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三十多年前的深圳特区是市场经济的一块试验田，那么，今天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就是金融自由化的一块试验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本周末就将正式挂牌了。
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棋局上，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枚举世瞩目的棋子。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自贸区本质上是金融体制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或者说是中国金融自由化的起点。在这里，“自由贸易”所引发的商贸物流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政策突破将落在金融自由化，包括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可兑换和利率市场化。换句话说，随着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及正常运营，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终于要实现了。
1990年，为了便利引进外资和促进对外贸易，我国设立首个海关特殊经济区域——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此后，大连、天津、深圳等地区相继设立了14个保税区，在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之后，各保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迅速达到了国际一流的水准。但在“重硬轻软”的规划思路下，各保税区形成的基本上都是以海关为主体，侧重于对货物监管和征收关税的管理模式，与之配套的金融服务则相对滞后，外汇资金管理缺乏完整的法律框架、跨境收支管理体系不统一、不完善，区内外汇政策及时调整能力不足。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贸易壁垒逐步放低，区外政策限制也随之大幅放宽，保税区非但“特区不特”，而且与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港模式渐行渐远。
从国际主要贸易自由港的实践来看，成为国际离岸金融贸易中心一般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其一，超国界的货物自由进出；其二，放开行业与经营方式限制前提下的投资自由；其三，以外汇自由兑换与资本跨境自由流动为基础的金融自由化。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自贸区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自由贸易港，主要取决于后面两个条件。换句话说，金融自由化是撬动“外高桥保税区”升级成“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支点。
首先，金融自由化是打造“自由贸易升级版”的必然选择。现有《保税区外汇管理办法》和各保税区自定的规则中对进口付汇规定较为严格，以企业实到资本为标准限制企业购汇支付额度，外汇支付手续要求严格，其主要出发点为防范偷逃汇，但实际效果是影响了区内企业经营的便利性，货在“关外”，钱在“关内”，金融制度和贸易政策脱节，使得金融服务成为自由贸易的软肋。上海自贸区在金融制度设计上如能做到与国外自贸区通行的一线放开（国境线），二线管住（与非自由贸易园区的连接线），将监管边界后移至特殊经济区域边界，区内所有金融业务按照离岸金融规则管理，将大幅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自贸区对各类企业的吸引力，为贸易自由化提供新动力。
其次，金融自由化是上海自贸区成为离岸金融中心的制度前提。从现有的政策倾向看，上海自贸区将率先试点人民币可兑换和资本项目开放。8月28日内陆和香港特区政府签署的《内陆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补充协议十，允许符合资格的香港金融机构按照内陆有关规定，在内陆批准的“金融改革先行先试”若干改革试验区内新设合资全牌照证券公司，且内陆股东不限于证券公司，上海自贸区作为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的区域，开始向外（合）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业务。要形成“离岸金融中心”，放开外国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限制，吸引足够的“离岸机构”入驻是前提，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离岸业务经营的政策环境。因此，放宽直至取消对自贸区同境外资本自由往来的限制，使之成为境内居民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窗口，同时也成为境外居民投资人民币证券的有效通道。
第三，金融自由化是控制资本项目开放风险的必出之牌。在当今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是为数不多的至今仍然实行汇率和利率管制的国家。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将导致国际市场资金出于逐利的目的大量进出，如何调节资本流动的方向及其规模，汇率和利率是非常重要的风险阀门。因此，和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相配套的，应该还有人民币汇率的进一步弹性化和更加彻底的利率市场化。如果说，三十多年前的深圳特区是市场经济的一块试验田，那么，今天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就是金融自由化的一块试验田。
随着经常项目开放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贸易自由化已然成为事实。下一个“改革开放试验田”要推动的，必然是与贸易自由化相配套的金融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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