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著名的封疆大吏，曾国藩在世时，就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也有“曾剃头”、“曾屠户”的恶名，官至总督、武英殿大学士。
清政府在他死后给定的谥号文正，这谥号体现了曾国藩的地位。
曾国藩是一个矛盾综合体，但又是一个很厉害的官员，武功更是因为平定太平天国有功，被封为封一等毅勇侯。
张宏杰在《曾国藩的经济课》里，通过曾国藩留下的家书等资料查证了曾国藩在当官期间的收入和支出，以及收受贿赂，和在平定太平天国期间筹集饷银的情况，了解到一个复杂的曾国藩。
作者利用了大量详实的数据，清晰表明了曾国藩的经济状况，贪和廉都有了一个标尺
从书里列举的数据，可以观察到很多细节，从里面也能够发现曾国藩的人格魅力，了解到曾国藩不平凡的一生。
1.曾国藩是一名理想主义者。
什么是理想主义者？
同治七年二月十五日，（两江）总督曾国藩在日记里写了这样段话：
“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人福之门。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优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觉处处皆有善气相逢。如自觉我已无愧无心，但觉他人待我太薄，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
警醒自己：人要常怀愧对之意，指的是一个人在各种利益面前要知足，懂得受之有愧。
曾国藩这段话是针对方苞的一个观点而引申的，看似是读后感，其实表达了自已做人的一种理念。
其实这里的情况，未尝不是曾国藩对各种恩情的反思，能够知足、感恩、反思，才会让曾国藩在宦海沉浮里，虽然经过多次贬斥依然没有忘记初心，才会有大的作为。
不随便索贿也在《曾国藩的经济课》里也有详细的叙述。
曾国藩自28岁中进士后，从30岁进入翰林院，一直到42岁，他一直是一名京官。
因为清朝实行的“薄俸制”，31岁时，他的一则日记写到：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
别敬就是外省官员进京办事，送给京官的红包，这在当时算是半合法的收入。曾国藩和别人聊天时听说有人拿了很大一笔别敬，晚上就梦到别人发财，自己羡慕不已。
曾国藩好好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把这件事写进日记里警示自己，告诉自己不要贪污。
长安居，大不易。翰林在北京的生活，因为是官员，日常的交友，衣食住行都要比普通人高，所以花费也大，但是曾国藩不愿意贪污，所以曾国藩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巴。
曾国藩作为京官里的翰林，后面还到41 岁的曾国藩身兼礼部、工部、兵部、刑部四个侍郎，但依旧俸禄不高，因为京官主要靠灰色收入，也就是贪污，来保证自己的收入。
如果他要是贪污的话，他也可以过得很好，但是他不愿意，所以在他41岁给弟弟的信里，但是在给弟弟们的家书中，曾国藩说自己今年腊月过得十分窘迫，至少要找人借二百两银子才能过年。
到42岁那年，曾国藩的母亲去世，按照礼制，曾国藩回乡守孝，结束了十二年的京官生涯，他走的时候，却还欠着在京同僚、好友甚至店铺的账。这些账，一直到十多年后曾国藩当上总督，才有力量全部偿还。
不是不能贪污，只不过是不愿意，曾国藩在京官期间一直这样做，水至清而无鱼。像曾国藩这样的人，在贪官横行当时的满清，曾国藩也因此受到了排挤。
42岁那年，曾国藩回乡丁忧，也拉开了曾国藩作为湘军军事领（袖）的生涯。这一次是被动的。
2.曾国藩是一名现实主义者。
从43岁到54岁，他是一位军事领（袖），从无到有创建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军队作战的士兵，就是曾国藩在家乡募集的士兵。
因为当时清军的绿营兵里，贪污腐败横行，绿营兵军官贪污士兵的军饷，却让士兵自己去做生意，甚至走私来牟利。
