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罗伯特·D. 小比林格
摘自《世界大历史》（1799-1900），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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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会议的最后决议于1815年6月9日签署。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预计，在接下来的70年内，欧洲都能保持和平。实际上，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欧洲都没有爆发过大型战役。简而言之，维也纳会议确立了19世纪欧洲的地缘政治和道德风气。它开启了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的和平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只有持续时间很短的小范围冲突在欧洲间或发生。
维也纳会议到1848年革命这段期间常被称作梅特涅时代。这是由于奥地利外交部长克莱门斯·冯·梅特涅通常被看作是维也纳会议的关键人物，对日后的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这位自称为“欧洲的马车夫”的人物开创了定期磋商机制，维持了欧洲大陆的政治平衡，直到1848年他代表的势力被推翻。在这个机制下，不仅欧洲各国间相安无事，各国内也风平浪静。梅特涅和维也纳会议为何如此成功？成功到了何种地步？为此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这些历史问题一直为后来人津津乐道。
人们基于许多理由，多年来对维也纳会议和梅特涅时代进行了各种研究。当时的人们关注的是依循旧制和开辟新途的抉择 ；之后的研究者们则希望从中学到一些经验，从而解决自己时代的难题。例如，在19世纪末，自由派人士和民族主义者研究了这一时代，并对其进行了谴责，认为它延后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学家们惊叹于维也纳会议后的长期和平，想以此探寻创造稳定局势的办法。冷战期间， “实在论者”认为世界已经由强权政治主导，他们也意图从这一时代中找到平衡两大势力的途径——他们觉得欧洲就位于跷跷板的中间，而两边分别是美国领衔的西方世界和苏联领衔的东方世界。
冷战后，历史学家们也时常回顾这段时期。对他们而言，维也纳会议值得注意之处，不在于与会者犯下了何种错误，也不在于他们如何平衡了欧洲各势力，而在于会议利用广为接受的道德及行为准则，开辟了国际政治的新视角，并以此为基础评估各种状况及相关后果。近期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梅特涅时代以后，18世纪的概念“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和“权力均势”（balance of power）被新概念“政治均衡”（Political equilibrium）所取代。这一理念提倡维护彼此稳定，互惠互利。以前的“各国自扫门前雪”的旧观念逐渐遭到淘汰。
若要理解维也纳会议和梅特涅时代的伟大之处，我们有必要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延续性，以及它带来的改变。通常来说，历史学家们会强调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革新意义。历史课本和历史课也通常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展开。以此来看，维也纳会议和梅特涅时代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插曲——甚至是倒退，因为对于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所宣扬及强调的自由、平等和友爱原则而言，这可称得上是南辕北辙。然而，如今的历史学家开始逐渐重视这段历史，重新评估其意义。毫无疑问，从人类历史进程上对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追求上来看，相对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这段时期的确有倒退的趋势。但是现在已经有许多证据显示，当时拿破仑的意识也远远没有达到现代的层次。
