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是一个时代不是一个人

大禹治水传说，因为史料太少太乱，不能不引发种种质疑。在引经据典中，关于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古史辨派曾提出过否定性的质疑论证。
    1925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顺便指出“大禹是一条虫”。[5]认为大禹传说出现最早，但与夏王朝并无关系。他认为，历史上并无大禹其人，禹是先由神，再人格化为人，由开天辟地的神逐渐衍化而来。   
    顾颉刚早年研究中国古代史，怀疑盘古三皇五帝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对于大禹则引用了《说文》里“禹，虫也”的说法，存疑大禹也是“神话里的动物”。当时他的这种观点，几乎遭受到全国学者们的反对和嘲笑，谴责之声浪竟一浪高过一浪，既说他亵渎中华民族起源，也“非圣无法”，以至最后以此为内容的《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也遭查禁。
    其实，说大禹是条虫当然是有偏颇的，但是，顺着顾颉刚先生的思路深入下去，却会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大禹是一个人还是氏族领袖数十人？

《史记?夏本纪》说：“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这里记载的大禹当然是一个人，不仅大禹是一个人，鲧，颛顼，昌意，黄帝，也都是一个人。

按现在学术界的共识，大禹是一个人，他领导治水成功，受舜荐举而即天子位，他的儿子启继位并建立了夏朝。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是大禹的生平、事迹，跨时长，影响大，几乎遍及全中国，尤其是在四川、河南、山东、浙江、安徽等地的资料记载的“史迹”，十分厚实，即便剔除神话色彩的传说，仍然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个人的一生可能完成的情况。那时可是没有车，没有路等交通工具的时代啊。

二是如果大禹只是一个人，作为“人”的自然规律，他的生命就只能是几十年，他的历史也就只能有几十年，其实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五帝”也存在这个情况，他们六人如果都只是一个人，那么他们前后“执政”的时间累计最多也只能是两三百年。这样的认识，不要说中国老百姓不相信，就是研究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者，也不会有一个人会认可黄帝、大禹等六人的存在时间只有两三百年。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夏代存在470年（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历经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癸（桀） 等朝代；并推断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五帝”时代是公元前30世纪---公元前21世纪，也就是大约一千年。这即是说，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那么，大禹很可能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禹”就是氏族领袖的称号，或者就是“神话里的动物”甚至就是虫，它是氏族的图腾，据此，被称为“禹”的氏族领袖就应该是一个时代，那么，作为氏族领袖的“禹”就至少应该有数十人，建立夏朝的“禹”是这数十个“禹”中的最后一个“禹”。

之所以在古代的历史记载中会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和禹都说成是一个人，我认为与强调秩序、等级、世系的儒家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儒家文化在汉代作为官方文化以后，儒家学派以及由司马迁代表的正统史学皆释说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和禹是为一个个人的君主。

如果黄帝、大禹等都只是一个个人的君主，那么关于他们的文献材料就会有很多的矛盾，最突出的就是哪有一个人活几百年的？这说不通。必须认识到，古代文献实际上是以某人代表一个时代而不是一个人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都代表的是不同的时代，而代表夏的就是“禹”，代表商的就是“汤”，这是以人来代朝代，顺序上没问题，实质与史实都是正确的。

在对大禹的研究中，有两本书——《越绝书》、《吴越春秋》，是值得重视的。

《越绝书》所记载的内容，以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吴越争霸的历史事实为主干，上溯夏禹，下迄两汉，旁及诸侯列国，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其中有些记述，不见于现存其他典籍文献，而为此书所独详；有些记述，则可与其他典籍文献互为发明，彼此印证，因而向为学者所重视。尽管在《越绝书》的成书年代、作者、卷数、书名、篇名等问题上，至今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这一方面说明，关于《越绝书的》一些重要问题，意见尚未统一，疑点犹待探讨；另一方面也同时说明，正是由于《越绝书》的史料价值，在诸典籍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而使众多的研究者为之锲而不舍。

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说：《越绝书》是东汉时袁康因于《越绝》流传中残缺，搜集到不同的残本，加以整理，尔后吴平又对之进行了校删而得以流传的。[6]

在袁康整理《越绝书》的同时，东汉著名学者赵晔很可能是搜集到了类似于《越绝》这样的关于越国君王支系后裔流传的史料，并因此撰著出《吴越春秋》。该书糅合正史、稗史、民间传说等资料，虽非正史，却可补遗缺，所以后人注释《史记》、《文选》、《水经》等书时，引用了该书不少记载。《吴越春秋》中特别重要的是《越王无余外传》，这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都没有能够知晓的残存零星史料，应该是越国君王支系后裔流传保存下来的有关他们先祖的重要谱系和史话，其中就包括有开创夏王朝的“有夏氏”形成产生的由来。

由于长时期以来，人们一直是将“禹”认定为是一个个人的君主者，所以，赵晔搜集到这些史料时，原本即是零星材料，并且会存在有残缺，漏字，断句，以及后世之人加入的夹注，误讹补说，等等，赵晔也是以当时通行的“禹”只是一个个人的君主这一观念，来整理他所搜集到的有关“禹”的零星杂乱史话材料而编撰《吴越春秋》的。但是，细读“越王无余外传”所保存的这些零星杂乱史话材料，可以发现其中记载的“禹”决不是一个人，而是越国君王直系先祖中的多位“禹”的史话史料。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发现和认识到这一点。

说大禹是人而不是神，说大禹是一个时代而不是一个人，这与我们研究大禹，弘扬大禹精神是一点矛盾也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