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三代五王都笃信佛教，以"信佛顺天"为信条。佛教也渗透到吴越国方方面面，全国从上到下崇尚佛教。吴越国统治时间不到百年，但兴佛教、建佛寺却超过了杭州历史上的所有朝代，建有150多座寺院和数十座塔幢，吴越国也成为盛况空前的"东南佛国"。这也标志着吴越国的平安与繁荣。
吴越国时期杭州的佛教文化
杭州的佛教文化，始于两晋，盛在吴越。吴越时杭州有"东南佛国"之称。吴越佛教对杭州文化的发展影响甚大，后世有关西湖的诸多名胜古迹，神话传说，莫不与此有关;并且流传到日本、朝鲜，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往来。
五代时期的中国南北分裂，中原五代更迭，南方十国割据，兵革时兴，社会动荡，尤以北方为甚，北宋欧阳修说:"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五十三年间，易五姓十三君，而国亡被弑者，长者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出现"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的混乱局面。南方的吴越国，由于历代诸王采取"保境安民"，"网罗人才"等国策，实施兴修农田水利，奖励生产，发展海上贸易等有利民生的改革，使国境太平，社会安全，经济发展。
吴越国京城杭州，寺院林立，宝塔遍布，梵音不绝。《咸淳临安志》说:"九厢四壁，诸县境内，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十四州悉数数之，不能举目矣。"
吴越国时，在杭州创建和扩建的寺院，有据可查的就不下200所。现在我们所熟知的一些著名佛寺大都与吴越国有关:如灵隐寺，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至五代吴越时，已颓废倾圯。钱弘俶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特邀延寿禅师到杭州灵隐寺主持复兴工作，重建殿宇。经扩建，有九楼十八阁，七十二殿，共计1300余间，加以四面围廊，自山门绕至方丈，左右相通。灵隐寺因而中兴。下天竺寺，原由东晋时印度高僧慧理禅师创建，唐末遭兵火。钱缪于旧址改建五百罗汉院。中天竺，由印度名僧宝掌禅师于隋开皇十七年创建，钱弘俶于太平兴国元年(976)扩建，改名崇寿院。新建的大批佛教寺庙，至今犹在的有:净慈寺，为五代后周显德元年(954)钱弘俶所建，原名慧日永明院。寺院建成后，迎请衢州道潜禅师来寺居住。道潜奏请雷峰塔地下宫殿中的十六尊铜铸罗汉移到净慈寺供奉，扩建罗汉堂等。宋建隆初，延寿禅师从灵隐到净慈，共住15年，建树颇多，寺庙也因此成为西湖南山的名刹。凤凰山南麓的梵天寺，是唐天佑元年(904)钱镠造的，初名南塔，曾建高大木塔一座，迎来宁波阿育王寺的佛舍利在此供奉。寺塔造至第三层，就觉得摇摇晃晃，不敢再造第四层。有人请教当时的著名建筑家喻皓。经他点拨:第一层都铺上木板，然后把木板钉在木梁上即可。按法做去，果如所言。其他如九溪的理安寺、赤山埠的六通寺、灵峰的灵峰寺、南高峰的荣国寺、天竺山的上天竺寺、紫阳山的宝成寺、月轮山的开化寺，以及海会寺、昭庆寺、玛瑙寺、清涟寺等等，都是吴越国时建造的。
吴越国寺塔之盛，为南方诸国之首。