当拿破仑横空出世，打破法国乃至欧洲的宁静时，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基于“国家理性”的准则，实际上是一种利己主义。这种思想在17世纪末及18世纪的王朝战争中具有十分普遍的体现。这些战争与拿破仑战争一样，目的都是为了扩张。发动这些战争的国家推行的是传统的强权政治，即具有统治力的王朝和国家利用战争，阻止他们的邻国变得过于强大。在这一内阁外交的时代，王朝和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而整个欧洲以及欧洲人民的利益则无关紧要。尽管拿破仑在战时的宣传和回忆录粉饰了自己的动机，但拿破仑战争并未脱离以上所述的主导整个18世纪外交的思维体系。
从这一点来看，维也纳会议和梅特涅时代可以说是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长期的王朝战争，及近期内发生的拿破仑战争，逐渐让欧洲的政治家们产生了新的想法。这种全新的意识和决心，促成了维也纳会议和梅特涅时代。因此，尽管维也纳会议使得波旁王朝得以复辟，但这段时期与其说是历史进程的倒退，倒不如说是现代历史的开端。
拿破仑统治的最后时期，新的外交理念已经出现了萌芽。尽管拿破仑自己从未接受这种新观点，但他曾经的盟友，日后的敌手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却欣然接受了。1813年夏天，这位奥地利外交部长试着调解拿破仑与英国、普鲁士和俄国的关系。他力劝拿破仑考虑到莱茵邦联的独立和中立情况，与这些国家握手言和。梅特涅的此番建议，并不会损害法国的威望、国力以及领土，还能重构欧洲的政治均衡。但拿破仑认为奥地利此举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拒绝相信他们。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梅特涅这次调停完全就是为了给哈布斯堡家族（Habsburgs）找一个与战争狂人拿破仑决裂的理由。另一些人则认为梅特涅旨在平衡各方势力。议和不仅可以让拿破仑稍微安分一点，还可以保证曾是拿破仑的莱茵邦联的德国保持中立和独立，从而遏制普鲁士和俄国的野心。不过以中立作为平衡势力的手段，这是一个全新的想法；而出谋划策只为实现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这同样也是前所未有的。
梅特涅所考虑的，既不是让拿破仑垮台，也不是让欧洲的王朝复辟。他只是呼吁建设一个公正和平的欧洲。这位欧洲大陆的政治家意识到欧洲的混乱对于哈布斯堡家族来说非常不利，他希望让拿破仑放弃霸权，共同开创和平稳固的时代。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反对者和革命家们都谴责梅特涅的行为，认为他因循守旧，维护了当时的政府和社会关系。但在1813年，正是所谓的“革命之子”拿破仑，还困于自己的那套旧思维中，无法理解梅特涅的意图。最终，梅特涅不情愿地在1814年3月9日签订《肖蒙条约》（Treaty of Chaumont），加入了英国、俄国和普鲁士的联盟，四国共同议定为和平而战，抹去了拿破仑分化敌对力量的最后一点希望。 《肖蒙条约》构建的联盟在接下来的20年中还在不断发展，保证了加盟国一同抵御法国的入侵。拿破仑的顽固，使得法国必须面对欧洲列强的联盟军。这些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齐心协力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为了全大陆的和平和稳定，他们不仅要打败拿破仑，还要彻底消除他东山再起的可能。就像现代的联合国一样，这个战时的军事同盟甚至在成立之初就已经确立好了持续长久地维护国际安全的目标。
拿破仑于1814年4月11日退位，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统治者，梅特涅开始支持波旁王朝重返法国。但这不应看作他反对革命、支持复辟的依据。1814年4月30日， 《第一次巴黎和约》签订，其中的条款对法国异常宽宏，因为联盟军的主要目的是维持政治均衡，而不是要求所谓的复仇、索赔和复辟。尽管从1814年路易十八登上法国王位到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July Revolution）这段时间，在法国史上通常被称作“复辟” ，但法国的宪法和其与欧洲的关系几乎没有出现倒退。为了维护欧洲的稳定，战胜国在法国颁布的宪法十分温和，还允许法国维持其1792年1月的边境线。梅特涅和其他盟国的政治家们都不想重复那危险而不稳定的过去。
抱着“维持和平的均势，而不是复仇、索赔和复辟”这样一种宗旨，维也纳会议于1814年9月开幕。不过这不意味着梅特涅和其他与会的政治家们都是怀抱着伟大理想的无私者，将欧洲和平置于一切利益之上。也并不意味着一开始在磋商中，这些政治家就意识到了欧洲各国同心协力、彼此尊重、追求和平的益处。1815年2月末，被流放至厄尔巴岛的拿破仑东山再起，才让他们意识到外交理念亟需革新，“国家理性”亟需摒弃，如此才能让欧洲走向稳定的正轨。
要理解维也纳会议的处理方式的独特性，我们有必要看看后拿破仑时代的政治状况。当时还有许多条路可走，不过还有一些比如王朝复辟等选择，很快就将永远消失了。维也纳会议几乎没有什么“复辟”的元素，因为从拿破仑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统治者们，没有人对回到战前的生活感兴趣。
