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家 苏士澍
世人多说苏士澍为启功先生高足，苏士澍回答，高足不敢当，学生是千真万确的。苏士澍与启功交往30年，着实学了不少真本事。
苏士澍第一次见到启功，是20世纪70年代初，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苏士澍随蒙师刘博琴到北京中山公园参观书法展，第一次见到启功。苏士澍回忆，启功带了一个专门治疗颈椎病的“脖套”，说话声音不大，而且非常谨慎，对展览没有过多的评论。启功说自己可以经常写字了，但没有什么合意的印章。刘博琴表示要为他刻制两枚。启功很感激，说最好是轻便又禁磕碰的。刘博琴指着苏士澍说好办，刻好了就让他给您送过去。启功问过姓名，还给苏士澍道谢。
刘博琴为启功刻印，费了一番心思。印章是有机玻璃材料的，都是两面印,符合轻便又禁磕碰的要求。印章刻得金石味道浓厚，启功赞不绝口。他详细询问了苏士澍的身世和学习情况。这次聊天比中山公园轻松多了，还很幽默，让苏士澍忍俊不禁。这两枚印章，此后成了启功的常用印。受此影响，苏士澍自己也用两面印，一直至今。
送印之后，苏士澍经常走进小乘巷80号的两间小南房，向启功请教。尽管苏士澍学的还是刘博琴的篆书、隶书，启功仍给了很多指点，尤其是鉴定方面的知识，他含蓄地告诉苏士澍，民族文化总是要光大的，读书必不可少。
启功对待书法态度上的“不迷信”对苏士澍影响很深。
苏士澍曾向启功请教，启功说，你写你的，我写我的。只要能拿起笔来就写，挂到墙上好看，就算学出来了。苏士澍说，也就是这句话的鼓励，他才敢拿起鸡毫写大篆，并且有了点自己的样子。
还有一次在故宫，看颜真卿的《竹山堂联句》，大家心里觉得也不怎么好。启功身边有一碗茶，手一蘸，“士澍，看到唐人如何用笔了吧。有时候我们写字，一撇，一捺，特别是这一竖，都是直上直下，不对，稍微地斜一点，这么一来，就是笔这么一骨碌。告诉你士澍，这就叫唐人笔法，很简单。”
总之，没有那么神。
“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向来为启功所提倡。他教导苏士澍，能用最简洁的文字说明自己的观点和深刻的道理，这才是做学问的紧要所在，同时也是一些人望而却步的原因。苏士澍深以为是，并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一以贯之。
苏士澍说，启功把他的书法系列讲座称为“破除迷信”，把从古至今书法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都做了精到的批判，还专门有一篇《破除迷信十三讲》的著述，讲的都是看似最寻常的问题——执笔、临帖等等，可他却道得清楚，说得明白，用最直白的话讲最深刻的道理。文物出版社曾出版《启功题跋书画碑帖选》，有的挥洒千言，有的寥寥数语，都是启功独特的见解，精辟的考证，但也都是用最平和的文字讲出来的。这些，都是教给世人，不追求玄怪，不走弯路，以严谨的态度老老实实做学问的道理。
对比之下，苏士澍对当今书坛一些怪相提出批评——许多所谓“大家”披着“现代”的外衣，故弄玄虚，行为、作品无不乖张怪诞；许多理论家将简单的道理复杂化，明明是书法艺术，却非要联系上宇宙，掺和上新科技，上穷碧落，下及黄泉，前后五千年都关系到了，却找不到和书法的半点直接关系，直教人如在雾里云中，眼花缭乱。苏士澍说，稍稍冷静，就会得出二字结论——空洞。
在书画鉴定方面，启功曾提出书画鉴定的三个问题，一是书画鉴定有一定“模糊度”；二是鉴定不只是“真伪”的判别；三是鉴定中有“世故人情”。启功依此三条，写作《书画鉴定三议》一稿，可以说是他对鉴定工作的科学总结。苏士澍不仅把这三条作为书画鉴定的三原则，更把这些作为做人的原则。
苏士澍于鉴赏上偏爱碑帖拓片。碑帖拓片俗称“黑老虎”，可见其鉴赏之难。启功把有关鉴赏要点梳理成条讲给他听，30年间，苏士澍一张拓片、一本拓本向启功请教，得到不少具体的指导，一招一式都是秘诀。苏士澍说，启功把做学问和做人完全看作一回事，对于他来说，学问中闪烁人格的光芒，人格中蕴含学问的精深。
启功幽默，世人熟知。大家都说，启功的幽默是天生的性格，苏士澍对启功的幽默自有独到的认识—一是启功睿智反应快，比常人要快半拍；二是学识渊博，有足够的内存，有些话张口就来。比如有人称启功“大家”，启功说大家是大家伙，有人请启功做学术项目的总管，启功回答不行，大内总管是太监。有一次文物出版社举办了中国书法史论研讨会，与会者自然赞扬多多，启功总结时讲了一件事，他的窗前一度总有几个孩子在玩耍，影响到他。他就很和气地跟孩子们说，乖孩子，到那边玩去吧！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后来他听到有个孩子说，那老头儿总叫咱们乖孩子，咱们哪里乖啦！大家听了，不知道这和会议有什么关系，会场立刻安静下来，启功接着讲，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我也很困惑，我哪儿乖啦？
满场哄堂大笑。
