诏狱中的愿望要落空了，因此，才在侍者给他剃头的时候，趁侍者不备，夺下剃刀自刎而死。可以说，李贽之死，有封建王朝迫害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不是畏罪自杀，也不是反抗迫害，而是追求死在天子诏狱，死得轰轰烈烈，因此他才选择以最惨烈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死的方式与李贽叛逆的思想完全一致。
那么，大明王朝还有什么疑案呢？我们以后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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