英国想要成为海上霸主，这也意味着获取更多殖民地。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希望被大家承认为欧洲的保卫者，他们想统治波兰，想在幸存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公国上分一点好处，还想领导一个欧洲基督徒的统治者团体（即后来的神圣同盟）。普鲁士的代表哈登贝格王子希望摆脱主导18世纪德国的奥地利—普鲁士二元模式，至少在德国北部拥有绝对的统治力。而由于奥地利是个多民族国家，当时情况下发生的任何变故都可能威胁其安全，因此该国代表梅特涅希望建立新的欧洲平衡机制，这样不仅可以压制可能意图报复的法国，还可以约束过于狂热的俄国沙皇和热衷于扩张的普鲁士。
不过维也纳会议之所以独特，并不是由于小国遭到忽视，欧洲列强各自追逐自己的利益；也不是由于法国代表塔列朗亲王出色的外交能力，让法国跻身会议的决策层。会议的非凡之处在于传统的强权政治、国家理性、势力平衡对最终决议的影响不大，所有的与会者都怀抱着良好的意图，最终实现了欧洲的和平。这不仅能够解释维也纳会议为何如此成功，也能够解释随之而来的梅特涅时代为何风平浪静。
这种精神上的影响可以在会议解决波兰问题上略见一斑。波兰问题曾经一度威胁到会议的进程，差点让欧洲列强的联盟分崩离析。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意图重新建立波兰的君主政体，他自己担任世袭制的立宪君主。不过问题在于，波兰自1795年起已经从历史上消失，其版图已经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普鲁士愿意把自己手上的土地交给俄国，以此换来萨克森的土地补偿。萨克森的国王长期以来都是拿破仑的盟友，看起来是个合适的受害者。由此，18 世纪以来传统的国际问题就浮现了，其他列强想要追求传统的势力平衡，不同意他们做此交换。实际上，1815年1月3日，英国、奥地利和法国便结成秘密同盟，想要与普鲁士和俄国抗衡。不过这一同盟还是很难阻挠北欧列强的计划。主要依靠海军的英国、被击溃没多久的法国和财力耗尽的奥地利还不是俄国和普鲁士的对手。然而，亚历山大一世还是妥协了，顽强的俄国人并不惧怕军事冲突，但他更希望欧洲能够保持均衡的态势。这位俄国沙皇自命为欧洲的解放者，迫切地想证明自己的国家能够肩负维护和平的重任。在维也纳会议上，他最终把国际道德置于国家理性之上。这昭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与此同时，索赔、势力平衡以及“正统性”这些通常在战后会议中提到的字眼呢？在历史学家描述维也纳会议时，难道把这些18世纪残留下来的概念从他们的词典中删去了吗？“政治均衡”和“基督教的道义”最终大获全胜？尽管过去有许多历史学家相信维也纳会议中传统政治的思维依旧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实际上，上述迹象体现得比人们想象得更加淋漓尽致。
在维也纳会议上，代表们的确就领土问题进行了交易，不过此举更多地还是为了全欧洲的利益，而不是王朝的扩张。比如说，梅特涅继续了他1813年的德国政策。他并未恢复由哈布斯堡皇室领导的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而是创立了拥有39个邦国的德意志邦联。这些邦国为了欧洲的稳定，决定成立一个自卫性质的同盟。不过这个同盟内部非常松散，每个邦国都有自己的主权，它们的国王都是拿破仑时代的幸存者。本质上来说，德意志邦联就是中立了之后的莱茵邦联，只是奥地利与普鲁士也加入其中。实际上从1815年至1848年，德意志邦联的主导权一直平衡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这就是德国历史在梅特涅时期的特征，也是体现梅特涅和其他代表所持的全新的“政治均衡”理念的最佳例证之一。
法国之前通过革命战争，抢走了奥地利的奥属尼德兰地区，但是奥地利并未要求物归原主。相反，奥地利把这片地区与拿破仑入侵导致的另一个受害者——荷兰共和国（United Provinces）并为一起，组成了荷兰王国（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这可不是为了补偿尼德兰亲王威廉一世及他的王国。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将荷兰王国当作监视热爱扩张的法国的前哨站。之后在欧洲列强的默许之下，比利时共和国（Republic of Belgium）于1830年从荷兰分离。荷兰王国的成立和分裂，都体现出了欧洲各国追求和平的政治均衡的新理念。