还有一次，文物出版社编辑《启功书画集》，请启功审读大样，他一口气看完，活动了一下身体，说了几个字：“要节约用电了。”
苏士澍等听了只是点头，也不敢笑。后来一想，这句话包含了太多东西，既有时不我待的紧迫，又有珍惜时光的感慨；既是对自己的提醒，又有对别人的规劝，其中意味可琢磨的太多了。
刘博琴为启功所刻的双面印
苏士澍与启功更多的交往，是在文物出版社的工作交集中。
1976年，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和文物出版社都向苏士澍发出商调函，苏士澍两难选择，启功说，你喜欢书法，去文物出版社吧，那儿是最好的大学，不明白的问我。苏士澍没有学历，凭什么去出版社呢，他把自己跟随李卿云和启功时做的笔记交给了出版社，当时的总编辑金冲及就把他收下了。
苏士澍到了出版社，做得很漂亮的一件事就是编辑出版了《历代碑帖法书选》，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书之人没有不买的。这套书就是苏士澍到文物出版社后，与同事庞书田二人向启功、董寿平二位先生请教得来的启示，30余年已出版达上百种，印数千万册，成为不少书法爱好者的必备。在这套书的编辑过程中，大到碑帖版本选择，小到每一个图版说明，苏士澍时时向启功请教，学来不少真本事。
启功尤其关心书法教育。他一怕小学生不关心书法，二怕初学者走弯路。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启功就带着苏士澍等呼吁要加强小学生书法教育，他还尝试着带领书法家们在中小学语文教师中培训书法老师，坚持了三年多。但后来没能继续下去，苏士澍说，没有继续下去的理由很多，时间和精力不足，但主要原因还是当时全社会对书法的认识不像现在这样深刻，还有人批评“上书法课是增加学生的负担”。
苏士澍关心青少年书法教育，正是在启功的影响下。他不止一次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能拿出一套书法教材或者是教科书呢？在启功的亲自策划、苏士澍主持下，一套关于书法教学参考的丛书《汉字书法通解》问世。在出版《历代碑帖法书选》时，启功要求“用最便宜的价格，选最好的拓本，给全国的中小学生一个良好的范本”。为了让碑帖能装进学生的书包，启功还建议做成16开，方便学生携带和取用。
苏士澍把这份情怀带到政协，利用这个平台大声呼吁。2009、2014年两会，他代表全国政协书画室分别作了题为《加强青少年汉字书写刻不容缓》、《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的大会发言。这些发言对推动全国中小学书法教育尤其是书法进课堂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教育部出台规定，从2014年开始书法教育全面进入中小学课堂，有11家出版社编辑的教材入选。苏士澍说，这是个可喜的现象，是对政协委员履职的答复，也是对启功先生的最好回应。
在文物出版社工作多年，苏士澍说，启功先生给了他大量的指点和帮助。
1981年，文物出版社《书法丛刊》创刊，启功任主编。这个主编，并非挂名，而是实实在在做事情。稿件中有了问题,苏士澍总是去向启功请教,每次不仅在学问上解决了难题,在品德修养上也大为受益。《书法丛刊》曾发起召开了“第一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启功在会上发言，除了讲书法，还把《书法丛刊》的日常工作说了一遍，甚至把编辑部每一位成员的名字也说了一遍。会后，启功对苏士澍说，怎么样，我这个主编还称职吧！这令苏士澍大为感动，启功与文物出版社、与《书法丛刊》这样亲近！
2003年非典肆虐，启功给苏士澍打来电话，嘱他注意防范，还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念给他。启功提示苏士澍，我们不是医务人员，也应为非典做些贡献。于是，国家文物局出面，由启功带头向著名学者及书法家约稿，为抗击非典捐赠一批书法作品，苏士澍则带领文物出版社同仁，从约稿到出书仅用10天就编辑出版了《亲情问候》一书。
苏士澍对一件事情记忆深刻，有一段时间，日本二玄社想与文物出版社合作，复制辽宁省博物馆藏《万岁通天帖》。启功提醒说，这事不能做，这是主权问题。要做，也得将来自己做。苏士澍非常感激启功的提醒指点，经过努力，文物出版社早已能成功运用中国传统宣纸印刷几可乱真的复制品了，得到中日业界的好评。
苏士澍等尊启功为师，启功却相当谦虚。
苏士澍曾在日本组织过一次“启功师生展”，启功出谋划策，他说：“既然叫师生展，那我得把我老师抬出来”。他就拿出他的老师吴镜汀的作品。苏士澍等几人一起参加了展览，启功很高兴，笑眯眯地说没什么意见，但要改一个字行不行？苏士澍说当然没问题，启功说就改一个字，把“师生展”改成了“师友展”。苏士澍说，启功的谦虚，真是一种美德。
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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