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兮

 

抗战伊始，一大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就开始了悲壮的内迁。从1940年10月开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机构陆续从临时落脚的昆明迁播四川宜宾李庄镇。傅斯年、梁思成、陶孟和、李济等一大批学者齐聚于此，长江边上这个古老而宁静的小镇声名鹊起，成为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的战时四大文化中心。1948年，国民政府选举出了首批八十一位院士，这其中有九人曾经在李庄工作过。李庄学者云集，人文繁盛的景况可见一斑！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十六字电文，改变了李庄的历史，书写了战时中国教育的一段不朽传奇。一时间，萧索的宫庙会馆变成了课堂和研究室；静寂的祠堂农家变成了宿舍和办公室。五年多的时间，这些知识分子和李庄的乡亲们水乳交融，情同手足。将近七十年过去了，而今，谈起当年这些“下江人”，和他们有过交集的当地老人依然以“先生兮”相称，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兮，是助词，在宜宾方言中包含着尊敬的意思。

 

     提到李庄的“先生兮”，首先不能不说说傅斯年。傅斯年是史语所的创始人，是史语所的灵魂。史语所迁至李庄时，傅斯年仍兼任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同时还有许多社会职务，他不得不在两地之间奔走。和其他的“先生兮”一样，傅斯年也过着“所入几夷为皂隶”的窘困生活，生活最苦的时候，他只能以野菜和稀饭果腹，甚至不惜变卖藏书以补贴家用。

苦难压不倒这尊元气淋漓的“大炮”，他不但巨细靡遗地处理史语所的事务性工作，更为实现“要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的学术抱负戮力奋斗。李庄的乡亲们记住了这个嫉恶如仇又宅心仁厚的大胖子；李庄崎岖泥泞的山路上留下了傅斯年不辞辛劳奔走的身影。

一次，向达的儿子和李方桂的儿子打架，一个五岁，一个八岁。五岁的打不过八岁的，李方桂的夫人就来找向达的夫人，两位夫人争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傅斯年经过看到了，对双方赔礼道歉，连说：“你们两个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怨我。”边说还边作揖。傅斯年处理这事看似“低三下四”，但他是为了尊重李方桂、向达两位专家，让他们安心研究，不为家庭琐事分心。

莺歌绕梁，燕舞蹁跹。战前的梁思成夫妇过着温馨优雅的日子。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朋友们每逢周六都要举办沙龙，而梁思成的家则是太太们的乐园。才华横溢，美貌超凡的林徽因自然成为“太太客厅”的绝对主角，欢声笑语传递着她们的幸福和优裕。

然而，又有谁能想到，在李庄，最穷困的家庭居然是梁思成和梁思永兄弟。哥哥梁思成主持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一家加上岳母共五口人，妻子林徽因经年染病卧床；弟弟梁思永是考古学家，一家三口，早在1930年代初他就患上肋膜炎，久治不愈。为此，傅斯年曾上书朱家骅为他们申请救济：“今日在此苦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以皆宜有所体恤也”。

“星期六朋友”早已星散，“太太客厅”也已不再。昔日的豪门望族，今日的学界翘楚，在这离乱的年月却过着困顿潦倒的生活。时乖命舛，造化弄人，夫复何言？

梁思成不是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抗战初期，费正清曾邀请梁思成赴美讲学同时请林徽因一同前往治病。梁思成断然拒绝：“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如我必须死在刺刀和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费正清感慨地说：“我已经明白了，你的事业在中国，你的根也在中国。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能移栽的植物。

国可破，家可弃，气节岿然不可移，这就是“先生兮”皓皓朗月般的节操！

告别了京华曾经的安逸，却走不出如痴如醉的学术追求之梦。费正清的妻子费慰梅曾满怀深情地回忆梁思成夫妇在艰难困苦中奋发进取的情景：“思成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高贵和斯文。”“晚上他的光亮来自那盏菜油灯。当时梁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身穿马夹，下巴依在一只花瓶上，伏案作图，为的是利用花瓶这一支点，承受头部的重量，减轻脊背的重负，画图时不断调节花瓶的位置，以便继续工作。而卧病的徽因身体较好时半坐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作种种补充、修改、润色文字。”

就是在李庄，梁思成呕心沥血，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这部开启山林的巅峰巨著。逆境中的自信优雅，执着坚守，是一种高贵的人性，是根植于“先生兮”们内心深处的自觉。

1934年，生物学家童第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比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山东大学任教。1938年随山东大学内迁到四川万县。山东大学解散之后，他辗转来到了同济大学。

1942年，英国驻华大使馆战时科学参赞李约瑟来到李庄考察，在同济大学参观生物学家童第周的胚胎实验室时，李约瑟忍不住赞叹：“奇迹！科学史上的奇迹！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写出那样高水平的论文，简直不可思议！”接着，他又忍不住叹息：“童教授，你是搞金鱼试验的，可是，你这条金鱼却被抛弃在一片沙漠之中。”

条件简陋的李庄固然比不上发达的布鲁塞尔，但童第周却并不是“一条被抛弃在沙漠之中的金鱼”。这里是他魂牵梦萦的祖国，这里有他念兹在兹的骨肉同胞。

山河飘零人憔悴，卧薪尝胆图自强。蛰居李庄的“先生兮”是最懂得从历史镜鉴中认知时世，瞻望未来的一群，因而也更懂得隐忍的价值。“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如是而已，连个书架也没有”这就是他们的研究室。尽管如此，他们深知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道德担当，夕惕若厉，青灯黄卷，孜矻求索。董同龢的话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国家已经穷苦到如此地步，还让我们这些研究文史的人有饭吃，其实我们这套学问，晚过几十年再研究又有什么不可以！”

生活在这里的“先生兮”不惟学养深厚，而且淳朴善良，举手投足间的斯文与庄重让当地人刮目相看。一些年轻的“先生兮”以自己的才智赢得了李庄姑娘们的芳心，结成了一桩桩美满姻缘，为国事蜩螗的沉郁涂抹了一道别样的亮丽。战争可以杀戮生命，但却让沉潜的人性以更生动的方式凸显。在战时，在李庄，在流寓的“先生兮”身上，时空和人伦相交汇，爱情这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得到了另外一种诠释。

1946年10月，“先生兮”离开了李庄。留下“留别李庄栗峰碑铭”铭文作为纪念。辞章蕴藉典雅，文采华丽飞扬，依依惜别之情令人欷歔：

江山毓灵，人文舒粹。旧家高门，芳风光地，沧海惊涛，九州煎灼，怀我好音，爰来院托。朝堂振滞，灯火钩沉。安居求志，五年至今。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京，峨峨学府。我东旧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昔日的“先生兮”绝大多数已经遽归道山，但他们在李庄饮冰食檗、披肝沥胆的那段峥嵘岁月却早已融入我们民族记忆的泱泱长河，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不朽的精神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