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怡微
上学期，我有幸加入了吴念真导演在政治大学开设的剧本写作课程。虽然我对写作课本身并不陌生，在复旦硕士三年，我学的就是文学写作专业。但那毕竟是我第一次在台湾经历如此密集的故事轰炸。课堂上，大部分故事的背景，都与导演亲身经历的分享有关。如想象中一样，一部分出自九份、导演的故乡，那是一个诞生《悲情城市》、《恋恋风尘》的地方；另一部分则来自台北，与现时人生密切相关，像《一一》，又像《多桑》。许多故事，我在吴念真的书里看过，或在他的演讲中听过，但很奇怪，现场听课，依然会有许多冲动潸然。
而我，是参与这组课程唯一的异乡人。
吴念真在课上说过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你们千万不要错过身边的计程车司机。他们有许多好故事。”几乎每一次他坐上计程车，司机都会对他说，“我一定要讲个故事给你听”。而他从计程车司机口中听来的最动人的一个故事，后来被改写成微短篇《重逢》。说的是一个司机，偶然在机场载到年轻时候的恋人，当年因种种原因分开，十多年未见。女生上车时，司机就认出她来，本能地将车上印有自己名字的名牌拿下。一路上，她不停地讲电话，叮嘱国外的女儿好好练琴，提到自己要去看病重的母亲。司机忽然想到自己情变时，那位老妇人曾对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女儿呢？我再也不要做饭给你吃了！”时易世变，往事历历在目，他内心历经惊涛骇浪，却始终没有出声。女生又继续讲电话，联络公事，显得很资深。直到抵达目的地，她盯着司机看，说，“我都已经跟你讲过了我自己十几年来的人生变化，而你连Hello都不想跟我讲一声吗？”讲完就走了。
我很喜欢那个故事，直到我也遇到形形色色的计程车司机，听他们讲人生，我才知道，最好的人生故事，甚至爱情故事，竟然不在偶像剧里，不在小说里，而在那些压根见不到说故事人正面表情的、苍白的驾驶座背面。
大部分的时候，我会选择搭计程车，都是从学校到桃园机场回家。四十分钟的路程，足以和不同的司机讲闲话，有时我说我，有时他说他。来台湾第二年时，因为帮上海的报社兼职采访台北书展，我没有回家过年。暑假回家时打车，和司机随口抱怨起台北过年实在太冷清，竟然连个吃米饭的地方都找不到。司机淡淡说：“我也不是台北人。我也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回家过年。离婚以后，爸妈也不在了。”我说：“上海逢到春节，也是一座空城，却不如台北那样，真真正正黑暗下来。我在许多地方走路都会迷路，因为摊贩撤走以后，店家所占据的道路还原成本来面目，我从没见过那种萧条。”他不出声，也没有安慰我。零零星星问起我的家人，我也不避讳，反正又不认识。父母早年离异后，其实每年过年时，我都要从妈妈家走到爸爸家。上海冬天冷得刺骨，他们再疼我，唯有这一段路，是不会有人陪我走过的。我不喜欢过年，大抵是这个缘故。而真当有了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年，竟然比在上海还要落魄。他听完，一言不发。直到我下车时，他忽然递给我一张名片说：“今年过年，你要是还在台北，没地方吃饭，记得打给我，我带你去围炉。”
我忽然百口莫辩。我想我怎么会和你一起过年。但当他帮我从行李箱搬下行李时，我还是一阵鼻酸，许多复杂的滋味哽在喉头。我觉得我再找不出一句安慰，比他口中那句话更令人起鸡皮疙瘩的。
“谢谢。”但我说。讲完我就走了。
今年中秋前，我有急事去朋友家，临时打车。司机很健谈，但显然没有听出我是大陆人。只说：“现在学生真有钱，放学都打车。”我说，“我年纪很大啦，念博班。”他说：“那还不是一样。人生父母养。”
他有一个女儿，已经嫁人，两个儿子，一个在德国留学，今年才要毕业。
“都靠我这个爸爸，每天开计程车养活他。不过他也很争气啦，读到硕班。”
我想那真是个好爸爸，令人艳羡。但他忽然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开计程车吗？”
我说不知道啊。
“我太太死后，孩子们陆陆续续离开家。每天晚上我一个人，日子都很难过。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胡思乱想也很无聊。想到我老婆年轻时候跟着我，我一个月只赚一百七十块钱，好不容易熬到退休，她一天福都没享过就走了。那一年，我妈妈也走了。我以前头发很好，就是那时候全白了。”
我不知怎么安慰他。没想到他很快为自己解围。
“你知道吗，我以前是个军人。每次从部队回家，都有一个小男生送我。当时我还想，他怎么人那么好。后来我才知道，他和我女儿谈恋爱。把我气个半死，恨不得枪毙他。我女儿大学毕业就和他结婚，我真舍不得，可是有什么办法？你知道，还是女儿好，知道天气变凉，问候我这个老豆。不像儿子，打电话就是问我要钱。”
“因为，他跟他妈妈比较好。和我都怪怪的。但他妈妈走啦，他也很难过吧。但他从来不说。”他补充道。
“你为什么不再找一个人呢？”我冒昧地问。
“不找了。”他答，“开计程车很好啊，人生那么短，很快就过完了。我和我老婆又能见面了。”
下车时我给了他整钱，没要找零。他很意外，说：“应该我少收你钱才对。你和我小孩差不多大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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