只有在意大利的处置上，可以准确地认为梅特涅是为了索赔，并利用了强权政治的手腕。吞并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Lombardy-Venetia）显然是出于“征服者应有这权利”的想法。不过获取这片意大利的领土，也意味着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需要承担欧洲大陆上更多的责任。此后，奥地利开始以维护欧洲稳定为名，干涉意大利的政治，这也是梅特涅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显然，这种干涉受到了 19 世纪自由主义者和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谴责。
1815年2月底，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脱，重建所谓的百日王朝。但大体上来说，这一事件没有改变欧洲列强的处置思路。1815年 11 月 20 日签订的《第二次巴黎和约》也并未改变欧洲各国携手合作、追求道德正义的主旋律。与《第二次巴黎和约》一同签订的，还有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四国同盟协议。协议规定，在接下来的20年中，他们需要共同努力，阻止法国打破欧洲的安宁。四国同盟还呼吁各国代表定期开会，共议欧洲的和平发展事宜。首次定期会议于1818年召开，在会上，威胁力大减的法国也被承认为正式成员。这一系列讨论欧洲平衡的会议让列强们有了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这样的态势持续了将近 40 年，直到 1853 年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爆发。
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打下欧洲列强的合作基础，奠定和平稳定的梅特涅时代的，并不是神圣同盟，而是四国同盟。由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政治方针逐渐趋于保守，他的神圣同盟通常被人看成是镇压国内改革的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同盟。许多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错误地将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混为一谈，抨击维也纳会议导致了历史的倒退，这是不公平的。
对于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我们也有必要详加介绍。他与梅特涅一样，是维也纳会议和梅特涅时代初期的真正英雄。维护欧洲大陆的稳定，对身处欧洲大陆的政治家梅特涅来说，有着切身的利益。但是岛国的政治家卡斯尔雷要劝说英国政府为欧洲大陆着想，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仅让英国参与了维护欧洲大陆稳定的工作，还与梅特涅作为“公正无私的一方”共同探求欧洲的平衡，这样的手腕着实令人称道。可惜直到卡斯尔雷于 1822 年自杀以后，他的这一番贡献才逐渐显露出来。卡斯尔雷的继任者们如乔治 · 坎宁和帕默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不喜欢梅特涅的保守主义，他们希望利用强权政治为英国谋求最大利益，因而不断挑战着欧洲同盟的约束。可以说，在 1822 年到 1848 年期间的大部分时候，梅特涅实际上都是欧洲唯一的“马车夫” ，他以一己之力约束着这些试图脱缰，最大化本国利益的野马们。
正因如此，梅特涅时代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在这一时代，梅特涅使尽了浑身解数，试图让欧洲列强信任这个同盟。然而，他个人的虚荣心，让当时和后代的历史学家们对其是否真心维护欧洲的政治均衡表示怀疑。批评者们认为，梅特涅的陈述不过是花言巧语，掩盖了他为奥地利谋取利益的真相。当时的人通常认为，梅特涅希望从四国联盟中得到的，并非欧洲的和平和稳定，而是对脆弱不堪的哈布斯堡家族的保护。英国、法国以及之后持有改革思想的普鲁士等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政治家们尤其持有这种观点 ：梅特涅让欧洲远离战火和革命，可不是为了欧洲好，完全是为了让哈布斯堡王朝能够延续下去。欧洲和美国支持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也有此类论断。然而，他们没有考虑到，梅特涅是一位拥有改革思想的保守派人士。他们没有看到梅特涅的欧洲联盟体系得到了多广泛的支持，他的努力避免了欧洲走向其他更加危险的道路。
