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二能掀起多大风浪？

                                 王明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社会学家就断言，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甚至将永远退出历史舞台。主要矛盾应该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或许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或阶段，阶级斗争一种外在表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暂时的。就如大家都饿急了，发现猎物，便会自发组织起来，围追堵截。此时，人们绝对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旦抓获，如何分配，才是关键。分配不公乃至极大不公，难免产生矛盾。多吃多占的，日益强壮。少吃的，吃不上的，日益虚弱。强势日益强，弱势日益弱。等级分明，阶级产生了。多吃多占者贪得无厌，而少吃或吃不上的，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于是根本利益的冲突产生了，阶级斗争日益突显。

　　人生识字忧患始。读书多了，见识广了，联想自然丰富。爱瞎捉摸是知识分子的天性。尤其对历史的社会的变化，诸如“阶级斗争”这等事，知识分子总是很敏感，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

　　当年周游列国、力推“克己复礼”的孔子为何到处碰壁，惶惶若丧家之犬？他对当时的社会变化太敏感了，加之他代表了腐朽没落的贵族阶层的根本利益。所谓“逆历史潮流而动”。孔子也做过官，不过是他人生小插曲，主要从事的还是“教书育人”，教书匠罢了。孔子一生落寞或郁郁不得志乃至成为“落水狗”，说明什么？一介书生，再狂狷，志向再远大，终究是“秀才造反”，岂止是十年不成？分明是“狂犬吠日，无损于阳光”。即使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非常惨重，诸如由“焚书坑儒”而“臭老九”而今日的“牢骚满腹”乃至“图谋不轨”。

　　近期在《读书》杂志看到一篇纪念作家萧军的文章，谈及他的一点心得体会，可谓见解独到。萧军认为，较当年同样是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普通百姓，知识分子付出的代价似乎更大。如果说普通百姓即“穷棒子”“穷光腚”“泥腿子”们是为了彻底翻身得解放，有明确的自身利益的追求，那么生活在大都市相对比较体面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屈尊俯就”投奔延安，又是为了什么？较普通百姓，这些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动机似乎更“纯正”，思想境界应该更高。但最终结果又怎样？

　　还是那句老话，“生子当如孙仲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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