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张幼仪
一个相熟的姐姐最近遇到了麻烦事，她的老公出轨了。这个姐姐哭也哭过，闹也闹过，就差没上吊了，老公还是铁了心，宁愿净身出户也要离婚。
姐姐向大家哭诉说日子没法过下去了，老公一个月没回家，回到家里看她的眼神就跟看一块抹布没有区别。
我禁不住弱弱地说，要不，就离了吧。
话才出口，姐姐就握着小粉拳两眼喷火地吼了起来：我就不离，哪能这么便宜那对狗男女。
姐妹们也附和着说就是就是，你就耗着，死也不能成全他们。我只好识趣地闭嘴了。
是选择和小三硬耗，还是断然离去，这恐怕是家有出轨男的女人遇到的最大难题。
很多年以前，一个叫张幼仪的民国女子也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她的老公徐志摩，爱上了一个叫林徽因的女孩。严格来说徐志摩并不算是出轨，顶多能算做出轨未遂，林徽因并没有接受他的示爱。可是他已经等不及了，急吼吼地要求离婚，不顾家中妻子刚刚生下第二个儿子。
张幼仪大可以哭闹，大可以痛骂传说中的“狗男女”，可是她没有，最终，她接过他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不是对无爱的婚姻忍无可忍了吗，她又何尝不是，那就成全他吧。
签下名字那一刻，她可能并没有想到，这将是她生命中一道华丽丽的分割线。
这次离婚，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一例文明离婚，张幼仪也成了文明离婚第一人。
亦舒说，当一个男人不爱一个女人时，她哭闹是错，静默是错，活着呼吸是错，连死了都是错。如果张幼仪能听到这段话，或许就会释然很多。
贰 · 放手
张幼仪的人生，以离婚为分割线，大致要分成两部分。
离婚之前，套用日本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的名字，那完全就是被嫌弃的张幼仪的半生啊。
有个问题估计困扰了她大半生：到底为什么徐志摩会这么嫌弃自己呢？论出身，她家世显赫，光是陪嫁的家具就塞了一节火车车厢还不止；论长相，她并不丑，眼睛还挺大的；论性情，她温和善良，公公婆婆都对她称赞不已；论学识，她也读过女子师范，出国后还努力学英文。
不管以哪个标准来衡量，她都称得上是个标准的贤妻了，可惜她嫁的是一个诗人，徐志摩那时要的可不是什么贤妻，他只想要一场惊天动地的爱情。看看他倾慕的两个女子，我们大致能推测出徐诗人的择偶标准，首先他肯定是个颜控，陆小曼和林徽因在民国都是压倒群芳的人物；其次他喜欢性格飞扬开朗的女子，按这两个标准，张幼仪的确不是他那杯茶。
徐志摩是个很招人喜爱的人，民国的才子学者中，恐怕得数他和胡适人缘最好。梁实秋曾说他：“他喜欢戏谑，从不出口伤人；他饮宴应酬，从不冷落任谁一个。”
就是这样一个从不出口伤人、从不冷落朋友的“暖男”，把热度都给了朋友和婚姻之外的女子，却把冷漠和伤害统统留给了家中的妻子。
在那段持续七年的婚姻中，张幼仪从丈夫那里得到了什么？
他直截了当的嫌恶。张幼仪在自传《小脚和西服》中自述，徐志摩根本没有爱过她，这场包办婚姻让他厌烦透了，第一次见到她的照片就骂她“土包子”。
他毫不掩饰的冷漠。1920年徐志摩收到父亲徐申如的信，被迫不耐烦地把张幼仪接到他身边，张幼仪回忆当时徐志摩的态度：“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的，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表情的人。”
他曲尽心思的羞辱。在英国时，有次徐志摩曾邀请过一位明小姐，去他和张幼仪在剑桥的家中吃饭。这位明小姐头发剪得短短的，涂着暗红色的口红，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可她偏偏有一双挤在两只中国绣花鞋里的小脚。这让张幼仪很震惊。事后徐问张对明小姐有什么意见，张答道：小脚与西服不搭调。徐随即尖叫：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事实上，张幼仪并没有裹脚。
简直无法想象，以上这些行为都是写出那些深情诗句的诗人所为。如果说认识林徽因之前，他对她还仅仅只是冷漠，那么后来就变成了冷酷。在英国沙士顿，张幼仪惴惴不安地告诉丈夫，自己怀孕了。徐志摩想都没想就让她“赶紧打掉”。她弱弱地说了一句“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换来的是丈夫冷冰冰的反问：“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哀莫大于心死。我想就在那一刻，她对眼前的这个男人，对她坚守的这段婚姻彻底死心了。
她没有打胎，孩子生下来了，面对还是坚持要离婚的丈夫，这次她没有再挣扎，终于选择了放弃。
放弃的那一刻，她心里一定是很痛的吧，毕竟，为了赢得徐志摩的心，她做了多少努力啊。他说她土，她就学着穿礼服、戴礼帽，力图打扮得新潮点；他嫌她没什么学识，她就拼命学英文；他在外面有了喜欢的人，她也不吵不闹，只是默默地照顾着他，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回头。
在嫁给他之后，她什么都怕，怕离婚，怕做错事，怕得不到丈夫的爱，可事到临头，再怕也抵不过心中的痛，她只得放手了。
这样的放手有着太多的不甘，所以即便过去了很多年，她已步入暮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不无幽怨地说：“我是秋天的一把扇子，只用来驱赶吸血的蚊子。当蚊子咬伤月亮的时候，主人将扇子撕碎了。”她始终弄不明白，在这段不长的婚姻中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亦舒说，当一个男人不爱一个女人时，她哭闹是错，静默是错，活着呼吸是错，连死了都是错。如果张幼仪能听到这段话，或许就会释然很多。