梅特涅关心的是革命——不是我们如今所想的革命，而是类似法国大革命那种不仅改变了社会，还席卷了全国，最后孕育出了一个志在征服欧洲的狂人的革命。他最担忧的就是这类革命再次爆发。奥地利一直压制着革命的暗流，与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相抗，因为这些都会破坏欧洲的政治均衡，导致各国的内忧外患。1815 年以后，梅特涅的担忧已经不止局限于法国，因为埋藏有革命种子的国家还包括 1815 年至 1825 年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俄国，以及 1840 年以后腓特烈 · 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的普鲁士。梅特涅不仅将这些国家看作革命的受害者，也认为它们是破坏欧洲和平的元凶。只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到梅特涅的困难和他取得的成功的本质。
要维护欧洲的稳定，梅特涅依靠的是在各国元首及部长之间不断举行会谈，增进他们的私交。因此，梅特涅时代也同样可说是“大会议时代”，期间召开过维也纳会议（1814）、亚琛会议（the Congress of Aix-la-Chapelle，1818） 、卡尔斯巴德会议（the Carlsbad Conference，1819）、维也纳会议（1820）、特拉波会议（the Congress of Troppau，1820）、卢布尔雅那会议（the Congress of Laibach，1821）和维罗纳会议（the Congress of Verona，1822）。此外，1830年和1840年还有两次在伦敦的会议，第一次是为了处理比利时1830年革命，第二次则是为了避免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让欧洲各国大动干戈。梅特涅组织并主导了这最后的两次会议。在会议中，这位奥地利的外交官慷慨激昂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所有这些会议上，梅特涅都试图让列强相信：善意、合作和对欧洲稳定的关注会取代自私的利己主义和国家主义。梅特涅发出的这个时代的道德之音，甚至盖过了欧洲君主对革命的恐惧，这一点使得他更加伟大。他经常呼吁君主之间要保持手足情谊。正是这种情谊，才让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腓特烈·威廉四世这种吹毛求疵的人能够相处融洽。不过与此同时，梅特涅苦口婆心宣扬的手足情谊却让英国和法国政治家感到厌烦。英国作为岛国，早已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习惯。而法国经历过了拿破仑统治时代的风光无限，现在要他们学会放弃、学会无私是很困难的。
由上所述，梅特涅的会议制度，完全不是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为欧洲列强自私自利的本能服务，它并不是让政府彻底压制人民的工具。比如说，在亚琛会议上，梅特涅努力抑制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 · 威廉三世的狂热，力图避免他们干涉德国大学中涌现的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尽管梅特涅从来都不欢迎革命，但他对革命的恐惧也远不如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如亚历山大一世。后者对革命过度敏感，因此屡屡把手伸出国界，干涉其他国家的家务事。
梅特涅确实也做出了行动反对德国的革命运动，从 1819 年的卡尔斯巴德决议（Carlsbad Decrees）和1820 年的维也纳会议中可见一斑。然而， 为了达成他的目的，他并未号召其他欧洲列强，而是利用了德意志邦联的力量。梅特涅希望德国能够保持安宁，既不要被国内的革命力量打扰，也不要被国外的密谋者（包括俄国、法国和英国国内的自由主义力量）利用。在梅特涅眼中，德国如果能保持稳定，那么脆弱的奥地利以及整个欧洲都会维持平衡。在与其他欧洲国家举行的会议中，他不断对“保守派”和“革命派”加以抨击。他确信，不论在任何方向上过度狂热，都会陷欧洲于骚乱之中。
在19世纪20年代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革命中，梅特涅阻止亚历山大激进行动的意图体现得十分明显。在特拉波会议、卢布尔雅那会议和维罗纳会议上，梅特涅不仅阻止了俄国介入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事务，还力图让欧洲列强暂缓介入希腊问题。前两国爆发革命时，亚历山大一世都提出要从遥远的俄国派兵镇压。梅特涅设法让他相信：周边国家介入足以解决问题——即意大利事件中的奥地利和西班牙事件中的法国。因此，对这两次革命镇压的过程都较为干净利落，并未引起复杂的局势变化。而在之前的几个世纪中，这种程度的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总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各国间的合作和信任，由此可见梅特涅之才能。