杭州在吴越时所建的寺塔，现在尚在的有六和塔等4座。六和塔在钱塘江边，月轮山南侧，于宋开宝三年(970)，吴越王钱弘俶请延寿禅师主持建造，用以"镇"钱江潮。塔高九级，50余丈，顶上装灯，赖以导航。塔中空，可登高观潮。北宋宣和三年塔毁，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重建。宝石塔在宝石山上，据说钱弘俶入宋，其舅吴延爽为祈祷保佑钱俶平安归来而建，初名应天塔，后改称保俶塔。雷峰塔在南屏山回峰上，又名西关塔，吴越国王钱弘俶之妃黄氏于太平兴国三年八月钱弘俶进京前所建，故称黄妃塔。此塔原拟建高1000尺的十三层宝塔，用来供藏佛螺发髻和八万四千卷经，后因财力不济，准备造七层;又信风水家言，只造了五层。以砖石为心，外建木构楼廊。后木栏毁，仅存塔心。于1924年9月25日下午1时半倒坍。因它同流传的美丽的神话故事白蛇传有关，人们至今还十分怀念。闸口白塔，用白石砌叠，仿木结构建筑，八面九层，塔身雕刻精细，为难得的建筑艺术品。另外，当时杭州的寺塔还有多处，如南、北高峰塔，南北对峙，可登塔远望，"观钱江如带，瞰西湖如环"。可惜早已倾圯。又如灵隐、净慈、报恩、光孝等寺内还有铁塔，用生铁铸造。现灵隐寺前冷泉亭边尚存一铁塔，可惜不知是何时的遗物。这一时期所建的寺塔，因鉴于木材易火，改用砖石，其结构仍模仿木塔，但附加雕刻，这是此时寺塔的特色。
吴越国历代诸王都热心奉佛护法，广度僧尼，为佛学崛起创造条件。
吴越国诸王对高僧法师都十分尊重，授以紫衣、法号，还常去问法，甚至一些政务上的疑难之事也去请教他们。同时，请他们广授戒法，"教化"民众。如钱弘俶请道潜禅师到王府授菩萨戒，一次就有几千人受戒，连钱弘俶本人也受了戒。开宝七年(974)延寿再次去天台传菩萨戒，求受者约万余人。他在永明院时，有3000多人从他学佛。从此，杭州僧尼剧增，一些大寺庙常住僧众数千人。
当时佛教界研习佛学的风气很盛，其中禅宗、天台宗、律宗等都有较大成就，出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高僧和佛教学者。
神宗是唐以来流传最广的一个佛教宗派，至五代，已分化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家，佛教史上称为"一华五叶"。其中以法眼宗在杭州影响最大。法眼宗创始人文益禅师(885-958)，出生于杭州余杭，7岁出家为僧，曾在明州(宁波)阿育王寺、福州三峰山等地参学修禅。后来到福建漳州，得到高僧罗汉桂琛的指教，长进很快，并吸取云门和曹洞两派禅法简明、细密的特点，创立了独自的家风，深得南唐元宗君主的尊重，迎请他住金陵报恩寺，传化佛法。他死后，南唐君主谥法眼法号，从此他所创的一家被称为法眼宗。当时，杭州研习修持法眼宗的人很多，其中继承和光大他学说的主要有德韶、道潜、延寿等。他们弘扬法眼宗教法甚为得力，跟从学习的常有几千人，同时也得到吴越王的尊敬和厚待。如德韶被命为国师，王府中的显贵也常与他住来。
天台宗为南朝智顗创立于天台山，后成为我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经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的两次"灭佛"运动，典籍散失，后继乏人。吴越国王钱弘俶采取德韶的建议，遣使臣去朝鲜、日本，请回天台宗教籍，从此，天台宗得以中兴。吴越国时，研习天台宗较有成就的主要有皓端、宗季、义寂、义通等，并都有多种天台宗论著行世。
关于律学，有南山律一派在浙江流传。著名的高僧有元表、赞宁等。元表律师原在长安西明寺参与法宝的讲席，广明中(880)来浙江宣扬南山律钞，杭州等地佛教学者纷纷前去听讲，其门人景霄深得奥理，著《简正记》二十卷，几经宣扬，形成了南山正宗。不久，西安法宝的高足慧则(835-908)亦来浙传授律法，影响颇大。其门人赞宁(910-1001)精研律学，很有造诣，被称为"律虎"，曾被任命为吴越国的僧统，主管全国僧众和宗教事务。他对宏传南山律宗贡献很大。
