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后台有不少人留言，问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魏小河是不是我，我本来侥幸的以为，不会有人发现的，但是既然你都看到了，我就老实交待一下，那确实是我。
我参加了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的一期录制，演讲的题目是《留守儿童，你并不孤独》，已经在10月4日播出。
大概是三月份的时候，有一位节目编导微信找到我，问我要不要参加节目录制，当时我答应了，原因很简单，虚荣心以及好奇心，不过后来各种原因拖宕，错过了那一季的录制。
六月初，我到北京宣传新书，顺便见了节目组的编导，因为他们又开始筹备新一季节目，约着吃了顿饭。来了两个女生，问我什么是我最想说的，我也不知道脑袋哪根筋被撬开了，对她们讲了我自己少年时期的事情，我一边讲一边哭，她们俩也一起流眼泪，现在想想，那场面挺滑稽的。
那之后，就确定了，讲这个，留守儿童。其实我很不喜欢这个词语，我在录制的演讲里也说了（可惜播出的时候这段给掐了），留守儿童不是孩子自己称呼自己，是外界大人为了方便而命名的，它是一个标签，这意味着被贴上标签的人是弱势群体、是需要关心的、是可怜的，它将这些孩子隔离了出来，从心理上暗示他们，你们是不一样的。
我大概14岁的时候知道了这个词，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节目，报道留守儿童的状态，那时我才发现，原来我是留守儿童。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哭，不是因为别的，而是突然发现，原来自己这么可怜。本来你的生活是很正常的，身边的环境都是这样，但是电视上的闯入者视角，让你发现原来自己是可耻的，他们越一本正经的报道，你越加觉得难堪，你的自然状态被打破了。
我不是特别艰难的大家喜闻乐见的留守儿童典型，我的物质生活至少不算太糟糕，但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境遇，恐怕是一样的。整个初中三年，是彻底的灰色，这里面有太多细节这里就不讲了，总之，这三年非常严重的影响了我的性格，我之所不懂得表达爱，在社交上冷漠，自卑，都能在那1000个日子里找到原因。
当你要分析自己的时候，弗洛伊德就飘在头顶，确实，童年、少年的经历会决定很多东西。
不过，当我确定这个主题，准备在台上剖析我自己之后，我就后悔了。一方面，我确实也想看看自己能否正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找不到理由，然后就拖延着，直到编导来催，我终于还是去录了这期节目。
其实我参加录制的一个原因，是想看看电视工业的背后。以后有机会，也许我可以写写，一切都很奇特，所有人被拉到荒郊野岭的一个摄影棚，几乎与世隔绝，大家都亢奋，灯光强烈，一遍一遍的彩排，我无聊透顶。
不过，在录制节目的那几天，我在一个叫做石各庄附近的快捷酒店里，写完了我新书的序言，这本书叫做《失眠书》，是一本散文集，有一部分是从前写的文章，另一半是今年新写的，不再是书评，而是完全关于我自己的一本书（大概这个月会上市）。
在重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发现，有两个主题一直萦绕在所有的文字中，一个是少年成长，一个是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和反抗，写来写去，我所一直面对的现实和过去，就是这些。少年的部分，当然有不少关于我演讲的题目，我泅进记忆的深潭，努力试着写下一点什么东西。不过可惜的是，有两篇文章最后被编辑毙掉了，她们说太黑暗。
你想要表达，一定会有干预。书是这样，上电视更是如此。编导改了我的稿子，加了不少煽情的句子，我一句一句又给改回来，在出租车上和她争吵，她说，好的演讲应该被更多人听到，所以要面向更多的人，而我不这么认为，就像一本好的书，不因为畅销就好，好就是好，这个价值是内置于内容本身的，无可更改。
关于这篇演讲，编导最有意见的是结尾，这个结尾是我一早就想好的，我想要说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对所有曾经或现在和我一样经历的人说一句：你并不孤独。我知道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人，这个演讲是说给你听的。
节目组的人觉得这个落脚点太低，他们希望我号召人们对留守儿童的关注或讲出一些具体的措施，但是我不能，我的看法是相反的。现在已经有太多莫名其妙的活动都要加上“留守儿童”这四个字，这哪里是帮助，分明是伤害。如果你真的想要做点什么，就默默的去做，何必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好像如此就就成了大善人。
时代永远比人大，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因为60年代初的饥荒，从安徽逃难到江西，做护林工人，一辈子。我的父母自然的进入镇上的国营工厂，然后经历下岗，成为没有工作的人。而我，也因此成为一个所谓的“留守儿童”。
时代比人大，时代把你撞倒了，你只能自己站起来，时代不负责。从不负责。
关于留守儿童的话题，我以前从没有谈过，今后也不大想谈，所以不管是微信还是微博给我的留言，我不知道怎么回，这里一并说一声：谢谢你们。
对了，这个节目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我没有参加后面的录制，电视果然不适合我的，它太庞大了，人在里面，很不自在。
下面是演讲的内容，如果你想看的话：
我也是刚刚才第一次看视频，剪切好重，我看起来好傻。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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