比起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革命，东方问题更是危险的顽疾。希腊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奥斯曼帝国军事封建制度的束缚，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在1821年发动了起义。而之后在 1840年，奥斯曼帝国的属国埃及也爆发危机。欧洲列强为瓜分奥斯曼帝国蠢蠢欲动，这让梅特涅的努力成果开始受到威胁。希腊起义揭开了19世纪20年代残酷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打了近十年，激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大部分地区对希腊的同情，却使得俄国深表不满。各国的分歧几乎让梅特涅的会谈体系分崩离析。梅特涅一直从道义上劝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但随着亚历山大一世于1825年逝世，其弟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上台，他的努力也付之东流。新任沙皇对奥斯曼帝国虎视眈眈；法国希望欧洲同盟解体，从而摆脱同盟对法国的种种限制；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暴行也义愤填膺——面对这样的局面，梅特涅暂时失去了对会谈体系的控制权。1828年，俄国、法国和英国联手胁迫奥斯曼帝国，让希腊获得解放，与此同时获得了革命者和崇尚强权政治者的一片好评，而梅特涅对此无能为力。
然而，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让西方列强回想起了革命者和革命国家的危险。梅特涅带着维护欧洲稳定的热情站了出来。他推动各国承认了被资产阶级自由派拥上法国王位的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又称路易·腓力）的合法性，阻止了法国变成革命国家。在接踵而来的比利时1830 年革命中，尼德兰王国分裂，欧洲有战火再燃之虞。又是梅特涅在列强间斡旋，促使各国合作。在1830年伦敦会议上，梅特涅提出了欧洲各国都赞同的解决方案，比利时得以独立，但须保持永久中立。以司法和政治均衡为名，这场风波的解决是欧洲列强团结稳定下的又一次胜利。
1840年争端再起，原因依旧是东方问题。奥斯曼帝国曾经的附属国埃及的领袖穆罕默德·阿里（Mehemet Ali）率军猛攻土耳其，帝国几乎将要崩溃。为了避免各国哄抢土耳其领土，奥地利和英国代表土耳其介入此事。不过法国首相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希望法国恢复在拿破仑时代的荣耀，在外交上他支持埃及。梯也尔认为，法国在欧洲地位有限，这一点奥地利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他无法挫败梅特涅，因此转而威胁德国的莱茵兰地区。
梅特涅的外交手腕又一次力挽狂澜。在 1840 年伦敦会议上，他不仅成功避免奥地利激怒法国，也阻止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 · 威廉四世试图挑起德意志爱国主义浪潮，与法国针锋相对的行为。这位具有浪漫情怀的国王已经准备好武装军队，让法国尝尝厉害。梅特涅阻止了他将德国——以至于整个欧洲——推入与头脑一时发热的法国无意义的战争之中。通过他的外交手段，德意志邦联和欧洲重新回到政治均衡的稳定轨道上。
当然，稳定是要牺牲法国的革命派、普鲁士的国家主义者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者的利益的。后两者与具有革命精神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一样，对梅特涅在1848年3月的倒台感到极其满意。不过1848年淹没欧洲的革命不仅赶走了这位欧洲的“马车夫” ，还摧毁了维也纳会议和梅特涅时代的核心——欧洲同盟体系。1848年欧洲革命还终结了法国的七月王朝，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成为法国首任普选上台的总统。他在 1852 年称帝，号称拿破仑三世。在拿破仑三世和1862年成为普鲁士首相的奥托·冯·俾斯麦之间，现实政治，即19世纪版本的权力平衡，代替了梅特涅苦苦追寻的欧洲的政治均衡。这两位19世纪后半段的革命分子，让欧洲重新拾起维也纳会议之前主导大陆的强权政治思维。梅特涅对这类革命家的恐惧，远超过对平民革命者。他们给欧洲带来的不是自由、民主以及和平，而是独裁政府和战争。社会达尔文主义取代了君主政体的团结和政治均衡的准则。欧洲的会议体系至此终结。而欧洲历史上极不平凡的梅特涅时代，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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