吴越时期由于崇尚佛教，当时的高僧得能博涉各宗，对各宗派理论广为研究，加以融会贯通。如延寿禅师，对天台、贤首、慈恩等教义都深有研究，他在净慈寺写成的《宗镜录》一百卷，罗列了各宗的学说，用以论证自己提出的理论。又如皓端、义寂等都是天台宗的大师，对律宗的教理很有研究，并将两宗会通为一体，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些高僧著书立说，将自己毕生的研究成果广传后世。延寿禅师的《宗镜录》，全书约有80余万言，引证了大乘经120种，诸祖语录120种，贤圣集60种，共计300余种，保存了许多宝贵的文献，为后世研究佛学提供了可贵资料。
由于佛学研习的盛行，很多学者还牵合儒家的经典来解释佛典，使儒者在思想上、修养上更多地受到佛教思想影响，宋代的理学即由此而崛起。
五代的佛教艺术，整体上并无大的发展，但仍有不少成就，对后世影响较大。
吴越国的石窟艺术，在杭州主要有慈云岭等5处。慈云岭在玉皇山东麓，原为登玉皇山必经之路。在慈云岭南坡石壁间，有五代后晋天福七年( 942)吴越国王钱弘佐所镌造石窟两龛。主龛内共七尊雕像，中间为阿弥陀佛，身披袈裟，右肩袒露。左侧为观世音菩萨，右侧为大势至菩萨。三尊雕像均结跏跌坐，下有莲座、须弥座，背后均有背光和顶光。两菩萨两侧又有两尊菩萨立像，再外侧为金刚立像，身披铠甲，右手执长柄宝钺，威风凛凛。龛内石壁镌有"飞天"，面向阿弥陀佛背光;飞天外侧为人首鸟身之伽陵频伽鸟，佛经称为"好声鸟"。龛楣镌有"七佛"，全结跏跌坐，莲花座下，祥云冉冉。左侧为文殊骑狮雕像，右侧为普贤骑象雕像，下又有两侍者，恭立左右。主龛右，另有小龛，中为地藏王菩萨，右腿盘屈，左脚踏莲花，光头大耳，恬静安样，左右两尊为闵阁老及其子道明像，龛楣镌"六道轮回"浮雕，这是杭州五代造像规模最大的一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石窟艺术。烟霞洞造像在南高峰下，洞内有石雕十六罗汉像。据《淳祜临安志》记载:"吴越王钱氏，忽梦僧告云:'吾有兄弟一十八人，今方有六，王可聚之。'梦觉，访得烟霞洞有六罗汉，遂别刻一十二尊，以符所梦。"正面洞壁三世佛坐佛、四尊协侍菩萨像以及洞右孔雀明王等，也是吴越国时所镌。另外，还有石屋洞周围刻的五百十六罗汉像、天龙寺阿弥陀佛三龛造像、飞来峰射旭洞内的弥陀、观音、大势至三尊小佛像，也都是吴越国时雕镌。
吴越时僧众中有诗、画名家。如画罗汉的名画家贯体、蕴能。贯休( 832-912)婺州兰溪人，7岁出家。他的书画都十分精绝。草书被人称作"姜体"。善画罗汉，胡貌梵相，庞眉大眼，丰颐降鼻，形象奇特。现杭州孔庙内尚存他画的罗汉刻石十六方。刻石原在至圣因寺内，清乾隆南巡，看到此碑，赞口不绝，井亲笔修改名号，题写赞词。
贯休不仪能书画，且工诗，他的诗多警句，脍炙人口，在当时文学上有一定影响。有《禅月集》行世。宗季禅师，住龙兴寺，与罗隐为莫逆之交，曾有200多首酬茶诗。汇征有诗文集七卷，希辨有杂文一百三十卷。
雷峰塔倒坍时在塔砖砖心中发现的陀罗尼经卷，是宋开宝八年(975)钱俶时所刻，此经卷印刷数量多，版面清晰，用纸讲究等，反映了吴越祟佛的风气，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高超的印刷技术。
朝鲜在高丽王朝时期，佛教也很兴盛。据《佛祖近载》卷二十六载:杭州永明寺智觉延寿撰《宗镜录》一百卷及诗偈赋咏千万言，传至海东，高丽光宗王看后大为赞赏，派遣使者来华递送书信，行弟子礼，并赠送金缕袈裟、紫晶数珠和金澡罐等。高丽禅师智宗等36人，也先后来到吴越，亲承印记，归国后各化一方，盛传法眼禅法。