曾国藩募集的乡勇，他了解到如果湘军像绿营兵那样，那么士兵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所以他实行的是高薪制度，当时给湘军的饷银是一名普通湘军士兵的收入是每月四到六两白银，是国家正规军的三倍，甚至高过大搞副业（经商、走私）的绿营兵。
这样，士兵就没有生活压力，可以专心训练，这就为湘军形成战斗力打下了基础。
对于湘军军官，曾国藩更是采用高薪养廉的政策，一名湘军中级军官，一年的收入是一千八百两白银，已经高过了绿营兵里像提督这样的高级军官。而湘军中一名统率一万人的高级军官，一年的收入更是高达五千四百两。
他手下的兵将里，有特别能打仗的，叫鲍超，当时曾国藩五十岁生日那年，他送了很多礼物给曾国藩，曾国藩只留了一顶帽子，剩下的都退回去了。
这么高的饷银是需要曾国藩去想办法筹集的，当时朝廷也没有啥钱，就允许曾国藩通过盐引挣钱。
曾国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高收入是保障湘军战斗力的根基，也明白钱财最能激发部下的积极性，所以对于一些湘军将领纵兵抢劫，他也只能听之任之。
甚至在曾国藩当总督期间，也收受贿赂，只不过这只是他处理官场生活的一种方式而已，对自己的要求依旧很清廉。
1857年也就是咸丰七年，曾国藩的父亲去世，照惯例他要去丁忧守制。当时满清皇帝咸丰帝一开始是想挽留曾国藩的，但没想到，他竟然想借此要挟皇帝，要咸丰给他督抚大权，做湖广或者江淮地区的一把手。
他甚至还声明，你皇帝要是不给督抚大权，那我曾国藩就不干了。咸丰帝本来就看不上曾国藩的处事风格，这个事情一出，皇帝就决定收回曾国藩的兵权，让他回老家守孝。
曾国藩回家后，仔细思考了自己所作所为，也对自己有了更充足的认识，他结合了道家的无为和辩证的思想，真正理解了老子所说的“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道理。
他认识到：那些性格上过分要强的人往往是经不起外部挫折的打击，因为他们对自己期望过高，人性本来的弹性都没有了，所以失败可以轻易折断他们的意志。相反，那些看似性格柔弱，能够基于现实踏实做事的人，反倒可以在社会潮流中捕捉到机遇，成就大事。
后来清军攻打太平军不利，让曾国藩夺情复出，这个时候曾国藩变得更加圆融，后边的的事情处理得也更加顺手。
最终攻破太平天国首府，立下了很大的功勋。
3.曾国藩兼顾理想、现实，才成就了独一无二的自己。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像明朝的海瑞一样的清官，不适于参与实际权力运作的，皇帝会把这样的清官当作政治摆设，当作朝廷的装饰，但是清官往往难以实现大的建树。
就算皇帝支持，制度失衡下，也有一批底层官员只为了钱来办事，因此，他们也会拼命阻挠清官，这样才能维持让自己获利的规矩，你是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清官了，不就更显得那些贪官更污秽了么？
当维护运转的秩序都围绕着贪污所运转，在这个大染缸里，还想扑腾出一朵朵水花来，需要不一样的风采，更要有不一样的能力和胸怀。
曾国藩是一个兼顾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人。他做事不重虚名，重视效果。他知道以一己之力，无法扫除千百年来的陈规陋习，因此，为了完成自己的事业，他也只能一定程度上和势利小人和解，使其为其所用。
自污其实跟自嘲有一样的效果，都是自己主动采取的，都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都是降低了自己的风格，但是帮助自己成就一番事业。
尽心做事的人，在做事的过程中一定会让人看出软肋。难得的是，曾国藩自己的心没有变化，无论境遇如何，他对于金钱仍一丝不染，外浊内清，正是他为官的表现。
直到去世五年后，曾国藩的二儿子曾纪鸿病重缺钱医治，托左宗棠向曾国藩的老部下借钱，向来骄傲的左宗棠，在给家人的信里说，如此一位重臣，他的儿子却这样贫困，可见曾国藩的清廉，是后人的楷模。
曾国藩做事的智慧和个人的道德，如何更好地融合，更好地知行合一，曾国藩给我们作出了表率，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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