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总经理
第一位银行女总裁
……
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你往后退一步，只不过是为了成全别人，无意之中，却也成全了自己的碧海蓝天。
叁 · 蜕变
离婚之后，张幼仪的经历可以拍一部励志大剧，也可以写进香港作家梁凤仪的小说，名字就叫《弃妇翻身记》。
离婚后没多久，她在德国生下的幼子彼得就夭折了，这个时期，对于独自漂泊在异国的张幼仪，一定是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分吧。苦痛是一场大火，多数人会被这场火烧成灰烬，只有极少数人能在灰烬中涅重生，张幼仪就是后者。熬过最难熬的那些岁月后，在她失去了曾经珍视的一切之后，她忽然变得无所畏惧了，因为，她已经无须害怕再失去什么了。
当一个女人一无所惧时，马上会变得强大起来。张幼仪在德国完成了最初的蜕变，她边工作边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求学，学了一口流利的德语，她严肃的人生理念契合德国严谨的工作作风，在这个遥远国度找回了失落已久的自信。
携子回国后，张幼仪先是在东吴大学教德语，随后任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云裳时装公司的总经理。云裳时装公司开办不久，张幼仪接受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四哥张公权的提议，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这个岗位和她务实坚毅的性格特别相称，所以她很快就独当一面，才干突出，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一位银行女总裁。
尽管和徐志摩离了婚，张幼仪仍然以寄女的身份侍奉公婆，老人们也投桃报李，相当疼爱她——要知道，她任总经理的云裳公司，第一大股东就是她的公公兼养父徐申如。
虽然成了下堂妇，张幼仪心中也许还隐隐盼着前夫能回头。她这个阶段的奋斗，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在向着徐志摩心中的理想女性努力：他不是嫌她没学识吗，她就潜心求学；他不是嫌她太土气吗，她就干脆自己办云裳公司，摇身一变成为时尚掌门人，连陆小曼、唐瑛这样的名媛都要去云裳购置时装。
她的努力果然让徐志摩刮目相看，他后来在写给陆小曼的情书中，曾破天荒表达了对张幼仪的敬重之情：“C(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这两年来进步不少，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
可生活毕竟不是电视剧，没有给她一个逆袭的机会。1931年，徐志摩搭乘的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报信的人先通知了陆小曼，没有经历过风浪的小曼无法接受这个噩耗，把报信人关在了门外。报信人无奈，只得去通知了张幼仪，她冷静果断地让八弟带领13岁的儿子阿欢前往济南认领遗体。公祭仪式上，陆小曼想把徐志摩的衣服和棺材都换成西式的，被张幼仪坚决拒绝。
关于张幼仪其人，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对她的评价最为中肯：“她沉默地、坚强地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尊重。”
在我看来，她最值得尊重的地方是她的大度和隐忍。和徐志摩离婚后，她从未说过前夫的坏话，而且能够放下嫌隙，和前夫做起了朋友。徐志摩去世后，她独自抚养儿子，代他孝敬双亲，为了让后人知道徐志摩的著作，她还策划编写了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有人赞赏她作为新女性奋发图强的一面，我却更敬重她身上旧式女子温厚坚忍的一面。
张幼仪晚年，有人问她爱不爱徐志摩，她答道：“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作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的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解放前夕，张幼仪赴香港。1953年，张幼仪在香港与邻居中医苏纪之结婚。苏医生曾留学日本，在上海行医，也是离异有子女。婚前，她写信到美国征求儿子意见。儿子的回信情真意切：“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就这样，她迎来了生命中第二次婚姻，与第一次经历的锥心之痛相比，这次的经历堪称平淡幸福，她和苏医生相伴了18年，直到他病逝。
苏医生去世后，她去了纽约，一直活到了88岁。生前，她从来没有评论过徐志摩，在她去世八年后，侄孙女张邦梅所著英文版《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出版，书中，张幼仪回顾自己的一生说：“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你往后退一步，只不过是为了成全别人，无意之中，却也成全了自己的碧海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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