当时中国经唐武宗毁灭佛教及唐末五代战乱之后，佛教典籍颇多散佚，而高丽国保存中国典籍甚多。四明沙门子麟于后唐清泰二年(935)往高丽、百济等国求天台教籍，受到高丽国的接待，并遣使李仁日送师西归吴越。(《佛祖统记》卷二十二)嗣后钱弘俶又听取天台义寂之言，于宋建隆元年(960)遣使致书以50种宝向高丽求取教典。翌年(961)，高丽光宗王遣僧谛观奉诸教籍来到吴越，亲听了义寂讲授教观法门，心悦诚服，拜义寂为师，留居天台螺溪义寂门下10年，后在此圆寂。著有《四教仪》一卷，为天台宗名籍。天台宗第十六祖宝云义通，原是高丽人，出家受戒后专心研习《华严》、《起信》:后晋天福间(936-943)来中国，拜德韶为师，后又跟从义寂学天台教典很久，精通天台教理。后欲经四明(今宁波)泛海回国，四明郡守钱惟治(钱弘俶之子)向他请教佛法心要，又请他为菩萨戒师，留他在当地弘法。义通在浙东弘扬佛法教观20余年。北宋时天台宗杰出的高僧知礼、遵式都是他的学生。当时跟他学天台宗的人很多，对浙东影响很大，为中朝文化交流作出贡献。宋端拱元年(988)圆寂。
五代吴越国与日本的来往也很频繁。宋建隆元年(960)，钱弘俶遣使备金向日本求写天台教籍，使天台宗章疏复还中土，并使天台宗在吴越复兴。不少日本僧人来吴越参学和朝礼名山。如裔然和他的徒众成算、嘉因等6人于宋太平兴国八年(983)乘宋人陈仁爽商船来到台州。翌年( 984)入京拜见太宗，进献方物，蒙存抚甚厚，并赐紫衣及法济大师号。
吴越国佛教发展的主要特点
著名学者汤用彤指出:"隋唐以后，外援既失，内部就衰"，佛教仅存躯壳。"五代之世实六朝以来佛法极衰之候"，但"钱氏历世奉佛，今日西湖上佛寺众多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宋初之名僧多所庇翼"。另有学者也认为:"唐末五代，随着文化逐步向南转移"，佛教中心也在往南迁徙。在此过程中，"吴越诸王以杭州为中心，大力提倡佛教，使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佛教的一大中心"。佛教史家对吴越国时期的杭州佛教发展多有关注，具体分析却较鲜见。本文拟在前贤研究之上，分析杭州佛教发展的背景、特点及其原因，进而探索重心南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吴越历代国王无不尊崇佛教，杭州作为其都城，佛教发展迅速，呈现全面繁荣之势，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寺院建设数量繁多，发展态势前所未有
"杭之俗，佛于钱氏结庐遍人境。""寺塔之建，吴越武肃王倍于九国。"据《咸淳临安志·寺观》载，南宋末年杭州城内外寺院总计496所，能够确定创建时期的有398所，其中钱镠统治之前20所，钱氏统治期间230所，北宋9所，南宋139所。南宋临安府下辖七县，寺院总计281所，能够确定创建年代的有255所，其中钱镠统治之前81所，钱氏统治期间141所，北宋4所，南宋29所。据此可见，杭州寺院"创于钱氏者十(有)五六"。
《咸淳临安志》成书于南宋末年，创建于吴越时期的寺院，经三百余年变迁，有的已经圮废湮灭，所载情况或有缺失，但吴越时期杭州佛教的发展速度和繁荣程度仍可由此窥见一斑。
显德二年(955)五月，周世宗下诏限佛，令诸道州府县镇村坊，寺院"无敕额者，并仰停废"，"是岁，诸道供到帐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是时，"检杭州寺院，存者凡四百八十。"杭州一城寺院之数，竟达全国寺院总数的17.82%，由此可见杭州佛教势力和发展盛况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与地位。
