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读书频道“文学青年”第17期：颜歌 专号
颜歌 访谈录
受访者：颜歌
访问人：唐玲
访问时间：2015年9月11日
颜歌，小说家，1984年出生于四川郫县。迄今为止，她出版了包括《平乐镇伤心故事集》《我们家》《五月女王》在内的十本小说，作品也见于《收获》、《人民文学》等杂志，并获得了《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潜力新人等奖项。
文学青年周刊：从小生活在老中青文学青年三代同堂的家庭里是怎样一种体验？
颜歌：在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生活里有且只有一个主题，就是文学。我们全家人看的，谈论的，为之兴奋，赞叹，哀伤的，都是文学。我第一次理解生死离别是“十年生死两茫茫”，第一次知道青春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第一次听说惆怅是“林花谢了春红”，如此总总。
我的家庭在文学趣味和品味上对我的影响就是我的胎记。回头来看，我总觉得所谓的“我”，至少很长时间里的那个“我”，都不是一个确定的个体，而是一个集体的，模糊的意识聚合。
文学青年周刊：“戴月行”已经是一个相当文气的名字，缘何改成“颜歌”？作为作家，你小说中人物的名字是怎样得来的呢？
颜歌：说来就是因为“戴月行”是一个太合适当笔名的名字，我总觉得自己要叛逆一下。“颜歌”这个名字也相当偶然，最开始只是我的网名，后来就成为了发表作品的名字，然后就成为了笔名——并没有真正认真考虑过。这么说来，和我小说中名字们的来历倒是挺像：都是随机的。
文学青年周刊：时隔近20年，再提新概念，是怎样的心情呢？这一路，除了所有行业都可能带来的“名与利”，写作在其他方面带给你的最大收获是什么？是否想过从事另外的职业？
颜歌：“新概念”刚刚结束的时候，或者说我20岁左右的时候，这个事件和我作品的写作以及发表有很大的联系，所以总是有一个说法是新概念造就了一批少年作家；真正到了现在，我的写作，继续的写作，和新概念基本没有关系了——这么多年以后，要写的会写，以前没写现在也会开始写；不写的就不写了，以前写过的也算了。
我时常都想当个厨子，可惜没人觉得我是认真的。
文学青年周刊：《我们家》或者说是《五月女王》之前，你作品的风格很多样，这种多样是你的有意选择，还是仅仅因为没有确定自己的风格方向？
颜歌：不能说是计划的。只是每一次写完一个作品或者一个系列的作品以后，或者往往是还在写前一个作品的中途，就生出了一个新的想法，开始想要做一个新的尝试，所以就自然而然地去写了。我第一本书是十六七岁时候写的，到写《五月女王》是二十三岁，还真是一个写作上的青少年，跌跌撞撞写就是了，哪儿有什么计划或者“风格”、“方向”之谈。
文学青年周刊：《我们家》从刊登到出版收获盛赞,被认为是你甚至整个80后纯文学写作的里程碑式作品。对你而言这部作品是否有特殊的意义？
颜歌：写完了《我们家》，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更强的人。和薛胜强相处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文学青年周刊：你说“自己是自己最好的评论家,戴月行是颜歌最好的评论家。”你认为怎样的文学批评对你是有用的？在许多评论家看来，技术上“有用”的批评有时会与批评本身的美学自足性相悖，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颜歌：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评论”也就是一个人炒菜，炒完了先自己尝两口，心想：噢下回少放点盐，或者早点熄火——完全是技术性的，针对性的。至于文学评论本身是不是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和创作方式来进行自给自足的学术的，甚至文学的表达——在理想的世界里当然是这样的。有一些很好的文学理论家，我是他们的忠实读者。无差别的坚实的人类智慧让人落泪。
文学青年周刊：最新的《平乐镇伤心故事》，取名 “伤心”的原因是？
颜歌：觉得这是伤心故事集，因为总觉得每个故事里面都可以加进去一句话“她就走回家，伤伤心心哭了一场。”
文学青年周刊：之前你说，现在还不考虑写08年之后的故事。为什么选择这个节点？就你目前的观察，08地震后四川普通人的日常发生了哪些变化？
颜歌：倒不是可以用地震来作为节点，只是越接近现在，对我来说就越难写。我总觉得我们的现实越来越复杂，我的理解太少。
文学青年周刊：《平乐镇伤心故事集》里讲述的大多是“城乡结合部”的故事，这种场域里的故事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颜歌：城乡结合部暧昧，复杂，混沌，有小范围的人际社会的亲密和隔阂，也有城市将要发展起来的梳理和重置。也可能有一种越来越浓郁的乡愁吧。
文学青年周刊：之前采访金宇澄，他说：“叙事和对话，假如全部用方言，就会触碰到如何适应普通话的背景，如何的引导和改良，迫使我不知疲倦反复重写《繁花》，一遍沪语，一遍普通话读改。”《我们家》大量使用了四川方言，你在写作时候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颜歌：可能四川话和普通话的关系比较近，我在写的时候也是尽量写“四川风味的中文”，找一个两者之间可以平衡并且最好能够在语言上出彩的方式。