2.禅宗各派交替兴盛，佛教诸宗均有发展，吴越时期，杭州佛教禅学最兴。初期，沩仰宗、曹洞宗、临济宗均有僧人活跃于此。沩仰宗慧寂禅师弟子文喜，钱镠请住杭州龙泉廨署;灵佑禅师弟子洪諲法嗣令达，"于两浙大行道化"。曹洞宗道膺禅师弟子自新，钱镠"造应瑞院居之";本空禅师，住杭州佛日寺。临济宗黄蘗山希运禅师弟子楚南，被钱镠延请下山供施。吴越国中期，雪峰禅师弟子在杭日渐活跃。
释道怤，"崇论闳议，莫臻其极"，钱镠"钦慕，命居天龙寺"，钱元瓘"创龙册寺，请怤居之，吴越禅学自此而兴"释灵照，高丽国人，"得心于雪峰"，钱弘佐造龙华寺，命其住持。悟真大师，"自得雪峰心印"，居杭州西兴镇化度院，法席大兴，"钱王钦其道德，奏紫衣、师号"。
吴越中期以后，法眼宗日渐兴盛，呈一统吴越之势。文益弟子道潜，钱弘俶"造大伽蓝，号慧日永明，请以居之"，颇加优礼。文益弟子慧明，弘俶"造大报恩寺，请以住持"。延寿禅师，"钱氏最所在时"重创灵隐寺"，命主其事。
除禅宗外，律宗、天台宗也有发展。希觉律师"盛扬南山律"，唐末关中丧乱，避地江表，"徙于杭大钱寺，文穆王(钱元瓘)造千佛伽蓝，召为寺主"，"四方学者骋骛而臻"。赞宁"习四分律，通南山律"，"多毘尼著述，谓之律虎"，"又为两浙僧统。"
会昌以后，天台颓败，在钱弘俶和德韶禅师的支持下，海外求典，得以复兴。释晤恩"闻天台三观六即之说，冥符意解"，造访钱唐慈光院志因师，通达《法华》，讲贯弥年，"使《法华》大旨全美流于代"。
3.佛教仪轨备受重视，佛学义理鲜有进展吴越时期杭州佛教发展注重仪轨，法会道场众多，经幢造像林立，佛教仪式隆重。释可周，"受杭州龙兴寺召开演，黑白众恒有半千"，钱镠"命于天宝堂夜为冥司讲经，鬼神现形扈卫，往往人覩焉。"释彦偁也为钱镠知重，"每设冥斋，召行持明法"。
本时期杭州建立了大量经幢，造像。经幢著名者如钱镠时期所建的竹林寺经幢、大钱寺宝幢、福庆庵石幢、水月寺幢、招贤寺幢、观音尊胜幢，钱元瓘时期所建的天竺日观庵经幢、化度禅院经幢、钱弘俶时期所建的梵天寺经幢、奉先寺经幢、西莲瑞相院宝幢、虎跑寺经幢、超化院塔幢等造像著名者则有石屋洞罗汉像，灵隐山千佛洞，天龙寺石窟佛像等。
除此之外，吴越国王还迎引舍利，兴建佛塔，抄经建藏。贞明二年(916)，钱镠命弟钱铧"率官吏僧众诣明州鄮县阿育王寺，迎释迦舍利塔归于府城，仍建浮图于城南以致之"。开运元年(944)，钱弘佐"遣僧慧龟往双林开善慧大士塔"，迎舍利灵骨诸物，"至钱唐安光册殿供养，建龙华寺，以其骨塑大士像"。乾德四年(967)，钱弘俶"迎阿育王舍利归南塔寺奉之"。著名的功臣塔、宝石塔(保叔塔、保俶塔)、白塔、六和(合)塔、雷峰塔，南高峰塔、北高峰塔、崇化寺西塔等均建于此时。除此之外，杭州还建立了大量中小佛塔，以安放圆寂名僧舍利，很多后来发展为塔院，成为寺院创建的另一途径。钱弘俶还"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铜精钢造八万四千塔，中藏《宝箧印心咒经》，布散部内，凡十年而讫功"并"以五百遣使者颁日本"。钱弘俶还"建《大藏经》五千四十八卷，碧纸银书，每至佛号，则以金书。牙签银轴，制甚庄严"与佛教仪式备受推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佛教义理鲜有进展。杭州高僧中擅长佛教义理者以德韶及弟子延寿最为突出。德韶主张"佛法现成，一切具足"，"事无不通，理无不备"，作偈"通玄顶峰，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对其师文益的"一切现成"说略有发展。延寿的佛教思想主要集中于其《宗镜录》和《万善同归集》中，前者主张禅教一致，后者讲述禅净合一，丰富了禅宗的理论和实践，对宋明禅学演变具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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