同时他提到“普通话思维，是我的'第二语言’，也是我以前一直不满意、不顺的写作原因，今天写一段，明天就想改。这只说明，我可以这样写普通话，基本掌握普通话，能写但不能让我完全满意、达意的一种文字。”你之前会有“普通话思维”导致觉得写作不顺的问题吗？
颜歌：应该说我平时一般说话写字都是普通话思维吧（比如现在），只是似乎写在四川背景的事情时用普通话就很别扭，所以写四川故事的时候就“特地”用四川话。实际上，我写的好多四川话我也有点生疏了，或者不确定，就经常会打电话找人求证，后来也找了好些四川方言的参考字典，辞典，老老实实地跟写研究报告一样一边查一边对照一边写。
文学青年周刊：《平乐镇伤心故事》后记中说“对于一个根本不会写短故事的人，我写了这五个故事，每个故事读起来都像是长篇小说的一部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失败。”张定浩也说你是“天生的长篇小说家”，你尝试过分析为何会出现这种“天生写长篇”、“不会写短篇”的情况吗？
颜歌：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拙，但是很耐心，所以合适写长篇。短篇需要一种灵巧，很多时候我对我的故事和人物是长久相处，难以放下的。
在一般读者眼中，长篇应该比短篇更难写，尤其是对年轻作家而言。你怎么看？
颜歌：短篇只是比较短，所以比较容易完成，但是真正要写好是很难的。长篇大概是因为要写更多字，人就容易半途发现自己写的东西其实很荒谬。
文学青年周刊：有人都说文学写作是不可教授的，而作为你一直在校园进行专业文学学习的作家，这种经历给你的写作带来了什么？
颜歌：文学是可以教授的，写作嘛就不好说了。我读书学的是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其实和写作没有关系。当然，看学术书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爱好，大概就跟有的人喜欢做算术题来放松是一样的道理吧。
文学青年周刊：你曾提过想去掉自己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气息”，如何理解这句话？ （有“知识分子气”，为何不能成为一种好的小说风格呢）
颜歌：知识分子当然很好了，弄好了也可以成为博尔赫斯。但每一个作家就像一块石头或者木材，有的合适做成椅子，有的合适做成盒子。但是我个人的这块材料来说，我永远成不了博尔赫斯那样的椅子。另外，一个人是知识分子和他是小说家是两码子事。再厉害的知识分子写小说也是要和“知识分子气”疏离开才可以的，桑塔格是个多好的知识分子，再看看她写的小说简直想掉眼泪。
文学青年周刊： 听说你很喜欢乔纳森·弗兰（哈哈，不知道变了没），他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小说，是所有文体中最具探索性的，但是民众仍然不爱看复杂的文本。” 你在自己的创作中是如何处理小说探索和大众接受这两者关系的呢？
颜歌：我对Franzen是又爱又恨。他是一个自律又专注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手工缜密；但他本人估计是个很难相处的家伙，导致我每次一看他的散文就要发火。所以我把他叫做Franzenstein（是Frankenstein的一个pun）。他本来是一个很愤怒的作家，现在因为太受欢迎，有点不知道拿自己的愤怒怎么办了——一说Franzen我就说远了。归根结底，任何没有像Franzen这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作家都可以继续愤怒和疏离，比如我自己。
文学青年周刊：之前你说每一部作品都当论文在写，这句话怎么理解？ 许多人认为，小说只负责呈现问题，而不负责解答问题，这同论文的思维模式是大不一样的。这种问题会困扰你吗？此外，混沌与暧昧是现代艺术的主流美学特质之一，那么你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内心是确定、清晰的，还是相反，被那些困惑催促着提笔？
颜歌：论文是对我自己而言，是从写小说的技术或者成为小说家的修炼上来说的。对外部世界来说，小说只立像，不述言。这也是我喜欢小说的原因。
如果还是把你的小说比做论文，你下一部作品会“研究”些什么？会给自己的写作上设怎样的挑战呢？
颜歌：研究一下怎么少写四川话。
文学青年周刊：你说“年满三十，来到了一个作家的幼年时期，既兴奋又不安”，如今令你你兴奋和不安的是什么呢？
颜歌：高兴的是如今可以堂堂正正说自己是作家了，不安的是居然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端正地当个作家。
文学青年周刊：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象一下四十岁的颜歌吗？
颜歌：应该要比现在有趣吧。多读书，多学习。
文学青年周刊：祝秋安，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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